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解放戰争中的起義将領，想必吳化文以及傅作義等人，大家都耳熟能詳，在他們“投誠”後，我黨不僅優待他們，還對他們委以重任，讓他們建立彪炳功勳。
然而1949年，國軍中将畢書文在“起義”後，非但沒能撈到官職，反而還被陳毅元帥親自下令槍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為何同樣是起義将領，高樹勳等人能“軍功等身，光耀門楣”，而到了畢書文這裡卻是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1949年11月，畢書文在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起義，說是起義，其實也不過是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想要借機保命罷了，由于他的身份貴為中将，甚至還一度獲得了在我軍軍事學校深造的機會，有着後期任用的可能。
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随着這個罪惡深重的“三姓家奴”的過往被揭開，他直接被陳毅元帥下令逮捕。
為什麼說他是三姓家奴
因為他曾先後服務于日本人、汪僞政府以及國民政府。
談到畢書文就繞不開他的老上司郝鵬舉，這兩人可以說是革命路上的“牆頭草”，誰能給他們好處，他們就往哪邊倒。
抗日戰争時期，由于日軍勢大、國内革命部隊處境艱難，是以畢書文直接跟着他的老上司，大搖大擺地投靠了日本人，當起了漢奸。
而在為汪僞政府服務期間，畢書文先後擔任了第1集團軍科長、徐州專員以及僞淮海省“剿匪”總司令，“拿着雞毛當令箭”，借着汪僞政府的名義，大搖大擺地迫害革命黨人。
可畢書文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頭，随着抗戰勝利、汪僞政府倒台，他和郝鵬舉的政治身份一時間變得極為敏感，而這個時候他們又恬不知恥的投入到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懷抱中，當起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六路軍”的最高指揮官。
為什麼投靠國軍而不投靠共軍
那是因為當時他們看着國軍表面勢大、赢面頗高。可他們沒想到的是，國民黨的軍隊不僅很快被我黨打得節節敗退，就連他們自己的部隊都被剿滅一空。
站錯了隊怎麼辦？
畢書文、郝鵬舉直接就地“起義”，借機保命。
由于在解放戰争中起義的将領非常多，而他們有些人也确實錯誤不大、可以改造，是以我黨對于起義将領是較為寬容的，也正因如此，畢書文兩人得以求生。
可他們賊心不死，後來居然又趁機投向了國民黨，也是以在部隊被我黨全殲之後，郝鵬舉做了俘虜。可他知錯不改，最後在逃跑過程中被擊斃。
郝鵬舉被擊斃了，畢書文卻趁着當時局面混亂，逃過一劫，他趁機收攏殘部，臨時組建了一個“23師”，後來又将其擴充成軍，也算是重新為自己獲得了一些籌碼。
可深知他秉性的蔣介石，怎麼可能容忍他繼續帶隊？
直接就找借口将他撤回了重慶，丢在重慶國民黨陸軍大學“軟禁”，随後派其他人接手了他的部隊，而畢書文自然不甘就這麼消失于人前，這才有了他後面的“光杆起義”。
從上述内容我們能看得出來，在畢書文這個名副其實的“三姓家奴”，其一生對革命毫無貢獻不說，還多有拖累，雖然他最後的立場選擇對了，向我黨“投誠”，可是這也不過是他保全性命的慣有伎倆，可以說毫無誠意，是以，他落得這麼一個下場也是咎由自取。
說到此處，可能依然有人會感到困惑，雖說畢書文是“三姓家奴”，對我黨的革命事業也沒什麼實際貢獻，可他畢竟之前也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将”，為什麼陳毅元帥最後會下令将他槍斃呢？
其實這裡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那就是畢書文等人“降而複叛”，試圖動搖我黨的革命路線。
畢書文等人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的下場就是我黨最好的“反面教材”。
他們在向我黨軍隊投降，僥幸保得性命後，非但不懂得感恩與報恩，反而是再度被蔣介石的反動國民政府所誘惑，最終再次投入到反革命行動中去，這在我黨内部競争的影響是非常惡劣的。
而他們這種反複變更、時刻動搖的立場，也是我黨堅決不能接受的。
