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中篇小说）

晚饭后，我向汪珍妮请好假，邀请美慧姐到乌苏里江边的一家茶馆。

江天多云，半轮月亮在厚薄不匀的云层间沉浮，秋天的江水在窗外低沉地呜咽着，一声接着一声的，仿佛在回应我俩此刻的心境。

茶室小巧玲珑，我们隔着桌子相对而坐。她比我大三岁，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满头乌发中影影绰绰地映射出几根银丝，年龄看起来和我们镇上四五十岁的女性差不多。单从相貌上判断，没有谁相信美慧姐的年龄已近六十岁。

隔着桌子，她的哀愁隐藏在礼节性的笑容里，习惯性地——对，就是习惯性地朝我鞠了一躬，示意我的讲述可以开始。

于是，我就说了起来：“伯父的老年痴呆前兆应该是有的。现在回想，应该是在五年前，打从养那只山羊时就已经出现了。”

美慧姐不动声色地听着。上午，我们刚把周伯——她的父亲送进了公墓。我看了她一眼，讲述在继续：“就是下午，你见到的那只羊，它长了一身细软又有些蓬松的白毛，犄角弯弯地向后，耳朵尖尖地朝前。你下午见到它时，它的犄角差不多完全是灰褐色的了。五年前，我刚看见它时，它的犄角还是粉红的颜色多一些，胡子也没有现在这么长……”

五年前的那天，我从吉林出差回来，给周伯捎了两袋当地产的松茸。自从十年前，周伯的老伴儿——李婶去世后，在日本定居的美慧姐就委托我平日里多照看一下她的父亲。

我家和周伯家是乌苏里江小镇上的邻居，我们两家共用一堵侧面的院墙。我们的父亲从小在一起光屁股长大。七年前，我的父亲与疾病抗争失败、离我们而去后，伤心至极的母亲住进了哈尔滨我姐姐家。我参加工作后，就一直住在县城里。所以，从我母亲到了哈尔滨后，我家的老宅子就渐渐荒芜了。夏天，充当院墙的木栅栏上都长出了一嘟噜一嘟噜白色的蘑菇，院子里也是杂草丛生，野兔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园。

我记着美慧姐的嘱托，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从县城回老宅来看看。从县城开车回来，大约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

五年前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那只羊时，它正在周伯家的门前——也是我家门前的草坡上吃草。草坡平缓，站在我家或周伯家的院门前眺望，孩童的目光都可以越过坡顶看到一片白桦林的林梢，白桦林就生长在草坡那一边的坡底，那一边的草坡不像我们门前的这侧这么平缓。

那是6月的一天，蔚蓝的天空上飘荡着两三朵絮状的白云，草坡上的鸢尾花已经开出了东一簇西一丛的紫色花朵，通泉草的花是黄色的，草地一片芬芳。周伯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坐在那只羊的旁边，屁股底下垫着一顶白色的遮阳帽，嘴里也像羊似的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根草茎。

刹车声惊动了那只羊，它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方形的瞳孔，让我一阵毛骨悚然。我是第一次注意到山羊长着一双方形的瞳孔，大白天的，让我有足够的勇气生出好奇，我往它跟前走了几步。它看见我逼近，四蹄不安地在周伯身边捯动起来。周伯从地上慢慢地站起来，一手抓起那顶皱巴巴、沾染了草汁和泥屑的白色遮阳帽，一手捏着还在嘴里咀嚼的那根草茎，疑惑而又怒气冲冲地朝我走过来。

我摘下了太阳镜，好奇地问：“周伯，你咋养上羊了呢？”

周伯听见我的声音，迟疑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他仔细瞅了瞅我的脸：“是大成啊！”他露出几分羞涩的表情说，“我呀，还不是闲得慌嘛！养只羊，好和它说说话。再说，我不是喝羊奶长大的吗？”

这个我知道，周伯是日本遗孤，他的父母是日本侵华时开拓团的成员，日本投降大遣返时，周伯至今还记得他的母亲曾用山羊的奶喂过他。周伯的父亲池田次郎死在遣返的途中，母亲池田美子遣返后的信息至今不详。

“美慧姐不愿意回来，您又不愿意到她那地方常住，您说您去美慧姐那地方多好呀！当然条件方面是另一说了，关键是天天守着自己的女儿，那不就跟守着春天一样嘛！”

周伯委屈似地说：“大成啊，连你都这么说。我不是不想守着美慧，可你美慧姐现在又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孩子的，她也不容易呀。再说，舞鹤那地方又潮湿又闷热，去一次就起一身痱子，语言又不通，去了感觉自己像个怪物似的。大成啊，哪儿好都不如自个儿的家好呀！”

我点头：“也是，您说得对！微信视频会了吧？反正通过微信视频也能和美慧姐天天见！”

“会了，会了，可视频毕竟和在身边不一样啊。”周伯诚恳地说。

我笑着说：“那您又不愿意去那地方常住。”话又绕了回来。

五年前，我的职务已经由县政府一个职能局的副局长提拔为局长了。工作比以前忙了许多，我只能偶尔回到乌苏里江小镇一次，如果一定要说频率，大概十天半个月总能回来一次吧。

“五年前，伯父还没有管它叫‘卡桑’。管它叫‘卡桑’是两年前的事，我亲耳听见伯父喊它‘卡桑’，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喊的，我也说不清，我粗心得很，没有照顾好伯父，请美慧姐多多原谅。”

“大成，要说请求原谅的话，该是我才对。”美慧姐凄怆地笑了一下，“和我爸视频时，我也见过这只羊，只是我没有亲耳听见我爸管它叫‘卡桑’，我听护工孙姐说过几次……”

周伯的“卡桑”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了，日本小孩管自己的母亲叫“卡桑”，这个词留存在他的记忆里，一生都没有忘掉。“你在那边还是没有一点亲生奶奶的消息？”

美慧姐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爸上次来寻亲，厚生省的工作人员对他说，要想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几乎是不可能了。即使奶奶还活着，即使就生活在日本，从行政手段到科学DNA认定都有很多程序要走……”美慧姐难受起来，她低下了头，顺直的头发纷披下来，露出了一截细瘦、苍白的脖颈。

那个肤如凝脂，光洁的脖子闪着细瓷一般迷人光彩的十七岁的美慧姐，隔着四十一年的时光，浅浅笑着向我走来。

1981年，周伯的叔叔从京都府写信过来，欢迎周伯一家回日本定居。我的邻居周美慧，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池田美慧。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来，惊得嘴巴半天都没合上。我的亲姐傅彩霞比我大五岁，是个书虫，不愿意带我玩。1981年的时候，傅彩霞已经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从小和美慧姐在一起玩。有一年，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吧。应该是在美慧姐家的院子里，是个冬天，外面的雪下得足有两尺厚，屋子里的火炕烧得热乎乎的。我当时应该是和美慧姐在画年画儿玩，头顶着头的。我母亲和李婶盘着腿坐在炕头，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开着玩笑：“将来就让你家美慧嫁给我家大成，咱两家亲上加亲。”

我父亲和周伯听了都呵呵地乐。

美慧姐面红耳赤。我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说：“美慧姐比我大三岁呢！”

李婶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对我说：“那不正好？妻大三，抱金砖！”

