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無意識的存在主義

山田景三

魯迅不懂得"存在主義哲學"，與西歐哲學中的"存在主義"毫無關系。他年輕時曾癡迷于尼采，但那隻是對虛無主義的獨特了解，虛無主義甚至包含與真正的尼采主義相沖突的元素。不過，如果你以開放的心态閱讀魯迅的作品，你會發現他有"存在主義思維"，這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文學或思想不是在被作家和哲學家系統化和命名之後形成的。魯迅的文學和思想都是魯迅自己創作的。對魯迅來說，結果是一種"存在主義"。

革命與文學

在19世紀之前的中國，曆時兩千多年的王朝繼承成為常态。19世紀可以說是曆史的轉折點。一方面，來自西歐列強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來自這個國家之前的民族主義的複雜因素，為新政權提供了機會，盡管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孫文和魯迅是象征一個時代的革命者。

1866年出生的孫文和15年後出生的魯迅，各自把新中國的成立和樹人作為畢生的事業，在各自的職業生涯中為之努力。兩人都在年輕時學習醫學，并以此作為他們生活的起點。孫文從事的是實際的革命運動，而魯迅則試圖用文學來改造民族精神。

雖然時間短暫，但他們都對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的改革運動的改革思想有一段時間的信念。19世紀末前，孫文緻力于在漢族共和國建立武裝起義，20世紀初魯迅在日本學習，很快與旨在推翻滿族政權的愛國共和革命産生共鳴。

1895年，孫文在廣州起義中失敗，淪為流亡者。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從事革命事業，雖然多次面臨生命危險，但仍未放棄建國的理想和熱情。建國的想法是一項以生命為代價的危險事業，孫文經曆了倫敦災難（1896年）（1）和軍閥陳玉明的抗亂（1922年）造成的危機，多次面臨死亡的危險。但他奇迹般地從危機中走出來，直到去世才放棄理想。作為一個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他在精神上配得上革命者的稱号，盡管他有時不得不在現實中妥協。

相比之下，魯迅從未參加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也從未有過建國藍圖，但他從孫文到毛澤東一直在追随革命，一直在問如何培養革命者的問題。是以，魯迅作為精神革命家，參與了靈魂的塑造。

對魯迅來說，文學在現實生活中是無用的，是"于玠的産物"（魯迅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同時，他也認為，正是這種無效和沒有機會，才使文學在精神中的作用成為可能。他認為，革命和文學在"對現狀的不安"方面是一緻的。在他題為"文學與政治的誤入歧途"的演講中，他談到了文學與革命和政治之間的關系。

每當我覺得文學和政治發生沖突時，文學和革命并不是對立面，兩者之間也有同樣的不安。隻有政治才能維持現狀，自然而然地對文藝不同方向的現狀感到不安。政治要維持現狀，使其統一，文藝催促社會演進，使其逐漸分離;

結果，作家被政客們打壓為絆腳石，但魯迅說，作家自己為自己的人玩，或者把自己綁起來斬首，或者在最近的牆腳下開槍，作家是用自己的打的。盧迅在這裡對文學的看法與日本作家夏慕松石的《草枕》完全相同，後者說"詩人有義務用自己的手解剖自己的身體，然後告訴世界他的病情"。但在社會關系方面，魯迅的觀點與夏木舒石還有相當的距離。

二、"誤入歧途"和"差路"

人們經常被迫在生活中的各種場合做出選擇，當選擇幾種可能的選擇中的哪一種與自己的價值觀有關時，在沒有任何預先準備的生活指南的情況下，無論結果如何，都必須對自己做出的選擇負責。存在主義哲學的信徒，不承認自然在現實之前的存在，雖然是自由的，但不得不忍受孤獨和不安，以及無休止的懷疑和絕望。

魯迅年輕時相信康的自我完善，在日本留學後，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張太妍、孫文的種族革命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進化論産生共鳴。但他試圖從承載這些思想的人類精神中找到自然的價值，而不是這些社會改革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經常在火中栗子。從根本意義上講，這種态度是存在主義的典型特征。

存在主義于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思想圈中創立，1940年代移植到法國，在魯迅時代，存在主義沒有一絲傳播到中國。然而，在當時的中國文化圈中，"現實存在"這個詞甚至都找不到。（2）然而，魯迅在留學後期就對尼采沉迷了，雖然他接受尼采和原來的尼采主義有相當大的差距，但也可以勉強推斷出，他從小就有一種存在主義的思考傾向。

生活哲學不是隻有在系統化和定義之後才能獲得其地位。在它被哲學家命名并作為思想建構之前，它就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魯迅在學習存在主義之後，并沒有開始思考存在主義，他目睹了在存在這個普遍性和必然性之前，許多受挫的社會改革，他心中有一種信念，即中國離不開民族性格的轉變，就無法死而複生。可以說，在這種信仰的支配下，魯迅的思維方式已經走向了存在主義。