至于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他們殘害了我們内部的的大量同志。
在畢書文、郝鵬舉兩人率領部隊向我黨投降後，究竟是如何重新取得蔣介石的信任的呢？
這背後的真相讓人心寒，那就是兩人向國民反動政府上交了“投名狀”！
這個投名狀，就是我黨的十多名軍政幹部。這十餘位幹部都是忠于我黨的同志，而他們鮮活的生命最終就這麼葬送在了畢書文等人、葬送在了國民政府手中。
畢書文和郝鵬舉兩人叛黨本就是罪無可恕、不能原諒，更不用說他們為了表忠心，竟然向同志下手，視革命黨人的生命如草芥。
可以說，也就是西南戰役中，國軍起義官兵太多，數量一度高達70萬，這才讓畢書文有機會魚目混珠、逃過一劫，否則早在他起義的時候就該被我黨槍斃，甚至他的投誠根本就不會被接受，因為他實在是罪行累累，罄竹難書。
那為什麼是陳毅元帥親自下令槍斃他呢？
其實這裡有個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在被畢書文迫害的十多名軍政幹部中，有一位就是陳毅妻子的胞弟，與陳毅夫婦關系密切。
說起來也是諷刺，在郝鵬舉死的時候，畢書文非但沒有引以為戒，反而是将他們的一貫作風“發揚光大”，不僅借機上位，還想将新部隊作為籌碼，進而在國，黨和共黨之間“反複橫跳”。
而他這種卑劣小人的行徑，最終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郝鵬舉死去的短短4年後，他就步上了郝鵬舉的後塵。
那其他向我黨投誠的将領呢？
他們絕大部分都獲得了尊重與榮耀，這是因為他們的确付諸于誠意，投身于共産主義革命事業。
以國軍第一位起義将領高樹勳為例
，他雖然也曾服務于國民黨軍隊，還參與了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第三次“圍剿”，可那是立場所緻，不值一提。
在後來，他的結義兄弟石友三想要帶領國民黨部隊向日軍投降，得知此事的高樹勳于悲憤中做出了抉擇，直接指令士兵将石友三活埋在黃河岸邊，可見其愛國赤誠。
與此同時，随着國民黨不斷挑起國家内部鬥争，高樹勳對國民政府也愈發不滿，以至于在1945年他直接率領部隊向我軍起義。
高樹勳起義是有重要意義的，他不僅為我黨增添了有生力量，還在全國範圍内形成了一種表率，為後來起義将領的投誠照清了前路。
更重要的是，高樹勳并沒有就此“躺在功勞簿上”，反而繼續為我黨的解放事業做鬥争，也是以他在建國後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高樹勳不是起義“個例”，同樣也不是“特例”，像他一樣向我軍投誠的不在少數，而最後功德圓滿的也大有人。
傅作義曾經是國民黨華北地區“剿匪”總司令，他所設計的平津保三角地區防禦曾給我軍造成較大的麻煩，而他自己更是在1948年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中名列第31位，由此可見其在國民黨的地位。
但就是這麼一位國民黨進階将領，卻在後來一力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為我黨降低了極大的損失。
不僅如此，在1949年2月，他還牽頭完成了綏遠起義，将整個綏遠從國民黨政府的節制中解放了出來。
由于其卓越貢獻，是以在不久之後，傅作義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本人更是以新中國上司人的身份參加了1949年的開國大典。
建國後，他不僅先後在國務院、水利部工作，還曾當選我國第4屆政協的副主席，可以說是極受尊敬。
在整個解放戰争的過程中，可以說是不斷有國民黨将領向我黨投誠，而這除了國民黨不斷勢頹的原因之外，更是因為這些将領們逐漸認清了蔣介石、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真面目。
這些将領涉及範圍極廣，從尉官到将官，從參謀長到軍長，從後勤部隊到前線部隊，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而這些将領選擇加入我黨、背棄國民黨反動政府也說明蔣介石是真的失去民心，也為我們加快解放戰争的程序提供了機會。
總的來說，我黨對于起義将領是相當優待的，但是優待的對象卻絕不會包括那些曾經背棄我黨、迫害我黨同胞的奸佞小人，對于這些人迎接他們的隻會是我黨的嚴苛軍法以及鋼鐵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