美慧姐听了，羞得拉开屋门就往外跑，我也抽身跟着她往外跑，寒风裹着雪粒砸得脸生疼。

我母亲指着我笑弯了腰，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李婶说：“完犊子了，有媳妇儿就不要娘了，现在就跟媳妇儿跑了。”

如果不是1981年，如果周伯一家没有接到叔叔的邀请信，没准我长大后，真就娶美慧姐为妻呢！

可是1981年的那个夏天，就把我年少时的心事变成了一个绮丽的梦。

1981年的周伯，的确有去日本定居的打算。他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周正太”恢复成了“池田正太”，也将自己的老伴儿李淑兰改名叫池田樱子。1981年的时候，我们乌苏里江小镇还没有成为“镇”，叫村，李婶是村小学的老师，李婶的身上一点日本的血缘都没有。李婶舍不得离开乌苏里江边，舍不得离开乌苏里江边的孩子们。那个夏天，她不止一次来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叹息着说：“我哪里愿意去呀，我是不忍心往正太的热乎劲儿上泼凉水啊。”

我母亲抓着李婶的手，像马上就要生离死别似的，眼泪汪汪地说：“可不是咋的，那是人家的祖国呀，他婶儿，你到了那边可记得给我写信呀！”

那时候，我们已经从电视里看到了日本的飞速发展，新干线时速达到二百一十公里，而我们县城开往牡丹江的绿皮火车时速只有四十公里。

美慧姐每天都是笑盈盈的，她的身体也是轻盈盈的，走起路来都给我要飘上天空的感觉，新的天地让她欢呼雀跃。

我心里不舍地问：“美慧姐，你真的要去日本吗？”

美慧姐笑盈盈地纠正我的说法：“不是去，是回！大成，是回！”

我更加失落了：“那你回去就不回来了吗？”

美慧姐笑盈盈地看着我，说：“放心吧，大成，我会回来看你的。再说，你将来也可以去日本呀。”

我嘟哝着说：“我去日本干啥？我爸又不是日本遗孤。”

美慧姐笑了起来，她拍了拍我的脸蛋。那年我十四岁，身高刚到一米六；十七岁的美慧姐的身高其实和我差不多，但马上就要去日本的她，穿上了我们乌苏里江边不曾见过的高跟鞋，她的身高就比我高出一截，她拍我脸蛋时，略略弯着身子，一截像细瓷一样光洁的脖颈让我瞬间有了头晕目眩的感觉。我十四岁时，生理上已经成了人，美慧姐拍我的脸，我就顺势把脸埋进美慧姐软软的胸口间，但美慧姐很快地、依然是笑盈盈地推开了我。

那个夏天，周伯一家三口坐着时速四十公里的火车到了牡丹江，然后从牡丹江换乘时速一百公里左右的火车到了辽宁大连，那里有座大连周水子机场，有航班直飞东瀛。

那个夏天异常短暂，现在回忆起来，一个夏季在我的脑海中只缩成了两个整天：一天是我顺势把脸埋进美慧姐软软的胸口间，我闻到了一股香甜、迷人的气息，美慧姐很快、笑盈盈地推开了我；一天是周伯一家从我们乌苏里江小村出发，我们一家人去村里的汽车站送行。乌苏里江小村后来变成了乌苏里江小镇，我们镇上到现在依然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县城，县城才有通往哈尔滨和牡丹江的火车。送行时，我的父母对周伯一家说了些什么，周伯一家又对我的父母嘱咐了一些什么，我现在再怎么努力回忆，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打捞不到一丝残存的记忆。

我的记忆里，只有那天上了车的一张娇艳的、像春蕾一般绽放的脸，那张脸常常在我的脑海中翻卷，越翻越清晰：美慧姐穿着一件月白色底开满粉红碎花的连衣裙，去县城新烫的一头蓬松、卷曲、像台湾明星邓丽君一样的发型，衬得她的面容比乌苏里江边最美的一朵花还要美上十分。

那天，上了车的美慧姐的心一定飞向了东瀛，她并没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只是笑盈盈地贴着车窗玻璃向我招了招手。公共汽车启动了，车轮卷起一阵铺天盖地的尘土，向我兜头扑来，我闻着、品尝着尘土那苦涩而又咸腥的味道，懊恼地想，这么漂亮的美慧姐咋就那么心甘情愿地去呢，咋就再也不回来了呢？

我暗暗起誓，等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从日本娶回一个像美慧姐一样的美丽女子，我想我还要带着那个女子，去一趟日本找美慧姐，让美慧姐看一看。我长大后，偶尔回想起这一幕，为自己当时的心理大吃一惊，我当时为什么想着将来要带着那个美丽的女子去找美慧姐，让美慧姐看一看？我当时的心理，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

当然，我长大后，并没有娶回一个日本女子，我娶的老婆叫汪珍妮，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我在哈尔滨上大学时认识的她。刚和汪珍妮谈恋爱那阵，有时我希望她也像美慧姐一样，是个日本遗孤的后代，那我将来也就算娶回一个日本女子了。但汪珍妮不是，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一点日本人的血缘关系都没有。

那天，回到家中，我母亲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完了，媳妇儿飞走了，看她那喜滋滋的样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黑着脸，一声不吭。

秋天了，我们开学了，这是我的初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如果来年考上了高中，我就要远离乌苏里江小村，到城市——我们的县城去。那时候，到县城的公路是用石子简单铺就的，公共汽车沿途走走停停，去一趟县城，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我猛然意识到，只有去县城读高中，才有机会去省城读大学；只有去了省城读大学，将来才有机会去日本，才能在日本找到美慧姐——我情窦初开时的美慧姐。

这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的班主任老师大惑不解，他默默地观察了我好几个星期，得出的结论是我家有良好的遗传基因——我的姐姐就是一个学霸。我的班主任老师压根儿不明白，一种勤奋学习的内驱力像稗草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滋生蔓延，现在没有人能清除得了。

那一年的秋天，留存在记忆中的也只有短暂。记得庆祝完国庆后没两天，狂风就在一天半夜里刮了起来，刮得白杨、白桦还有野山楂树的叶子满天乱飞。早上，风小了些，我家的门前和周伯家的门前都堆满了枯枝败叶。我从家往学校走的时候，彤云密布的空中开始飘起雪花。早上的雪下得也不大。等到放学的时间，风又大了起来，风裹着雪花和树叶铺天盖地地漫舞，我在风雪中低着头、趔趄着身子，像逃兵似的从学校一路逃回了家。

“大成回来啦！”我闻声大吃一惊，咋是李婶的声音呢？可不是嘛，周伯和李婶都盘着腿坐在我家的炕上呢。我的父母也盘腿坐在炕上，他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聊天，屋子里弥漫着劣质烟草的气味。周伯和李婶不是到日本定居了吗，咋回来了呢？

两个多月没见，周伯和李婶脸上的肤色都似乎白净了许多。周伯上身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夹克衫，下身穿一件暗黄色的裤子；李婶上身穿一件双肩带一溜黑色暗花的驼绒色呢绒衫，下身也是穿着一件暗黄色的裤子——若干年后，周伯夫妇俩穿的裤子的布料才在我们乌苏里江小村流行起来——那是水洗布面料。

