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

山田景三

鲁迅不懂得"存在主义哲学"，与西欧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毫无关系。他年轻时曾痴迷于尼采，但那只是对虚无主义的独特理解，虚无主义甚至包含与真正的尼采主义相矛盾的元素。不过，如果你以开放的心态阅读鲁迅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有"存在主义思维"，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或思想不是在被作家和哲学家系统化和命名之后形成的。鲁迅的文学和思想都是鲁迅自己创作的。对鲁迅来说，结果是一种"存在主义"。

革命与文学

在19世纪之前的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王朝继承成为常态。19世纪可以说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来自西欧列强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来自这个国家之前的民族主义的复杂因素，为新政权提供了机会，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孙文和鲁迅是象征一个时代的革命者。

1866年出生的孙文和15年后出生的鲁迅，各自把新中国的成立和树人作为毕生的事业，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为之努力。两人都在年轻时学习医学，并以此作为他们生活的起点。孙文从事的是实际的革命运动，而鲁迅则试图用文学来改造民族精神。

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都对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改革运动的改革思想有一段时间的信念。19世纪末前，孙文致力于在汉族共和国建立武装起义，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学习，很快与旨在推翻满族政权的爱国共和革命产生共鸣。

1895年，孙文在广州起义中失败，沦为流亡者。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包括日本，从事革命事业，虽然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但仍未放弃建国的理想和热情。建国的想法是一项以生命为代价的危险事业，孙文经历了伦敦灾难（1896年）（1）和军阀陈玉明的抗乱（1922年）造成的危机，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但他奇迹般地从危机中走出来，直到去世才放弃理想。作为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他在精神上配得上革命者的称号，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在现实中妥协。

相比之下，鲁迅从未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从未有过建国蓝图，但他从孙文到毛泽东一直在追随革命，一直在问如何培养革命者的问题。因此，鲁迅作为精神革命家，参与了灵魂的塑造。

对鲁迅来说，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是无用的，是"于玠的产物"（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同时，他也认为，正是这种无效和没有机会，才使文学在精神中的作用成为可能。他认为，革命和文学在"对现状的不安"方面是一致的。在他题为"文学与政治的误入歧途"的演讲中，他谈到了文学与革命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每当我觉得文学和政治发生冲突时，文学和革命并不是对立面，两者之间也有同样的不安。只有政治才能维持现状，自然而然地对文艺不同方向的现状感到不安。政治要维持现状，使其统一，文艺催促社会演进，使其逐渐分离;

结果，作家被政客们打压为绊脚石，但鲁迅说，作家自己为自己的人玩，或者把自己绑起来斩首，或者在最近的墙脚下开枪，作家是用自己的打的。卢迅在这里对文学的看法与日本作家夏慕松石的《草枕》完全相同，后者说"诗人有义务用自己的手解剖自己的身体，然后告诉世界他的病情"。但在社会关系方面，鲁迅的观点与夏木舒石还有相当的距离。

二、"误入歧途"和"差路"

人们经常被迫在生活中的各种场合做出选择，当选择几种可能的选择中的哪一种与自己的价值观有关时，在没有任何预先准备的生活指南的情况下，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存在主义哲学的信徒，不承认自然在现实之前的存在，虽然是自由的，但不得不忍受孤独和不安，以及无休止的怀疑和绝望。

鲁迅年轻时相信康的自我完善，在日本留学后，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张太妍、孙文的种族革命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进化论产生共鸣。但他试图从承载这些思想的人类精神中找到自然的价值，而不是这些社会改革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经常在火中栗子。从根本意义上讲，这种态度是存在主义的典型特征。

存在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思想圈中创立，1940年代移植到法国，在鲁迅时代，存在主义没有一丝传播到中国。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文化圈中，"现实存在"这个词甚至都找不到。（2）然而，鲁迅在留学后期就对尼采沉迷了，虽然他接受尼采和原来的尼采主义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也可以勉强推断出，他从小就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倾向。

生活哲学不是只有在系统化和定义之后才能获得其地位。在它被哲学家命名并作为思想构建之前，它就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鲁迅在学习存在主义之后，并没有开始思考存在主义，他目睹了在存在这个普遍性和必然性之前，许多受挫的社会改革，他心中有一种信念，即中国离不开民族性格的转变，就无法死而复生。可以说，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鲁迅的思维方式已经走向了存在主义。

