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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起义后的欢迎会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万余人,在马头镇宣布火线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
11月1日,高树勋率部离开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
11月2日,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高树勋部贺其起义,贺电全文为:“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11月4日,高树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揭露了蒋介石企图以“统一”为名吞并解放区的阴谋,阐述了起义的原因,高树勋说:“国民党对外宣传是叫我们北上受降及恢复交通,但实际给我们的命令是北上剿匪,当我们进抵新乡的时候,中央还颁发了一个《剿匪手本》,这些行动与我们全体将士的意志是完全违背的……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他的现行政策,国民党是会断送自己前途的。”
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部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蒋不惜歪曲事实来封锁起义消息。国民党中央社于11月8日以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造谣:“10月31日夜高树勋在磁县以北马头镇为共军所俘,高树勋已完全失去自由。”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
高树勋在太行根据地街头考察
回到驻地,高树勋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见到李达,他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1945年11月1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高树勋起义,毛泽东致电指出:“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为邯郸起义。”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毛泽东亲自起草文件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他明确指出:“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高树勋为《人民日报》题词
高树勋起义后,对自己简朴而贴近群众的新生活非常满意,他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
高树勋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年来之回顾》,称“本军邯郸起义时,曾宣示和平、民主与联合政府三大主张,誓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三民主义新中国奋斗到底……三民主义理想只在解放区获得实行,发扬与光大”。高树勋还托人带口信给其他国民党将领,希望这些国民党军将领效法自己,脱离反动派。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6年11月1日,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高树勋起义一周年》,文中写到:“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不愿当美国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不愿当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的看家狗,就是他们的共同要求。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主建国军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这批政工干部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帮助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最终发展为整人。一些政工干部品质恶劣,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极端,酿成“兵变”。
1947年6月,打了一年内战的国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进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据此,晋冀鲁豫军区集中所有主力,组成野战军第1、2、3、6纵队,千里跃进大别山。
在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下后,太行山上只留下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徐向前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委,共同主持工作。
民主建国军“兵变”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1946年底,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长治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县神泉村的训练班审讯。随着严刑拷打,逼供信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供出一大批“通敌”人员,且军职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特务来策反。高树勋部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徐向前,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故意放跑。接着,军区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踪高树勋,严密监视。
后来,国民党特务加紧策反活动,太行山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领导下了结论:“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也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这位军区领导说的郝鹏举,原来是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总司令。1946年1月,在梁漱溟等人的斡旋下,新四军军长陈毅派遣地下特工朱克靖(郝鹏举在苏联的同学)策反郝鹏举起义。起义后,郝鹏举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驻守赣榆县。但是郝并未与国民政府方面断绝联系,而是秘密筹划重新投诚国民政府,并对陈毅等人进行诱捕。诱捕计划失败后,郝鹏举于1947年1月将朱克靖逮捕,并再度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被委任为42集团军中将总司令。但是其部队旋即在白塔埠战役中被新四军彻底消灭,郝也被俘。1947年5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鲁南机关向渤海军区转移,郝鹏举也被押解随行。郝以为时机又到,寻机逃跑。一天,当部队撤至小清河边准备渡河时,突然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郝鹏举乘大家隐蔽时跃起逃遁,被随行的新四军战士开枪击毙。
<h1 class="pgc-h-arrow-right">叛变、再叛变 解放战争唯一被俘后枪决的国军将领郝鹏举</h1>
1947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正在学习。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晋冀鲁豫军区政工人员带领一个团,来抓高树勋。
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听得外面枪声由远而近。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政治部领导喊话,停止射击。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院子里的卫队听到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枪声距离如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在炕边下,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政工干部端着枪跑进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
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把高继芳带到会客室。就这样,3个人默默无语,从早上7点多一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被战士送走。
大约到了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进来,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一天没有吃饭,便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石磊马上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河北武安县冶陶村,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保住高树勋一条命。
令人痛心的是,这期间,在策反高树勋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王定南,也被突然五花大绑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死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在房梁上,轮番毒打56天,打死用水激活,激活再打。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了6年,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到各解放区,传到国民党军队中。国民党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这就是叛变的下场。节选自戴玉刚著《太行秘密战》一书。
太行秘密战 戴玉刚著 时代传媒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