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4期
转自：翻译史研究
作者：杨靖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
我们所说的翻译，一般都会涉及两种语言，因此，翻译研究中的两语对比是少不了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出底本与译本进行比对，去发现两者的异同。这种方法虽古板，可在这个机器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人类思维的时代，却是发现底本与译本关系的唯一方法。年代近的本子比较好处理，因为获取容易。运气好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和底本与译本作者直接见面、对话，可历史较久远的本子就没这么简单。不用多说，100多年前的晚清就够我们折腾的，这些年代感十足的本子对于翻译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但是不好获取。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拿到译本，可对于相应的底本却一无所知。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如若译者当时没有确切交代，我们去哪里找这样的底本？这样的情况下，上面所说的对比就无从下手。也正因如此，学界很多研究者可能被形势所逼，随便找一个本子来充当底本，当然这里所说的“随便”也很可能是他们本身误以为自己用的底本就是当时历史环境下所使用的本子。底本问题是翻译史研究绕不开的，如果确定要把研究做好，那么无论费多少心思，都要想办法把底本找出来，尤其是当这个本子与译者本身的翻译动机密切相关的时候。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图1：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大家对李提摩太这个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他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中国晚清的政坛颇为活跃，译作丰厚。在华传教45年中，他还致力于中国佛教研究并先后英译了《大乘起信论》，《法华三经》（下文简称《法华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及《选佛谱》等佛典，而其中的《法华三经》就是我上面说的情况，有译本没有底本，至少他本人是没有明确交代的。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竟误认为底本是鸠摩罗什汉译本（下文简称“什本”），很多人都是随便拿一个出版社的本子来与他的译本相比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将译本与一个错误的底本相比对，要么对李提摩太歌功颂德，要么把他批的一无是处，这样的研究是否真的有说服力？实际上，我们只要多翻点史料，多留心译者所写的边脚副文本，这个底本还是可以找出来的，只是需费点功夫。
△图2及图3：《法华经：训译》封面页（一） 、（二）
李提摩太于其在华回忆录中多次提到《法华经》，他的英译文收录于《大乘佛教新约》（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于译文前有一些交代性文字至今未能引起学界关注，为说明问题，我这里把它们摘进来：
- This we now find in an editio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K. S. Fukagawa and published by the Buddhist Nichiren sect in A.D. 1904, in ten volumes. Eight of which contain the Lotus Gospel (I call it Gospel because of its wonderful similarity to the Christian Gospels), and two other volumes are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Prologue and Epilogue to it respectively.
- Besides the Japanese text, there is in it, in parallel columns, on the top of the page, a Chinese synopsis of the Scripture which leaves out the incredible Indian embellishments, giving only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 This synopsis is not new by a Chinaman or a Japanese, but consists of extracts made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umaragiva, so as to give the essence of this Scripture with its Prologue and Epilogue.
- This synopsis or essence is what I now translate. It has n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any European language before. (Richard, 1910: 129)
以上第（1）条信息显然不够明确，关于k.S. Fukagawa这位译者李氏亦未提供更多信息。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与日本有关，加上日本的佛教又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因此，这个人可能还和中国有关。另外，我可以肯定这串日语假名中的“kawa”是汉字“川”的音读。于是，我开始搜查日本与中国所有研究佛经的学者名录，只要是包含“川”字的，我一律不放过，都要细细看他的所有著作。不过，工作还算轻松，因为著作里必须是与“法华”相关的。终于，我在多方朋友的帮助下，查到这个人叫“深川观察”，是日本日莲宗代表人之一，曾著有《法华经:训译》 (1905)、《法华经要品训读》 (1903)、《妙法莲华经要品》(1909)等，均由吉田善造书店出版。我发现其中的《法华经：训译》所呈现经文底本之面貌与李氏以上的描述颇为一致。本文中间穿插的图2至图7是该底本的部分原貌。
△图4：《法华经：训译》序言页