换言之，鲁迅并没有从欧洲哲学家理论化的哲学立场出发，而是开始以一种存在主义的方式思考，这在他的非创造性文章中有所体现。例如，《两地之书》中有以下段落：

我经常觉得只有"黑暗和虚无"才是"真实的"，但我更喜欢这些绝望的抵抗，所以有很多极端的声音。（第四封信）

在《两地之书》的第二封信中，鲁迅回答徐广平的提问说：

走很远的人生路，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点。一个是"误入歧途"，如果是穆伊先生，据说他会哭回来。但我不哭也不回来，先以错的方式坐下，休息一下，或者睡觉，所以选择一条看似可以走的路再走，如果遇到诚实的人，也许拿他的食物来填补饥饿感，但不要问路，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不会知道。二是"差路"，听说严先生也哭了回去，但我也喜欢走错路的路，或者踏进去，在刺猬里走开。

这些文章写于1925年，当时是鲁迅的第二部作品集《野草》和散文诗集的时期。鲁迅顺应时代的潮流，经历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的"呐喊"时代，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守"时代低迷，并以这种心情被命名为他的作品。

之后，他离开北京，从厦门搬到广东，1928年10月，他到达了上海的最后一站，在那里他面临着来自"革命文学"的批评。结果，鲁迅摆脱了"只相信进化论"的偏见。

有一件事我要感谢创意社会，就是他们"挤"我去读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理解了以前文学史学家说了很多，或者纠缠不清的问题。因此，翻译了普利卡诺夫的《艺术理论》的副本，以纠正我的进化论的偏见，我，也因为我，只相信它（三集自由和序言）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提到了

我一直相信进化论，一直以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青春会比旧更好，对于青春，我尊重，经常给我十把刀，我只给他一箭。但后来我意识到我错了。

这是鲁迅用略带自嘲的语气写的，他回忆说，他面对那些嗜血的年轻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果从"进化"中走出来。但即便是在那之后，鲁迅也没有提到自己来自的思想立场。

虽然在晚年，鲁迅与周洋领导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员就国防文学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另一方面，他支持"中国当前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宣称"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3）鲁迅的态度难以理解，从而造成很多误区。但是，试图从固定的意识形态来理解鲁迅，恐怕只会被鲁迅本人强烈拒绝。

三、路人

鲁迅的作品以戏剧形式有两（4），其中一部是《路过》中的中年旅行者，寄托了作者"五四低潮期"的心态。作品中的老人、女孩和路人代表着过去、未来和现在。

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路人，现在正要到"前线"去。对于老年人来说，"前面"就是"坟墓"，对于年轻女孩来说，有"野百合野玫瑰"的美丽花园。路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走得干渴"，"脚断了"，但还是往前走。老人劝他"最好四处走走"，但他回答说："我只需要去。因为即使你"回到那里"，你也不会找到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房东"，"没有驱逐出境和笼子"，"没有皮肤微笑"，"外面没有眼泪"的地方。

那些讨厌这一切的人，坚决拒绝摇摆，说"只走"，"前面的那个声音叫我走"。但是他的脚很久以前就断了，"有很多伤，很多血，"他说，"我要喝点血。但是血在哪里呢？但我不想喝任何人的血。我必须喝点水来补充我的血液。

从路人的果断坚持中，可以看出，没有地图的旅行者——鲁迅的诚意，虽然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只能往前走。虽然我想喝点血来补充自己的力量，但我不想为此牺牲别人。路人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他们决心继续前进。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这样一个声音：即使没有路标，也只有自我存在的可能性进入未来。

《路人》中的三个人物，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散文诗集《杂草》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设定。《秋夜》描写了梦境，梦见春天会来过后，那朵粉红色的小花，决定了春秋之后落叶和静音地铁般的直树。《影子的告别》描绘了"无地"在"黎明"和"黄昏"交界处徘徊的"无地者"。在"布施"和"乞丐"，"过度布施""给予疲惫，怀疑，仇恨""我"（乞丐）;综上所述，两极之间摇摆的存在，往往是此时鲁迅的真实写照。

编辑了《野草》第二部集和散文诗集《野草》的鲁迅，是名副其实的不休息者。他被迫陷入孤独、不安和无休止的怀疑和绝望。

我看过辛亥革命，看过第二次革命，看过袁世凯叫皇帝，张勋复辟，看一看，我看得出来疑惑，所以我很失望，也很失望。民族主义作家今年在一份小报上说，"鲁迅可疑"是好的。"（鲁迅《自我选集自我秩序》，1932年）

这期间，他在给徐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的抗拒，就是希望光明会来临？我认为情况一定是这样。但我的抵抗只不过是黑暗的混乱"（书信，24）。他谈到了自己的心态，说他正处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起伏"之中。