換言之，魯迅并沒有從歐洲哲學家理論化的哲學立場出發，而是開始以一種存在主義的方式思考，這在他的非創造性文章中有所展現。例如，《兩地之書》中有以下段落：

我經常覺得隻有"黑暗和虛無"才是"真實的"，但我更喜歡這些絕望的抵抗，是以有很多極端的聲音。（第四封信）

在《兩地之書》的第二封信中，魯迅回答徐廣平的提問說：

走很遠的人生路，最容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點。一個是"誤入歧途"，如果是穆伊先生，據說他會哭回來。但我不哭也不回來，先以錯的方式坐下，休息一下，或者睡覺，是以選擇一條看似可以走的路再走，如果遇到誠實的人，也許拿他的食物來填補饑餓感，但不要問路，因為我本來以為他不會知道。二是"差路"，聽說嚴先生也哭了回去，但我也喜歡走錯路的路，或者踏進去，在刺猬裡走開。

這些文章寫于1925年，當時是魯迅的第二部作品集《野草》和散文詩集的時期。魯迅順應時代的潮流，經曆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時期的"呐喊"時代，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守"時代低迷，并以這種心情被命名為他的作品。

之後，他離開北京，從廈門搬到廣東，1928年10月，他到達了上海的最後一站，在那裡他面臨着來自"革命文學"的批評。結果，魯迅擺脫了"隻相信進化論"的偏見。

有一件事我要感謝創意社會，就是他們"擠"我去讀幾大學學的文藝理論，了解了以前文學史學家說了很多，或者糾纏不清的問題。是以，翻譯了普利卡諾夫的《藝術理論》的副本，以糾正我的進化論的偏見，我，也因為我，隻相信它（三集自由和序言）

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還提到了

我一直相信進化論，一直以為未來會比過去更好，青春會比舊更好，對于青春，我尊重，經常給我十把刀，我隻給他一箭。但後來我意識到我錯了。

這是魯迅用略帶自嘲的語氣寫的，他回憶說，他面對那些嗜血的年輕馬克思主義批評，也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結果從"進化"中走出來。但即便是在那之後，魯迅也沒有提到自己來自的思想立場。

雖然在晚年，魯迅與周洋上司的上海中國共産黨員就國防文學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解散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但另一方面，他支援"中國目前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并宣稱"無條件地加入這條戰線"。（3）魯迅的态度難以了解，進而造成很多誤區。但是，試圖從固定的意識形态來了解魯迅，恐怕隻會被魯迅本人強烈拒絕。

三、路人

魯迅的作品以戲劇形式有兩（4），其中一部是《路過》中的中年旅行者，寄托了作者"五四低潮期"的心态。作品中的老人、女孩和路人代表着過去、未來和現在。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也不知道該去哪裡路人，現在正要到"前線"去。對于老年人來說，"前面"就是"墳墓"，對于年輕女孩來說，有"野百合野玫瑰"的美麗花園。路人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走得幹渴"，"腳斷了"，但還是往前走。老人勸他"最好四處走走"，但他回答說："我隻需要去。因為即使你"回到那裡"，你也不會找到一個"沒有名字"，"沒有房東"，"沒有驅逐出境和籠子"，"沒有皮膚微笑"，"外面沒有眼淚"的地方。

那些讨厭這一切的人，堅決拒絕搖擺，說"隻走"，"前面的那個聲音叫我走"。但是他的腳很久以前就斷了，"有很多傷，很多血，"他說，"我要喝點血。但是血在哪裡呢？但我不想喝任何人的血。我必須喝點水來補充我的血液。

從路人的果斷堅持中，可以看出，沒有地圖的旅行者——魯迅的誠意，雖然不知道該去哪裡，但隻能往前走。雖然我想喝點血來補充自己的力量，但我不想為此犧牲别人。路人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但他們決心繼續前進。魯迅在這篇文章中透露出這樣一個聲音：即使沒有路标，也隻有自我存在的可能性進入未來。

《路人》中的三個人物，分别代表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散文詩集《雜草》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設定。《秋夜》描寫了夢境，夢見春天會來過後，那朵粉紅色的小花，決定了春秋之後落葉和靜音地鐵般的直樹。《影子的告别》描繪了"無地"在"黎明"和"黃昏"交界處徘徊的"無地者"。在"布施"和"乞丐"，"過度布施""給予疲憊，懷疑，仇恨""我"（乞丐）;綜上所述，兩極之間搖擺的存在，往往是此時魯迅的真實寫照。

編輯了《野草》第二部集和散文詩集《野草》的魯迅，是名副其實的不休息者。他被迫陷入孤獨、不安和無休止的懷疑和絕望。

我看過辛亥革命，看過第二次革命，看過袁世凱叫皇帝，張勳複辟，看一看，我看得出來疑惑，是以我很失望，也很失望。民族主義作家今年在一份小報上說，"魯迅可疑"是好的。"（魯迅《自我選集自我秩序》，1932年）

這期間，他在給徐廣平的一封信中寫道："你們的抗拒，就是希望光明會來臨？我認為情況一定是這樣。但我的抵抗隻不過是黑暗的混亂"（書信，24）。他談到了自己的心态，說他正處于"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的起伏"之中。