图2与图3是该书的封面。图4的“训译法华经开结十卷新刊序”即为李提摩太所言此日译本以十卷形式出版（in ten volumes）。”图5“日宗新报社”即李氏所言“published by the Buddhist Nichiren sect”。图6中所提及出版时间为“明治38年”，根据日本年份的换算法则（1867加上所显年份38），即1905年。图7展示的是译本的具体样式，下方是竖排日文，上方即李提摩太所言撮要（synopsis）。李氏回忆，于日本考察佛教期间结识戈登夫人（Mrs. E. A. Gordon），并得到一部日文《莲华经》，其中包括该经的一个汉语经文概要。李氏正是读了此概要才为经中所表现的生命、光与爱所震撼，因它和《圣经-约翰福音》的内容十分相似。后来李氏于同年夏天开始英译此经，戈登夫人于译本中加很多注释。因此我最后确定李提摩太所得此《莲华经》日文本即是深川观察所著《法华经：训译》。这个本子目前可以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看到，相应的网站也有贴出可浏览的影印版。全本无目录，全书经文正文占八卷，即一、二品为卷一；三、四品为卷二；五至七品为卷三；八至十一品为卷四；十二至十五品为卷五；十六至十九品为卷六；二十至二十四品为卷七；二十五至二十八品为卷八。此八卷前有《无量义经》，后有《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八卷中，前三卷与什本（注，什本共7卷）一致，自第四卷起不同。将撮要与什本对照发现，前者完全是什本的随意节抄，文本前后极不连贯。其次，撮要多处或颠倒或重复。再次，撮要将什本句子肆意拆分成四字格，每每以句号作结，完全不考虑行文前后之连贯。最后，撮要还增加了什本中没有的内容。虽撮要既含经文正文又含其偈颂，可并非当前学界的大部分学者所言“主要译其中的偈颂文字”，可如此面目全非，实非李氏所言《法华经》之精华（essence）。若对什本每品字数与撮要每品字数进行全面统计（不计空格、字符、标点与各品标题字数，只统计正文汉字），什本为69321，而撮要本仅为8819，百分比不及13%。总之，撮要本的摘抄原则并未完全与什本经文长短保持一致，表现出随意性。
△图5及图6：《法华经：训译》出版页（一）、（二）
底本找出来以后，下面就要试图构建它与李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了。实际上，李氏对这部经本身评价很高，若按其自己的介绍，在其之前《莲华经》已经有好几个译本，如巴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的法译本和柯恩（Johan Hendrik Caspar Kern，1833–1917）的英译本（从梵语英译），为什么自己还要重译？这主要归于李氏曾购买并阅读过穆勒所主编的全套《东方圣书》，而其中就有收录柯恩的英译本。李氏对这个译本是颇有微词的，认为其根本没能表达出经文的精华。关于这一点，他本人有一段很清楚的解释：
“大部分佛教典籍，即，以梵语写成的《方等经》，是原始经文的后来形式。它们卷帙浩繁（amplified），文体冗长（diffuse），公元266–317年间，竺法护将它们介绍到中国。这些作品的数量惊人（utterly incredible），而且保留了极其浓厚的印度当地人色彩（Indian colouring），这一点从柯恩的英译本中可以看出。因此，现在的读者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精华简洁（essence）的版本作为数以百万人的精神粮食。”（Richard，1910: 128–129）
上引文表明两点：其一，李氏认为梵语里的《方等经》随着时间的变迁越发冗长，而当竺法护把这些卷帙浩繁的经文译成汉语时，这些带有印度特色的冗长性从柯恩译本可以对照看出。因此，李氏认为柯恩译本“印度色彩”太浓厚，“冗长”即意柯恩译本大多是按部就班的直译，所以才会设想读者一定渴望得到一个精华本，这不仅能使经文简洁，还可以更加灵活。而依据我们前文对底本的讨论，这个本子根本不能称精华本，更不用说英译本。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李氏在具体的英译过程中，于深谙什本之前提下，将错乱的撮要本进行了修改，最终以什本的正确顺序英译出。如《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此品撮要为“如佛为诸法王。此经亦复如是。诸经中王。”（《药王品》：16），可李氏的英译文为“Of all streams and rivers, of all waters, the sea is greatest, as God is chief in the spirit-world. So is this Scripture chief among all Scriptures”（Richard, 1910: 233）。若对照什本，“Of all streams and rivers, of all waters, the sea is greatest”一句明显是什本中“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第一”的英译，这是李氏参考了什本自行添加所致。在《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撮要本将“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值佛。疾成佛道。”（《常不轻品》：13）几句与什本顺序做了调换。可是，我们再看李提摩太的英译本就会惊奇地发现，李氏此处并非依撮要本的错序英译，而是以什本英译。
△图7：《法华经：训译》正文页
通过以上对这个底本的发现以及分析，我想说的是，如若我们不去发现这个底本，那么当中的很多历史信息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对于这个底本的研究至少可以带出以下新的结论：李氏对什本的内容游刃有余的，他也明白撮要本从内容上而言是差强人意的。这恰恰说明他选此底本之因并不在其内容与什本之异，而在于：其一，什本太长，而撮要本简短；他不关心什本的内容被如何削减以及撮要本的内容如何不连贯，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译本在形式上必须与柯恩译本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只有这样自己的译本才能使读者在短时间内看到他所认为经文的最“精华”部分，这无非是对他自己译本的一个赞助式的推动。正如有学者指出，后译借助误读扭转自己在时间上迟到劣势，从而颠倒按时间顺序构成的传统，为后译的诞生腾出空间，亦为后译本人赢得翻译史上的声誉。因此，李氏的译本实质上也是为了降低前译的影响力，以确立自己译作的生存空间，进而确立自己的译本中的思想地位。其二，从内容上看，若经文以新的载体呈现，他便有更大的空间进行耶佛互融的方案；易言之，原经文的内容被打乱，读者被剥离了反看全文的权力，他们只能从译文中看到这部《莲华经》，译本的说话权完全掌握在了李氏手中；如此，读者所读到的经文即是经过李氏重新阐释的结果而非真实什本。
翻译史研究与一般的翻译研究区别在哪里？以上的例子说明，翻译史更多是让史料说话，因为既定的历史是不会欺骗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