我乍见从日本回来的周伯和李婶，感觉两人打扮得都很洋气。而我的父母，穿的都是我母亲自己裁剪的中山装。我父亲穿的是一件蓝面的棉袄，下身一条黑色的棉裤；我母亲穿的是一件蓝底带碎花的棉袄，下身也是一条黑色的棉裤。假如周伯一家没去过日本，此刻的他们也一定是和我父母一样的装扮。

此刻的他俩都慈祥地望着我笑，我居然没有向他们问好，脱口而出的竟然是：“我美慧姐呢？”

李婶平静地说：“你美慧姐就不打算回来了。”我从她的脸上，看不出美慧姐不回来，对于她是高兴还是懊恼。

“那你俩咋回来了呢？”我傻愣愣地问。

我母亲又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完了，大成，媳妇儿不回来了，你上日本去找她吧。”我母亲不合时宜地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所以有那么几年，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母亲亲生的。因为我的周伯就不是我的袁奶奶亲生的。

李婶怜爱地掸掸我衣服上的雪花。恍惚间，李婶和我母亲在我这里进行了一种角色的置换。

周伯挠了挠头，用我很早就熟悉的羞涩表情说：“我俩，”他指指李婶，这指示很多余。“语言不通呀，到了那边啥都学不会；说好的工作吧，就是在木材厂当机械工，我俩一合计，还不如回来呢！”

我不依不饶地问：“那我美慧姐的语言就通啊！你俩回来咋不给她领回来呢！”我气愤起来，也不管我母亲玩笑不玩笑的，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李婶柔声说：“大成啊，好孩子！是你美慧姐自己不肯回来的。她年轻，学啥都学得快，适应能力也比咱强。人家那边，毕竟比咱们发展得好嘛。”

我母亲大约是觉得自己不该跟我开那句玩笑，她换了安慰的语气说：“大成啊，你该为你美慧姐感到高兴才是，那里才是她的家乡啊。放下书包写作业去吧！”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一声不吭地钻进了后厨，那里炕火烧得正旺。我趴在我家的餐桌上认真学习，暗暗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去日本，去找美慧姐，去把美慧姐接回来。

周伯夫妇俩从日本回来的这一次，我们村上的人把他俩在日本的情况作为谈资，翻来覆去地咀嚼，足足咀嚼了一个多月，一直咀嚼到11月末。11月末的时候，乌苏里江的江面已经冻成了厚厚的冰。有一只不按常规冬眠的大黑熊趁着夜色从对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走到我们村子东头老孙家的院子里偷苞米。我们村子里的人，秋收后都喜欢把苞米棒子囤积到自家院子的一角，高高地囤积在一起，形成了“苞米囤”。“苞米囤”的顶部蒙着塑料薄膜，密不透风地防止雨雪。而“苞米囤”的四周则是用板条和木棍搭建的，四面通风，这样便于苞米自然风干，不会发霉变坏，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村上人就去粮食收购站卖掉干透了的苞米，换取新的一年春耕的物资。

这只胆大妄为的黑熊大模大样地走进老孙家的院子里，老孙家有院门，那时候，我们村里人家的院门也都是用板条钉起来的。黑熊只一掌就劈坏了院门，再一扯就把院门扯到了一边，直奔苞米囤，连啃带扔，弄得院子里噼啪直响。老孙没想到会是黑熊，拿着木棍怒冲冲地开门擒贼，见到是黑熊，自己先惊呼起来，想躲，黑熊已经一掌拍到老孙的脸上，老孙的半张脸立刻血肉模糊起来。黑熊落荒而逃。我们村子里的人说，如果黑熊不是做贼心虚，一巴掌下来，老孙的命都可能没有了。还说，那只黑熊没按常规冬眠，可能是没有储备过冬的食物，饿极了才铤而走险。11月末以后，黑熊拍了老孙的脸就成了我们村上人的谈资。

老孙的半个脸后来变成紫红紫红的，但我对老孙的脸不感兴趣，我把我父母在饭桌上的闲谈拼凑起来，渐渐拼凑出周伯夫妇在日本两个多月的生活情景。

周伯一家见到了他的叔叔，但是没能查找到他母亲的一点消息。他的叔叔也向相关部门和民间团体提出了寻找线索的申请。周伯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他的母亲也许没能回到日本，而是像他父亲一样也是死在归国的途中，这种可能性很大，但在遣返者死亡名录上找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却没有他母亲的一点蛛丝马迹，通过寻找与他父母当年一起被遣返的人，询问他的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得到的也总是似是而非的线索。

舞鹤市属于京都府，周伯的叔叔在那里经营着一家木材厂，日本那边管木材厂叫“木材株式会社”。周伯的叔叔把来到日本的周伯一家，安排在株式会社的“寮”里。“寮”就是宿舍，周伯的叔叔不知为啥不肯让周伯一家人住进自己的家里。

叔叔的意思，周伯夫妇俩可以在他的“木材株式会社”工作，做一线的工人。叔叔有自己的儿子，他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把周伯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让他从一线工人熟悉起。

夏天的舞鹤市潮湿、闷热，哪像乌苏里江边既干燥又凉爽，而且住在“寮”里的李婶格外思念起我们村里小学的孩子们。9月开学季一来，她就常常和周伯念叨，“不知道现在是哪个老师代替我？”有一回梦里惊醒，直呼一个叫“张建国”的学生的名字，李婶梦见这个学生被乌苏里江的水吞噬了，在江流的拍卷中露出了一张惊慌失措又在高喊救命的脸……从梦中惊醒，额上依然大汗淋漓。

周伯也不适应“木材株式会社”一线工人的工作，他在我们乌苏里江小村做乡村的农业技术员，他的梦里不是水稻扬花就是苞米抽穗。另外，夫妇俩还忍受不了打量他们的同情、厌恶、好奇交织在一起的目光。两个月后，夫妇俩在“寮”里商量，决定回国。当他俩征求美慧姐的意见时，美慧姐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初衷。

在日语语言学校里学习的美慧姐，发自内心地喜欢她的同学、喜欢她的老师、喜欢她的叔公、喜欢舞鹤市、喜欢日本的一切……

周伯第一次向叔叔提出要返回中国时，叔叔稍显惊讶，但并没有明显的反对。第二次向叔叔提出要返回中国时，叔叔一点惊讶的神色都没有，表示尊重他俩的选择。叔叔要送给他俩一笔钱。周伯没有接受这笔钱，但他向叔叔提出，希望他俩回中国后，能让美慧住进叔叔家，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让她一个人继续住在“寮”里——一个女孩子，不安全。叔叔愉快地答应了，并抱歉地向周伯解释，自己的夫人有洁癖，正在逐渐日化又有血缘关系的美慧住进他们家，他的夫人一定是欢迎的——叔叔的话不能去琢磨，一琢磨，周伯夫妇俩还要生一场闷气。

美慧姐就这样留在了日本。那年冬天，周伯夫妇俩来我家串门，只要一提到美慧姐，他俩就表示过一两年还要去日本看看她，一个女孩子离他们那么远，不放心呀。将来退休了，他俩也会去那边多住一段时间，但一定不会选择去那边定居。

李婶——李淑兰的日本名字“池田樱子”就这样藏在了她自己的记忆中。李婶重回我们村小学做老师，没费什么周折，但也不是一回来就做了老师，而是等到了第二年春季，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