对于这样的鲁迅来说，"绝望"甚至是一种"虚伪"，"希望"和"假"是一样的。没有向导，他不得不继续前进。鲁迅在《余》中刻有"路漫漫长，我要上上下寻找"的"出发"部分，它清晰地展现了一种在黑暗中逝去的感觉。

无意识的存在主义

据说，德语第一次翻译成日语的"真实存在"（中文存在）是当Kaiji Nishikori翻译Sherin的《人类自由的本质》（1927年）时。从那时起，尽管海德格尔在《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评论》（1933）中使用了"真实"（5）这个词，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首字母缩略词。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并没有流行起来，思想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当时"存在主义"是一个与1936年去世的鲁迅无关的术语。

但是，哲学直到被哲学家系统化并固定为学术术语时才会出现。只要一个人活着，他就被迫对所有事情做出选择，思考他或她的生活方式，并创造新的价值。对于那些没有既定指导方针的人，甚至那些对现有指导方针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自由选择的空间因此更加开放。

另一方面，在扩大选择自由的同时，必然导致选择中的责任和苦恼。伊萨特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是在"选择自己的道德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因此"受到无助的惩罚，无益的创造人类的惩罚"，在任何时候，"被判自由"。（6）与自由的形象是责任、苦恼、焦虑和孤独。

正如鲁迅所说，达到"败类"境界的生存之道，就是把"黑暗与虚无"仅仅看成是"真实的"，"对这些拼命的反抗"。甚至他也认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了"。但即便如此，被封闭在无出路的黑暗中，他还是无法休息，"不得不走"向前面，即使前面有一个坟墓，"不得不走"，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被判处"自由惩罚"的存在主义者的生存。

那么，鲁迅对抗"黑暗"的基础是什么呢？正如西欧的存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切都是自由的吗？在没有任何基准的情况下，尝试以自我存在的可能性为未来做计划？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在鲁迅的中国，深刻的社会问题和严峻的日常现实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有许多人甚至没有得到作为人类的最低生存保证。鲁迅对此感叹不已，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改变这个现实。

结果，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学来表现人类的精神。鲁迅从小就经历过很多挫折，所以他几乎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他所想的一切感到绝望。鲁迅在民族性格中看到了AQ的"精神胜利法则"，坚信不根除这种奴性，中国就不会重生。他所看到的"存在"，就是必须从中解脱出来的"实相"。鲁迅的写作活动，被作者称为"启蒙运动"，是为了转变这种民族性格而积累起来的。

但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他怀疑所有既成事实都存在。所以，虽然来自这里的不安和孤独让他绝望，但他永远不会让自己逃离绝望。因为他认为"绝望和希望是一样的"。

那么，那之后的鲁迅之行该如何理解呢？于秋白说，鲁迅"从进化论走向阶级理论，从争取解放的个人主义到战斗中世界改革中的集体主义"，最后得出结论，鲁迅终于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很多支持它的观点。然而，鲁迅从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据说他甚至没有读过《资本论》。⑦

"革命文学之争"之后，鲁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书籍，翻译成中文，声称自己研究的相关文献比马克思主义者多。但是，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政策上，甚至在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鲁迅对此有单独的认识。（8）鲁迅的态度还是极其存在主义的。这与西欧哲学史上系统化的存在主义无关，只能称为"无意识存在主义"鲁迅的思想形式。

注：本文原文为日文，由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魏伟女士承担了中文手稿的翻译工作，并经过秦刚先生的翻修和审校。我要向两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意：

（1）当时（1896年），流亡伦敦的孙文被清朝使馆逮捕入狱。次年（1897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出版了"伦敦新娘"的标题。

（2）根据谢志曦的《生命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清华周刊》（1934年12月）有"存在主义"的介绍。但"现实"的概念和词汇，并没有根植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圈。

（3）鲁迅："回答徐伟勇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本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8 月的月刊《作家》第一卷和第五期。

（4）除了《路人》，收录在《新故事》（鲁迅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还有《死亡》（这本书以前没有在出版社出版过）。

（5）《九鬼：九鬼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九鬼书》第三卷，第199页，最初出版于1933年，《岩保讲哲学》，岩保书店）。

（6）（萨特）：《什么是存在主义》，人民文书学院1955年版，第32-33页。

（7）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给姚珂的信中写道，《资本论》"没有尝过寓言的味道，甚至没有碰过手"。

（8）关于此事，在作者的《火贼——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山田经三：鲁迅世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233页）中有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