對于這樣的魯迅來說，"絕望"甚至是一種"虛僞"，"希望"和"假"是一樣的。沒有向導，他不得不繼續前進。魯迅在《餘》中刻有"路漫漫長，我要上上下尋找"的"出發"部分，它清晰地展現了一種在黑暗中逝去的感覺。

無意識的存在主義

據說，德語第一次翻譯成日語的"真實存在"（中文存在）是當Kaiji Nishikori翻譯Sherin的《人類自由的本質》（1927年）時。從那時起，盡管海德格爾在《關于存在與時間的評論》（1933）中使用了"真實"（5）這個詞，但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首字母縮略詞。然而，存在主義哲學并沒有流行起來，思想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傳播到世界各地，當時"存在主義"是一個與1936年去世的魯迅無關的術語。

但是，哲學直到被哲學家系統化并固定為學術術語時才會出現。隻要一個人活着，他就被迫對所有事情做出選擇，思考他或她的生活方式，并創造新的價值。對于那些沒有既定指導方針的人，甚至那些對現有指導方針持懷疑态度的人來說，自由選擇的空間是以更加開放。

另一方面，在擴大選擇自由的同時，必然導緻選擇中的責任和苦惱。伊薩特說，人不是從一開始就形成的，是在"選擇自己的道德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是以"受到無助的懲罰，無益的創造人類的懲罰"，在任何時候，"被判自由"。（6）與自由的形象是責任、苦惱、焦慮和孤獨。

正如魯迅所說，達到"敗類"境界的生存之道，就是把"黑暗與虛無"僅僅看成是"真實的"，"對這些拼命的反抗"。甚至他也認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了"。但即便如此，被封閉在無出路的黑暗中，他還是無法休息，"不得不走"向前面，即使前面有一個墳墓，"不得不走"，這是他的生活方式。這就是被判處"自由懲罰"的存在主義者的生存。

那麼，魯迅對抗"黑暗"的基礎是什麼呢？正如西歐的存在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一切都是自由的嗎？在沒有任何基準的情況下，嘗試以自我存在的可能性為未來做計劃？當然，事實并非如此。

在魯迅的中國，深刻的社會問題和嚴峻的日常現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有許多人甚至沒有得到作為人類的最低生存保證。魯迅對此感歎不已，他苦苦思索着如何改變這個現實。

結果，他發現他所能做的就是通過文學來表現人類的精神。魯迅從小就經曆過很多挫折，是以他幾乎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他所想的一切感到絕望。魯迅在民族性格中看到了AQ的"精神勝利法則"，堅信不根除這種奴性，中國就不會重生。他所看到的"存在"，就是必須從中解脫出來的"實相"。魯迅的寫作活動，被作者稱為"啟蒙運動"，是為了轉變這種民族性格而積累起來的。

但是，在沒有指導的情況下，他懷疑所有既成事實都存在。是以，雖然來自這裡的不安和孤獨讓他絕望，但他永遠不會讓自己逃離絕望。因為他認為"絕望和希望是一樣的"。

那麼，那之後的魯迅之行該如何了解呢？于秋白說，魯迅"從進化論走向階級理論，從争取解放的個人主義到戰鬥中世界改革中的集體主義"，最後得出結論，魯迅終于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甚至還有很多支援它的觀點。然而，魯迅從未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據說他甚至沒有讀過《資本論》。⑦

"革命文學之争"之後，魯迅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書籍，翻譯成中文，聲稱自己研究的相關文獻比馬克思主義者多。但是，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政策上，甚至在當時的蘇聯共産黨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見，魯迅對此有單獨的認識。（8）魯迅的态度還是極其存在主義的。這與西歐哲學史上系統化的存在主義無關，隻能稱為"無意識存在主義"魯迅的思想形式。

注：本文原文為日文，由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碩士研究所學生魏偉女士承擔了中文手稿的翻譯工作，并經過秦剛先生的翻修和審校。我要向兩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注意：

（1）當時（1896年），流亡倫敦的孫文被清朝使館逮捕入獄。次年（1897年），在英國布裡斯托爾，出版了"倫敦新娘"的标題。

（2）根據謝志曦的《生命的執着——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199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清華周刊》（1934年12月）有"存在主義"的介紹。但"現實"的概念和詞彙，并沒有根植于當時的中國文化圈。

（3）魯迅："回答徐偉勇與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936年8月）。本文最初發表于 1936 年 8 月的月刊《作家》第一卷和第五期。

（4）除了《路人》，收錄在《新故事》（魯迅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還有《死亡》（這本書以前沒有在出版社出版過）。

（5）《九鬼：九鬼哲學》（海德格爾的哲學）（《九鬼書》第三卷，第199頁，最初出版于1933年，《岩保講哲學》，岩保書店）。

（6）（薩特）：《什麼是存在主義》，人民文書學院1955年版，第32-33頁。

（7）魯迅在1933年11月15日給姚珂的信中寫道，《資本論》"沒有嘗過寓言的味道，甚至沒有碰過手"。

（8）關于此事，在作者的《火賊——魯迅與馬克思主義》（山田經三：魯迅世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233頁）中有詳細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