记得第二年，周伯夫妇俩并没有去日本看美慧姐。那时候的交通也不像现在去日本这么便利，再加上周伯夫妇俩还没有退休，时间上也不自由。

我记得我父亲打听过周伯生母的情况，周伯摇摇头，说如果有他母亲的蛛丝马迹，美慧一定会写信告诉他。记得那时候，周伯并没有喊自己的生母为“卡桑”，而是像我们乌苏里江小村的人一样，都喊自己的母亲为“娘”。

这一年的秋季，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县城的高中，我们班只有五位同学考进了县城的高中，剩下的同学全都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在我们乌苏里江小村的时候，美慧姐并没有考入高中，十六岁那年，她初中毕业，十七岁时就去了日本。

这个学期，我在县城的高中收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意外惊喜——美慧姐给我邮来了一封祝贺的信，信里还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两年不见，她的发型已经不是车站送别时的烫发卷了，而是剪了一个齐肩的顺直发型，一侧的发丝掠在耳后，一侧的发丝垂在耳前。照片上的美慧姐上身穿一件蓝底上芍药花怒放的短袖，领口系着一串浅蓝色的丝带，下身穿一件比丝带颜色稍深一些的蓝色过膝裙，明眸皓齿地站在一扇日式窗前望着我笑。信的末尾，美慧姐说她也在读高中。美慧姐鼓励我：“加油，大成，我在京都等着你！”

我把美慧姐的照片藏在我的枕头底下，一有空闲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翻出来看。有个好奇心爆表的室友趁我不小心时掏出了这张照片，惊呼我高一时就有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女朋友。那时候，我虚荣心极强，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也没怎么跟他辩解。这事很快传到了班主任老师的耳里，他进了宿舍没收了这张照片。无论我如何哀求、解释，班主任老师都无动于衷，不肯还给我美慧姐的照片。一直到我高三毕业，接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向班主任老师报喜时，这张珍贵的照片才失而复得。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夹在一本书里，一直带到了哈尔滨。

我考上黑龙江大学了，我从周伯那里得知，周伯的叔叔也送美慧姐上了大学。美慧姐读的是京都女子大学的教育学科，专攻音乐教育学。到哈尔滨上学后，我难以按压激动的心情，尝试着往京都女子大学教育学科写了一封信，一个学年都过去了，却没有收到美慧姐哪怕只言片语的回复。

周伯夫妇俩再去日本，是在我大三学年结束、刚放暑假的时候。我本来有机会为周伯送行，但那年暑假我认识了汪珍妮，我俩决定在哈尔滨边做家教边走遍哈尔滨市的大街小巷。等到暑假快结束时，我挨了亲姐傅彩霞一通痛骂才回到了乌苏里江我父母的身边。我从我父母的聊天中，知道了周伯夫妇俩已经去了日本，我就一下子想起了美慧姐。

我母亲不再开我和美慧姐的玩笑，她说：“你周伯家装是装了电话，可那国际长途的费用超贵，美慧也在读书，一年能往家中打几个电话？不打电话也还罢了，一打电话，你周伯就更想她了。尤其是你李婶，想美慧都想哭了好几回。”

我父亲说：“亲生的骨肉嘛，心连着心。”说着说着，我父亲又批评我母亲见识浅，“你以为老周只是为了看美慧？当然，美慧是要看的。他还得寻找自己的娘呢！”

我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老周总惦记着找娘呢！”边说边挖了我一眼。

我装作没看见。我是暑假的末期回到了乌苏里江小村，我在我家一共只待了三天。汪珍妮从县城发来呼唤，我立刻欢呼雀跃地奔向了县城，我俩从县城坐十五个小时的火车，回到了哈尔滨，迎接我们在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年。

后来，我在记忆中把我父母关于周伯夫妇临出发前来我家闲谈的碎片拼凑了出来：

那天的晚饭后，周伯夫妇俩来我家。我父亲知道周伯刚从密山回来，因为周伯跟他说过，听说密山有同为日本遗孤的人在整理日本开拓团团员死亡者名录，他要去看一看。

我父亲问他：“在密山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了吗？”

周伯眼泪汪汪地说：“一点线索都没有啊，名录上没有我娘的名字。我娘八成不在人间了。可是，就算不在人间了，我娘究竟是咋死的啊？是死在遣返的途中还是到了归国的船上，还是到了本土却倒在来不及返乡的途中？”

我父亲的心像周伯一样地揪紧着，说：“连当年和你娘一起遣返的人的线索都没有？”

周伯只是摇着头。

李婶叹息着说：“我家老周呀，打从美慧去了日本后，心就闲下来了，成天考虑的都是找到他娘的事。”

我母亲听了，眼圈也红红地说：“人嘛，乌鸦还懂得反哺呢，老周咋能不想找到自己的亲娘呢？”

周伯凄怆地说：“现在我也没有啥奢望了，哪怕找到的就是一张照片、一缕头发、一枚纽扣……只要是我娘留下的，都是一个念想呀……”

那一晚，我父母陪周伯夫妇俩流了好一阵的泪。

这一回去日本，周伯夫妇俩差不多待了两个月。他们回来时，我们乌苏里江边又到了冰雪覆盖的季节。

我在哈尔滨上学，不知道周伯夫妇俩刚从日本回来时的情景。我父亲在书信里也一次没有提起。

寒假，我回到乌苏里江小村，才得知周伯居然从日本给我捎回来一只双狮手表，不锈钢的锃亮，表盘上既带日历又标志星期，指针一声一声地发出不知疲倦的、金属有力又均衡的噌噌声。

周伯夫妇俩得知我回来后，特意赶来我家唠嗑儿。我母亲把炕屋烧得暖暖的。我说：“周伯，你咋送我这么贵重的礼品呢！”我希望是美慧姐给我买的。

我母亲说：“大成啊，可稀罕了，一回来就戴在腕子上了。”

我伸出手腕，呼应着我母亲说：“可不是咋的，这得花多少钱啦，周伯。”

李婶慈爱地看着我说：“啥钱不钱的，只要大成喜欢，你周伯花再多的钱也不心疼。”我心头燃起的希望的火苗就熄灭了，不再言语。

我父亲分别给周伯和李婶敬了一支烟，我们乌苏里江小村的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样抽烟，但我妈不抽。李婶是小学的老师，也抽，但烟瘾不大，周伯一天能抽两盒烟，李婶顶多半盒。若干年后，周伯反倒没事，李婶却患上了与抽烟有直接关系的肺癌。

那天，在我家的炕屋里。风在窗外殷勤地敲打着窗扇，窗玻璃不时发出蜜蜂一样的嗡鸣，屋子里弥漫的都是劣质烟草的气味。

从哈尔滨这样大城市回来的我，一时真还闻不惯这种浑浊的空气，但我那天却待着不肯走。一是出于礼貌，周伯夫妇俩还送了我这么珍贵的手表；二是也想从周伯夫妇和我父母的交谈中得到一些美慧姐的消息。我已经有汪珍妮了，处没处男朋友呢？八成已经处上了，美慧姐已经忘了我了吧，咋连一句好都没委托周伯夫妇带给我呢？

谁知他们接下来聊的还是周伯寻找母亲的线索。

我妈问：“你叔叔又是社长又是啥的，认识人还能少了？既然能找到你爸的照片，还能找不着你娘的照片？”我妈的言外之意，周伯的叔叔还是不太上心，自己亲哥哥的照片能找到，亲嫂子的照片就找不到？

