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解放战争中的起义将领，想必吴化文以及傅作义等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在他们“投诚”后，我党不仅优待他们，还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建立彪炳功勋。
然而1949年，国军中将毕书文在“起义”后，非但没能捞到官职，反而还被陈毅元帅亲自下令枪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同样是起义将领，高树勋等人能“军功等身，光耀门楣”，而到了毕书文这里却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9年11月，毕书文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起义，说是起义，其实也不过是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想要借机保命罢了，由于他的身份贵为中将，甚至还一度获得了在我军军事学校深造的机会，有着后期任用的可能。
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这个罪恶深重的“三姓家奴”的过往被揭开，他直接被陈毅元帅下令逮捕。
为什么说他是三姓家奴
因为他曾先后服务于日本人、汪伪政府以及国民政府。
谈到毕书文就绕不开他的老上司郝鹏举，这两人可以说是革命路上的“墙头草”，谁能给他们好处，他们就往哪边倒。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势大、国内革命部队处境艰难，因此毕书文直接跟着他的老上司，大摇大摆地投靠了日本人，当起了汉奸。
而在为汪伪政府服务期间，毕书文先后担任了第1集团军科长、徐州专员以及伪淮海省“剿匪”总司令，“拿着鸡毛当令箭”，借着汪伪政府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迫害革命党人。
可毕书文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随着抗战胜利、汪伪政府倒台，他和郝鹏举的政治身份一时间变得极为敏感，而这个时候他们又恬不知耻的投入到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怀抱中，当起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路军”的最高指挥官。
为什么投靠国军而不投靠共军
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看着国军表面势大、赢面颇高。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仅很快被我党打得节节败退，就连他们自己的部队都被剿灭一空。
站错了队怎么办？
毕书文、郝鹏举直接就地“起义”，借机保命。
由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将领非常多，而他们有些人也确实错误不大、可以改造，因此我党对于起义将领是较为宽容的，也正因如此，毕书文两人得以求生。
可他们贼心不死，后来居然又趁机投向了国民党，也因此在部队被我党全歼之后，郝鹏举做了俘虏。可他知错不改，最后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
郝鹏举被击毙了，毕书文却趁着当时局面混乱，逃过一劫，他趁机收拢残部，临时组建了一个“23师”，后来又将其扩充成军，也算是重新为自己获得了一些筹码。
可深知他秉性的蒋介石，怎么可能容忍他继续带队？
直接就找借口将他撤回了重庆，丢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软禁”，随后派其他人接手了他的部队，而毕书文自然不甘就这么消失于人前，这才有了他后面的“光杆起义”。
从上述内容我们能看得出来，在毕书文这个名副其实的“三姓家奴”，其一生对革命毫无贡献不说，还多有拖累，虽然他最后的立场选择对了，向我党“投诚”，可是这也不过是他保全性命的惯有伎俩，可以说毫无诚意，因此，他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咎由自取。
说到此处，可能依然有人会感到困惑，虽说毕书文是“三姓家奴”，对我党的革命事业也没什么实际贡献，可他毕竟之前也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将”，为什么陈毅元帅最后会下令将他枪毙呢？
其实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毕书文等人“降而复叛”，试图动摇我党的革命路线。
毕书文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下场就是我党最好的“反面教材”。
他们在向我党军队投降，侥幸保得性命后，非但不懂得感恩与报恩，反而是再度被蒋介石的反动国民政府所诱惑，最终再次投入到反革命行动中去，这在我党内部竞争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而他们这种反复变更、时刻动摇的立场，也是我党坚决不能接受的。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残害了我们内部的的大量同志。
在毕书文、郝鹏举两人率领部队向我党投降后，究竟是如何重新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的呢？
这背后的真相让人心寒，那就是两人向国民反动政府上交了“投名状”！
这个投名状，就是我党的十多名军政干部。这十余位干部都是忠于我党的同志，而他们鲜活的生命最终就这么葬送在了毕书文等人、葬送在了国民政府手中。
毕书文和郝鹏举两人叛党本就是罪无可恕、不能原谅，更不用说他们为了表忠心，竟然向同志下手，视革命党人的生命如草芥。
可以说，也就是西南战役中，国军起义官兵太多，数量一度高达70万，这才让毕书文有机会鱼目混珠、逃过一劫，否则早在他起义的时候就该被我党枪毙，甚至他的投诚根本就不会被接受，因为他实在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那为什么是陈毅元帅亲自下令枪毙他呢？
其实这里有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在被毕书文迫害的十多名军政干部中，有一位就是陈毅妻子的胞弟，与陈毅夫妇关系密切。
说起来也是讽刺，在郝鹏举死的时候，毕书文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是将他们的一贯作风“发扬光大”，不仅借机上位，还想将新部队作为筹码，从而在国，党和共党之间“反复横跳”。
而他这种卑劣小人的行径，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郝鹏举死去的短短4年后，他就步上了郝鹏举的后尘。
那其他向我党投诚的将领呢？
他们绝大部分都获得了尊重与荣耀，这是因为他们的确付诸于诚意，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以国军第一位起义将领高树勋为例
，他虽然也曾服务于国民党军队，还参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可那是立场所致，不值一提。
在后来，他的结义兄弟石友三想要带领国民党部队向日军投降，得知此事的高树勋于悲愤中做出了抉择，直接命令士兵将石友三活埋在黄河岸边，可见其爱国赤诚。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不断挑起国家内部斗争，高树勋对国民政府也愈发不满，以至于在1945年他直接率领部队向我军起义。
高树勋起义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不仅为我党增添了有生力量，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表率，为后来起义将领的投诚照清了前路。
更重要的是，高树勋并没有就此“躺在功劳簿上”，反而继续为我党的解放事业做斗争，也因此他在建国后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高树勋不是起义“个例”，同样也不是“特例”，像他一样向我军投诚的不在少数，而最后功德圆满的也大有人。
傅作义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地区“剿匪”总司令，他所设计的平津保三角地区防御曾给我军造成较大的麻烦，而他自己更是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31位，由此可见其在国民党的地位。
但就是这么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在后来一力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我党降低了极大的损失。
不仅如此，在1949年2月，他还牵头完成了绥远起义，将整个绥远从国民党政府的节制中解放了出来。
由于其卓越贡献，所以在不久之后，傅作义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本人更是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
建国后，他不仅先后在国务院、水利部工作，还曾当选我国第4届政协的副主席，可以说是极受尊敬。
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可以说是不断有国民党将领向我党投诚，而这除了国民党不断势颓的原因之外，更是因为这些将领们逐渐认清了蒋介石、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
这些将领涉及范围极广，从尉官到将官，从参谋长到军长，从后勤部队到前线部队，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而这些将领选择加入我党、背弃国民党反动政府也说明蒋介石是真的失去民心，也为我们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提供了机会。
总的来说，我党对于起义将领是相当优待的，但是优待的对象却绝不会包括那些曾经背弃我党、迫害我党同胞的奸佞小人，对于这些人迎接他们的只会是我党的严苛军法以及钢铁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