李婶老练地在我们家的炕头弹着烟灰，说：“要说他叔，也是尽心尽力了。老周爸爸的照片，还是小时候和他叔在一起的合影照，那时候看起来比大成还小呢，后来的照片也都没有……”

我产生了说话的欲望，把话往美慧姐身上引，“美慧姐在日本上大学，接触世面也很广，你们咋没委托美慧姐呢？再说，那不也是她的亲奶奶吗？”

李婶说：“美慧是女孩子。哎呀，大成，你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跟咱中国不一样的。”

我想说：“那美慧姐喜欢日本的啥呢？”但没说出来。

周伯声音低沉地说：“大成啊，这回我们去，也向日中友好协会提出寻找的申请了，也许会有一点希望吧。”

美慧姐一定没有委托他俩给我带一声问候，不然周伯夫妇俩怎么到现在也不提一个字？那时，我的内心的确有点失落。但我再失落，也不会像在汽车站送美慧姐时那么失落了。

如前所述，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有了汪珍妮。

汪珍妮和我是黑龙江大学的同一级同学，我在历史系，她在外语系。大三上学期刚入学的时候，我正往图书馆阅览室走，汪珍妮正往图书馆阅览室出，手里抱着一大摞的书。我走得匆忙了些，一下子和汪珍妮手中抱的书撞个满怀。我忙赔礼道歉，弯下腰捡汪珍妮掉到地板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摞到一起，抬腰时，先是看到了一双洁白光滑的小腿肚子，一条散发着淡雅香气的、月白底色带蓝花的过膝长裙，接着就看见了一双似怒非怒的杏仁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很快，我就知道了她叫汪珍妮，和我还是一个县的人，只不过她家在县城，我家在乌苏里江边。我俩在校园里谈人生、谈理想，三观出奇地一致。明月做证、清风做证、松花江的水做证，汪珍妮就一点一点地占据了我的心灵，原先我心中的美慧姐也就被汪珍妮一点一点地挤出了。

我是在QQ时代和汪珍妮结的婚。大学毕业后，我俩双双回到了我们的县城。本来，汪珍妮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可以留在哈尔滨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她精通英、日、俄三国语言。但我是历史系毕业的，精通英、日、俄三国历史，在哈尔滨市难觅肯接收我的单位。我去找我的亲姐傅彩霞想办法，傅彩霞这时候已经结婚了，给我找了一个眼镜比酒瓶底还厚的姐夫。姐夫是个南方人，一见我就恨铁不成钢地教训我：“大成呢，鹅（我）起初就跟你赶（讲），历史是不要学的嘛，你偏听不进去，这回好的啦……”

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县城，先进县政府办公室做了一名秘书。汪珍妮的身上有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贤良，只好委屈地随我回了县城，进县城高中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汪珍妮随着我回到县城后，我的准岳父看上了我手腕上的双狮手表。我回到县城就是亏欠了汪珍妮，就是亏欠了我的准岳父，我无以补偿，于是就大度地摘下了腕上的手表。

汪珍妮在县城高中当外语老师，既教英语又教俄语，就是日语没了用武之地。我们大学刚毕业时，我们县城高中老师中还没有一位黑龙江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学校里的其他老师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优越的条件，让汪珍妮在学校里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慢慢的在家里也就说一不二了。凡事违逆了她的心意，我就成了白眼狼，忘记她当年是为了我才回到县城。

七年前，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义无反顾地去了哈尔滨我姐姐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汪珍妮的性格有关。

我家和周伯一家，都是父辈凋零。我家是我父亲先去世，周伯家是李婶先去世。李婶是死于肺癌，享年不到六十五周岁。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义无反顾地去了哈尔滨我姐姐家，也和紧邻只剩下周伯一个人、要避孤男寡女的嫌有关。

李婶死于十年前，那时，我已经由县政府的秘书提拔到一个职能局做副局长。汪珍妮女士也当上了县城高中的副校长。

美慧姐得悉母亲去世的消息，特意携夫从日本赶了回来。我们早已知道美慧姐也结了婚，丈夫是一位社长，是做农产品生意的，公司名字叫某某“稻田产业株式会社”。那一年，美慧姐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八岁左右，但美慧姐并没有带女儿回来。我猜测她不带女儿回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丧事总是晦气，美慧姐不愿意自己幼小的孩子掺和进来沾染上晦气；二是时间不巧，李婶去世是在3月份。3月份，我们乌苏里江小镇（这时候乌苏里江小村已经改为了乌苏里江小镇）依然一片冰天雪地、白雪皑皑。京都府虽然已经樱花盛开，但日本的中小学实行每学年三学期制，4-7月为第一学期，8-12月为第二学期，1-3月为第三学期，3月份正赶上这一学年最后学期的最后阶段，美慧姐大约不想耽误了孩子的学业。

时隔这么多年，美慧姐还是第一次回国。当年那个从我们村公共汽车站出发的、新烫了一头卷发的像一朵鲜花一样的少女，已经人到中年，微微有些发福，又在日本生活多年，举手投足，已和小时候的我记忆中的美慧姐判若两人。

见到美慧姐，我没有问当年给她写信，她为何不给我回复的事。事隔多年，往事如烟。而且她回来奔丧，提这个也不合适。

美慧姐的丈夫，叫吉村健太，身高一米七一左右，这样的海拔在日本应该不算矮。可是我身高一米八二，吉村健太的个头只及我的肩头。吉村健太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我心想，这日本人是比咱中国人重礼节，李婶去世了，我只在胳膊上套一个黑袖章，做女婿的吉村健太可是穿了一身的孝服。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如果美慧姐不是去了日本，这个女婿现在很可能就是我，内心更加地羞愧不安。

办完李婶的丧事，我和汪珍妮商量，得尽一下地主之谊，宴请美慧姐和她的丈夫吉村健太。我现在混得也不差，都是县局的副局长了，在美慧姐的面前不能掉价，最好能让她心生一丝悔意——后悔自己当年义无反顾地去了日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这样才好！当然，这只是我心里想的。我跟汪珍妮说的却是：“虽然是周伯的女儿，但她现在是日本人，还带回来一个日本丈夫，咱代表的不光是咱俩，还是中国人的形象啊！”汪珍妮含笑不语，点头称是。

我在县城，找了一间清静雅致的包间。汪珍妮和美慧姐一见如故，她们一会儿用中文交谈，一会儿用日语交谈——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珍妮的日语居然没有生疏。她俩把我和吉村健太两个大老爷们儿晾在一旁。我看见吉村健太讨好般向我微笑着，同情心就不自觉地涌上来，决定没话找话地和他说说。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但小时候看过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的片段还残留在脑海里，当然问他“你的，八路的，干活”肯定不合适，吉村健太就是日本人。

我想了想，就问他：“八格牙路是不是骂人的话？”

吉村健太微笑着朝我点点头。

我说：“真有意思，都说日语是由汉语演化来的，那为啥‘八格牙路’就成了骂人的话呢？八格——牙路——，和汉语的骂人一点关联都没有嘛，八格牙路！”

谁知，吉村健太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转瞬间，脸上浮现出怒气冲冲的神色。

美慧姐一瞧不妙，叽里咕噜地对她的丈夫说了一通，吉村健太的脸色才恢复如常。美慧姐向我解释：“大成，他一句中国话也不懂，你说的，他只听懂了‘八格牙路’！”

汪珍妮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汪珍妮得知美慧姐现在只是一位家庭妇女，也似乎乏味，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宴请匆匆收场。

这一场宴请后，美慧姐就要回日本了，从此又将海角天涯，此生不知何年才能相见。临别，我送她两根东北老山参，装在一个木盒正面一层玻璃的参盒里，根须都用大头针固定得服服帖帖的。美慧姐投桃报李，送我和汪珍妮两只精心包装的礼品盒。

当面拆包装不礼貌，我俩回家打开一看，包装盒是拆开一层又一层，末了，一个包装盒的最后一层是一条薄薄的丝巾，做工精细，汪珍妮倒还喜欢。另一个包装盒也是拆开一层又一层，末了，里面是一个工艺品扇子，檀香木的柄，白绫扇面上绘着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头像。这女人面若银盘，不苟言笑，嘟噜着肥厚的嘴唇，也许日本现在仍奉行大陆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标准吧。做工倒是精致，关键是这扇子还没有小孩子的巴掌大，让人疑心是《西游记》中铁扇公主含在口中的芭蕉扇。

汪珍妮当上副校长不久，人生处于上升期时，为人就比较宽容大度。她擎着扇子，啧啧有声地说：“哟，这么精致，干啥用呢？”

我一直不知道美慧姐送这么精致的扇子的用意，就像她当年邮一张自己的照片给我的用意。

汪珍妮很快就忘了扇子这一茬，扇子不知被她扔进了哪个抽屉的哪个角落里。但我却没有忘，美慧姐走后，我用百度查了一下，度娘说：日本人通常会以扇子作为礼物和伴手礼，白色的扇子表示幸运的意思。那扇子上的女人头像又表达什么意思呢？嘟噜着肥厚的嘴唇，像别人欠了她的钱。度娘上却找不到答案。后来，我想，也许是美慧姐暗示我别再打她主意的意思吧。我认识汪珍妮后，就压根儿没打过她的主意，再说我们还远隔重洋，就是贼心不死也没有机会了啊，也许美慧姐并不是这个意思。

汪珍妮忘了扇子这一茬，却没忘美慧姐送我照片的事。当年她在我的一本书里翻到那张泛黄的照片，不由得醋意大发，连根带底细细地盘问了我一百遍。现在汪珍妮还时不时提起那张照片，当然她并不是怀疑我和美慧姐之间有什么，只是生气时用那张照片对我敲击一下，好泄心头之火。

美慧姐回日本后，周伯一个人仍然留在乌苏里江边，那时他已经退休了。李婶去世后，我父亲在乌苏里江边陪了老哥哥周伯三年，我母亲去哈尔滨后，我们两家的老宅里，只留下周伯一个人了。

周伯的叔叔去世时，周伯去了日本一次。不过，这一回不用从大连乘飞机了，哈尔滨已经有直飞日本的航班了。

周伯从日本回来，我们镇上人没有人提周伯寻找到自己亲生母亲的线索没有，应该是没有寻到。我们镇上人都在传说日本人的小气，日本人到市场上买葱都是一根一根地买，买苹果也是一个一个地买。我们镇上人都理解了周伯怎么不待在日本，没准他的女儿美慧也是这样小气呢——这一点，我和汪珍妮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周伯在那边怎么能待得惯呢！

微信时代，我这朵时代的前浪尚未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理所当然地用上了微信。我的微信好友很多，但我将一般工作关系的好友设置成既不看他的朋友圈，也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既是好友，又能互看朋友圈的只是少数，美慧姐就是这少数之一。

美慧姐爱发朋友圈，我经常通过她发的图文信息，欣赏到大海那一边的京都府的美景，以及美慧姐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美慧姐家的附近有一座教堂，尖顶，侧墙从上至下粉刷成明黄色的。春天草色刚刚发青，教堂旁边的几株杏已经是满树繁花。一条柏油铺成的单车道隔开青色的草地，道的前方是一座青黄相间的杂木林，林子的尽头是连绵的矮山，两边逶迤到照片的尽头，山的模样和乌苏里江对岸的锡霍特山脉也差不多。我没有问过她，山的那一头是不是日本海。奇怪的是，我和美慧姐竟然很少聊天，有限的几次聊天也仅限于谈论周伯的身体情况。走不到一起的成年男女，各自的世界里会筑起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墙。

这年的4月初，樱花盛开的季节，美慧姐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信息。她戴着彩色的遮阳帽望着我笑，身后是一道蜿蜒在碧蓝的海面上的苍绿色的堤，这道堤连接着近处的城市和远处的城市。美慧姐的配图文字叫“天桥立的春天”。啥叫“天桥立”？我又查找了度娘：天桥立是位于京都府北部的风景胜地，在将日本海的阿苏海与宫津湾分开、全长约三点六公里的沙洲上，约八千株松树组成的街道树连绵不断。原来，“天桥立”指的就是这条堤坝。度娘还说，“天桥立”被列为与松岛（宫城县）、宫岛（广岛县）并列的日本三景之一。据说由于其形状看似天上舞动的白色架桥，所以取名“天桥立”。

我是在夜晚躺在床上欣赏美慧姐“天桥立的春天”的。汪珍妮副校长凑过来看，半怀醋意半讥讽地说：“你的女神又发福些了啊，咋长得越来越像周伯呢？”

我漫不经心地说：“那当然了，她是周伯的女儿嘛，女儿长得像爹的多一些！”

汪珍妮副校长到了更年期，如果不让她同我分享美慧姐的照片，她更要疑窦丛生。又是一天晚上，我在欣赏美慧姐晒她到渔师小镇的信息，九宫格的图片，其中有一幅是一条孤独的小巷，狭窄的街道两旁清一色二层的临街小楼，几乎家家门前都停放着自行车，街道的左侧一排水泥电线杆，电线像蛛网似的交织在空中。这样的小巷仿佛怀古似的，让我们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的乌苏里江小村。

汪珍妮副校长不屑地说：“这都赶不上咱乌苏里江小镇呀，”她又接着激情澎湃地说，“傅大成局长啊，咱们国家发展日新月异，时代的列车已经超过了日本，就让你的美慧姐去后悔吧！”

我有意和她抬杠：“敬爱的汪校长，您去日本游历过？”

汪珍妮副校长说：“傅大成局长，所谓的‘见闻’,既包括直接经验，又包括间接经验。你懂吗？”

我说：“直接经验必须正确，间接经验不一定正确。”

汪珍妮副校长朝我翻了个白眼，说：“孺子不可教也！”

“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伯父喊那只羊为‘卡桑’是两年前，记得当时我在微信里告诉你了……”我回忆着往事。美慧姐也跟着我的回忆陷入往事中，我的对面，仿佛坐着的是一尊木雕。

两年前，也是一个夏天。如果是冬天的话，羊不会在我家的院子里吃草。是的，周伯的羊在我家老宅的院子里吃草。

我家老宅与周伯家共用一堵木栅栏的侧墙，我家的老宅久无人住，屋子都将要倒塌了。周伯上了年纪，也不知道更换木栅栏的板条，所以隔开我们两家院子的那堵墙就坍塌了。那只羊大概来过我家院子几次了，轻车熟路、毫无顾忌地在我家院子里吃着草。

可我是第一次见到羊竟然在我家的院子里吃草，不由大吃一惊，愤怒地驱赶起那只羊来。

白发苍苍的周伯穿着一身像自己年龄一样苍老的、灰扑扑的布裳，像一头野狗似的迅速地从屋子里奔出来，他奔跑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也许我不应该用“野狗”这个词来形容。周伯奔过来一把搂住了那只羊，瞪着浑浊的眼珠朝我喊：“这是我的卡桑啊，我的卡桑啊！”

我错愕地说：“哦哦，那就让它在这里吃草好了，就让它在这里吃草好了。”

周伯依然冲我喊：“这是我的卡桑啊，我的卡桑啊！”我知道周伯患了老年痴呆症，他大概此刻认不出我来了。

“当天，我把这事告诉了你。”我对面美慧姐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掩饰哀伤似的轻轻地啜了一口茶。

茶是黄山的上品绿茶。汪珍妮副校长的学生在安徽黄山工作，不忘师恩，每年都要给汪珍妮邮来一盒绿茶。美慧姐回来奔丧，我知道日本人爱喝绿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汪珍妮那里拿了其中的一小盒——江边的茶馆一定没有汪珍妮这样的好茶。

但此刻，我俩谁都没有心情对这茶品头论足。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周伯喊那只山羊为“卡桑”。当天晚上，我找到了镇里的李镇长，我告诉他周伯的老年痴呆已经比较严重了，他管一只羊叫“卡桑”。

李镇长自作聪明地说：“周老伯是日本遗孤，他们日本的小孩就喊妈妈叫‘卡桑’。”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但我没有怼他。我想了想，说：“李镇长，可不能让周伯一个人生活了，可不是我吓唬你，周伯出了事，镇里也是有责任的。可不可以让他住进镇里的养老院？”

李镇长挠了挠头说：“傅局长，周老伯的事，镇上一直在关注。您说的这个方案我们也尝试过，周老伯也不是不愿意住进养老院，关键是他要带上那只羊。”

我不了解养老院的规定，问：“养老院不准养羊？”

李镇长解释，“不是养老院不准养羊，我们也领周老伯到过养老院，是周老伯一定要带上那只羊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非要说那只羊是他的‘卡桑’，他不能和他的‘卡桑’分离。这、这养老院也没有这个先例呀！”

这的确很挠头，我决定先回县城。那几天县里要迎接省市两级检查，我打算忙完迎接检查后，再来处理周伯养老的事。这么一拖就拖过了一个星期。

我再回到乌苏里江小镇时，镇街上的灯火已经是一片通明。我家的院门已经坍塌了——很有可能是被那只羊撞塌的，门框倾斜着，歪歪扭扭的，还未完全倒到草地上。

周伯的院门是敞开着的，屋门也只是半掩着。我敲了敲门，没人理我，但我听见了屋子里有人活动的声音。我推开半掩的门走了进去，于是我看见了周伯和他的“卡桑”。才一周时间不见，周伯显得更加衰老了些，灰扑扑的，像刚从土里挖出来似的。灯光下，他正在吃晚饭，一个大搪瓷缸泡的方便面，自己一边吃一边用筷子挑起方便面喂那只羊。那只羊像人一样地吸溜着方便面，见我进来，咩咩地叫了一声，有几根面条掉到了地上，羊的方形瞳孔里射出不怀好意的光。

周伯抬起茫然的眼睛问我：“你是谁呀？”

说实在的，我当时内心涌上一丝厌恶的感觉。我努力地把这丝厌恶压了下去，说：“周伯，我是大成呀！”

周伯继续茫然地问：“大成是谁呀？”

生命的老去竟会如此的可悲，我的内心又涌上了一层怜悯，我启发着周伯说：“我是大成啊，就和您隔壁的，小时候常和美慧姐在一起玩。”

“哦，哦，是大成啊！”周伯似乎清醒了一些，“你咋自个儿回来了？美慧呢？”周伯又糊涂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了。我说不清在他的生命中，现在清醒和糊涂各占多少比例。

我提醒他：“美慧姐不是在日本吗？她回不来呢！周伯，你咋拿方便面喂羊呢？你咋和羊同吃方便面呢？”

周伯立刻瞪圆了浑浊的眼珠，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它咋是羊呢？它是我的‘卡桑’啊，我的‘卡桑’啊！我三岁的时候就是喝着它的奶长大的。”

周伯说着，双手攥着拳，要往我身上扑，那只羊也昂着头与他同仇敌忾。那一刻，我吓得连连后退，真后悔咋没叫上李镇长同来。

我说：“好，好，您的‘卡桑’，您的‘卡桑’。”

周伯这才安静了下来。

这天的后来，我用手机拍了短视频：“当时我把伯父的情况发给了你！那天夜里我就找到李镇长商议，决定在镇上请一位住家的护工，照顾伯父的饮食起居，费用咱们自己出。这个护工就是当年被熊瞎子一掌拍坏了脸的老孙的女儿，才五十来岁，踏实能干，丈夫不幸车祸去世，但孩子有出息，在外地工作，没有家庭的拖累。这些你都知道了。”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美慧姐说着，把脸埋进双手中，双肘支在茶桌上，头发纷披下来，露出了一截苍白、皮肤略显松弛的脖颈，恍惚间，让我想起了四十一年前。不大一会儿，有泪水从美慧姐的指缝间滴下来，一开始只是一滴，渐渐地变成一滩泪水。

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内心深处其实已经把活着的周伯当成了我父亲生命的延续。所以，此刻我没有对美慧姐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给她递一张纸巾。周伯晚年，她对自己父亲尽的责任和义务无法和我相比。

我记得那天自己回到县城后，第二天特意咨询过县医院里的专家，“为啥老年痴呆症患者固执地记起小时候的事，尤其是自己三岁时他的母亲喂他羊奶的事？”

专家客气地回答了我：“您说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老年痴呆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大脑功能退化所造成的病症。一般轻度痴呆期，对近事遗忘突出，往事记忆比较深刻。三岁时他的母亲喂他羊奶一定是他刚开始记事时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

“您是说我周伯还处在轻度痴呆期？”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病情因人而异。”专家说。

我给我母亲微信视频时，提到了周伯的现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立刻问我母亲：“我周伯三岁时，用羊奶喂他的母亲，究竟是他的亲生母亲还是他的养母——我的袁立清奶奶？”

我母亲当时没戴假牙，在视频中瘪着腮说：“这谁知道呢，大成你也是犯傻了，你周伯岁数比我还大呢！”

我不甘心地问：“您小时候也没听老人们提起过吗？”

我母亲又和我开起了玩笑：“我的彪儿啊，你娘小时候在木泥河乡呢，没嫁到乌苏里江小村来。”

我反驳：“那又隔得不远。”

我母亲说：“那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嘛，也许有人提到一句两句的，可谁往心上记啊！”我母亲念叨起来，“你周伯老了老了，咋和羊过成一家了呢？”我心里涌出一丝隐忧，我年迈的母亲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也像周伯一样患上阿尔兹海默症？

有一天，我听说有人在牡丹江整理了一个日本遗孤养父母名录。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在牡丹江找到了这个名录，用A4纸装订的，厚厚的一本，按姓氏笔画排序——整理者的愿望是出本书，我答应届时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一定购买一本。我先查找“池田”，没有找到“池田正太”的名字。我立刻查找“周”姓，周姓一共收录了九位，我在第五位时看到了“周正太”的名字——整理者以养子为索引。

周正太，养父周顺生，养母袁立清。1945年10月在密山抱养，抱养时棉袄内藏有“池田正太，生于1943年4月25日，生父池田次郎，生母池田美子，京都府舞鹤市”的字样。亲生父母为日本开拓团成员，日本投降后，生父遣返途中在密山病逝，生母不详。

我算了算，周伯记忆中的三岁时喂他羊奶的，应该是中国养母袁立清。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一点周顺生爷爷的印象了，袁立清奶奶倒是有点残存的记忆，她似乎缠过足，踮着小脚，身材不高、干瘦，喜欢穿着一身蓝士林布做的衣服，总是站在木栅栏围墙外面，冲着在草坡上玩耍的我们喊：“小美慧嘢——回来吃饭咯——”

回到县城，我通过公安部门查询到，周顺生爷爷去世于1966年，袁立清奶奶去世于1972年。而我是1967年生人。

我决定要把这一切告诉周伯，他记忆中的“卡桑”，其实是他的养母——我的袁立清奶奶，等我下一次回乌苏里江小镇时就告诉他一切。这一切虽然得知得晚一些，但还不迟。

然而，周伯的身体已经是每况愈下了，不仅是阿尔兹海默症，他身体的所有器官也都像冬日的枯草，在不断干瘪、萎缩。

“你特意从日本邮回来的保健品，我都及时送给看护伯父的孙姐了。其实，生命的衰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无法逆转。保健品只能起到让做子女的心理一个安慰的作用。”我说。

“谢谢你，大成，谢谢你，大成……”美慧姐轻声啜泣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把脸从手掌中抬起来，自己抽出纸巾擦了擦脸和眼睛，又朝我抱歉地、凄怆地一笑。

窗外起了风，一片两片的野山楂树的叶子扑到玻璃窗上，像贴着玻璃偷窥我俩的眼睛，又忽地一下被风卷走了。

我到底还是告诉了周伯真相，只是时机选择得那么不合时宜。那天，我在密山开了一整天的会，会议结束时已过了平常晚饭的时间，会议方安排了一桌符合公务接待标准的晚宴。如果回家吃晚饭，开车从密山回，走高速也得需要一个半小时。五十多岁以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适合高负荷运转，所以准备晚上就吃会议餐，再喝两杯当地产的老酒，第二天一早直接回去上班。我已经向汪珍妮请好了假。

纯粮食酿造的酒，启开酒瓶，一阵清香扑鼻，勾引得我肚子里的馋虫“咕咕”直叫。主人笑着举杯，说：“傅局的肚子已经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我们大家就奋勇前进吧！”话音未落，我的手机微信发出一阵催命似的语音邀请声，我恼火地放下酒杯想，汪珍妮副校长改变主意了？

打开一看，却是美慧姐。我预感到了不寻常，示意主人开席，自己步出了餐厅。微信接通了，我调侃了美慧姐一句：“我咋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我俩从未用微信语音聊过天。

美慧姐的声音焦急中带着哭腔，“大成，我爸快不行了！”

“是吗？人现在哪里？”我浑身一阵紧张。

“孙姐告诉我已送到县医院的急诊室了！大成，我正在查航班，我爸不行了，这次，我无论如何都得赶回去！”

我回到包间，抱歉地向主人解释了必须立刻离开的原因。

一个半小时后，我来到我们县城的急诊病房。我从主治医生处得知，周伯的生命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在周伯闭上眼睛前，告诉他，他三岁刚开始记忆时的“卡桑”其实是他的养母袁立清，是袁立清奶奶用山羊的奶喂养了当时骨瘦如柴、差一点就活不成了的他，如果没有山羊的奶，没有袁立清奶奶，就不会有我周伯后来八十年的时光。

医生示意我可以进去。我跨进了病房，病房里灯光雪白，周伯紧闭着双眼，颧骨深陷。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的过程，此刻，我端详着他的脸，不由得想起了和他三岁时有关的“骨瘦如柴”这个词。

护工孙姐走了进来，她俯下身子，在周伯的耳边呼唤：“周老伯，是大成，大成来看你了。”

周伯的眼皮颤颤巍巍地抖动开来——他的眼睛睁开了。我立刻吩咐孙姐：“打开视频，联系我美慧姐！”

我的耳边立刻传来孙姐急促的视频邀请音。美慧姐出现了，她在视频中轻声地喊：“爸——爸——”

那一刻，我感觉周伯的眼神格外清澈起来，往日那种浑浊不堪一下子消失不见，纯净得仿佛成了丽日的早晨、乌苏里江澄澈的水。

周伯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孙姐把视频举到他的耳边。我也俯下身，把耳朵贴到他的唇边。但视频声音干扰了我，我示意孙姐先拿开视频。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飘进了我的耳鼓，“卡桑——卡桑——”我听见了，视频中的美慧姐一定没有听见，她还在一声一声地呼唤着：“爸——爸——”

周伯的眼神在变暗、变暗，也许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他看到了他的生身母亲，也许这么多年来，他的生身母亲也在一直寻找他，隔着我们常人触摸、感知不到的时空。而现在，当周伯的生命残存在我们这个时空的最后一刻，他的生身母亲终于寻找到了他，拥抱了他。

可是，我要告诉周伯一个事实，他记忆最开始的地方、那个喂他山羊奶的“卡桑”其实是他的养母、我的袁立清奶奶。我大声地对着周伯的耳朵说了出来。

说完，我看见周伯就闭上了眼睛，脸上浮现出陶醉而满足的表情。

窗外的风只是起了一阵，风吹散了天上厚薄不均的云，星星一团一团地闪现在幽蓝的空中。半轮月亮此刻升得高了许多，闪着洁白的光，让江面上起了一条月光路，月光路随着江水，在波光粼粼地闪动。对岸的森林像谁用墨染了似的，染出了一地的静谧。

我其实有许多话要问美慧姐，譬如当年，她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去了日本定居，当年吸引她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譬如我周伯不想去日本，究竟是不是因为日本人买葱一次只买一根、买苹果一次只买一个？譬如她为什么要说“这次，我无论如何都得赶回去”，吉村健太阻止过她来探望周伯吗？其实，我最想问的，还是当年她为什么给我邮过来一张照片，又为什么再也不肯回我的信。但我终于没有问。汪珍妮的短信来了：傅局，月明风清，彻夜不归？我仿佛看见了汪珍妮克制着愤怒、带着嘲讽表情的那张脸，我回了她两个字：即归。

这时，我忽然看见了那只羊，就在我们的窗外，它的方形瞳孔就像那被风卷来的野山楂树的两片叶子，只在玻璃上贴了短短的一瞬，然后，它就走开了，迈着轻巧的四蹄，弯弯的犄角在月光下闪着圣洁的光芒。它沿着江边，迎着月光走着。我看见美慧姐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走到窗边，贴着窗玻璃，看着那只羊，看着它究竟是要走进江边的原始森林，还是要沿着江面上的月光路，走到月亮中去。

作者：俞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