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語與外語教學》2018年第4期
轉自：翻譯史研究
作者：楊靖博士，上海中醫藥大學外語教學中心
我們所說的翻譯，一般都會涉及兩種語言，是以，翻譯研究中的兩語對比是少不了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出底本與譯本進行比對，去發現兩者的異同。這種方法雖古闆，可在這個機器仍然無法完全取代人類思維的時代，卻是發現底本與譯本關系的唯一方法。年代近的本子比較好處理，因為擷取容易。運氣好的話，我們甚至還能和底本與譯本作者直接見面、對話，可曆史較久遠的本子就沒這麼簡單。不用多說，100多年前的晚清就夠我們折騰的，這些年代感十足的本子對于翻譯史研究來說尤為重要，但是不好擷取。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拿到譯本，可對于相應的底本卻一無所知。滄海桑田，物是人非，如若譯者當時沒有确切交代，我們去哪裡找這樣的底本？這樣的情況下，上面所說的對比就無從下手。也正因如此，學界很多研究者可能被形勢所逼，随便找一個本子來充當底本，當然這裡所說的“随便”也很可能是他們本身誤以為自己用的底本就是當時曆史環境下所使用的本子。底本問題是翻譯史研究繞不開的，如果确定要把研究做好，那麼無論費多少心思，都要想辦法把底本找出來，尤其是當這個本子與譯者本身的翻譯動機密切相關的時候。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圖1：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大家對李提摩太這個人應該是比較熟悉的，他是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在中國晚清的政壇頗為活躍，譯作豐厚。在華傳教45年中，他還緻力于中國佛教研究并先後英譯了《大乘起信論》，《法華三經》（下文簡稱《法華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及《選佛譜》等佛典，而其中的《法華三經》就是我上面說的情況，有譯本沒有底本，至少他本人是沒有明确交代的。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學界與之相關的研究課題竟誤認為底本是鸠摩羅什漢譯本（下文簡稱“什本”），很多人都是随便拿一個出版社的本子來與他的譯本相比對。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将譯本與一個錯誤的底本相比對，要麼對李提摩太歌功頌德，要麼把他批的一無是處，這樣的研究是否真的有說服力？實際上，我們隻要多翻點史料，多留心譯者所寫的邊腳副文本，這個底本還是可以找出來的，隻是需費點功夫。
△圖2及圖3：《法華經：訓譯》封面頁（一） 、（二）
李提摩太于其在華回憶錄中多次提到《法華經》，他的英譯文收錄于《大乘佛教新約》（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于譯文前有一些交代性文字至今未能引起學界關注，為說明問題，我這裡把它們摘進來：
- This we now find in an editio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K. S. Fukagawa and published by the Buddhist Nichiren sect in A.D. 1904, in ten volumes. Eight of which contain the Lotus Gospel (I call it Gospel because of its wonderful similarity to the Christian Gospels), and two other volumes are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Prologue and Epilogue to it respectively.
- Besides the Japanese text, there is in it, in parallel columns, on the top of the page, a Chinese synopsis of the Scripture which leaves out the incredible Indian embellishments, giving only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 This synopsis is not new by a Chinaman or a Japanese, but consists of extracts made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umaragiva, so as to give the essence of this Scripture with its Prologue and Epilogue.
- This synopsis or essence is what I now translate. It has never been translated into any European language before. (Richard, 1910: 129)
以上第（1）條資訊顯然不夠明确，關于k.S. Fukagawa這位譯者李氏亦未提供更多資訊。但至少可以肯定他與日本有關，加上日本的佛教又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是以，這個人可能還和中國有關。另外，我可以肯定這串日語假名中的“kawa”是漢字“川”的音讀。于是，我開始搜查日本與中國所有研究佛經的學者名錄，隻要是包含“川”字的，我一律不放過，都要細細看他的所有著作。不過，工作還算輕松，因為著作裡必須是與“法華”相關的。終于，我在多方朋友的幫助下，查到這個人叫“深川觀察”，是日本日蓮宗代表人之一，曾著有《法華經:訓譯》 (1905)、《法華經要品訓讀》 (1903)、《妙法蓮華經要品》(1909)等，均由吉田善造書店出版。我發現其中的《法華經：訓譯》所呈現經文底本之面貌與李氏以上的描述頗為一緻。本文中間穿插的圖2至圖7是該底本的部分原貌。
△圖4：《法華經：訓譯》序言頁
圖2與圖3是該書的封面。圖4的“訓譯法華經開結十卷新刊序”即為李提摩太所言此日譯本以十卷形式出版（in ten volumes）。”圖5“日宗新報社”即李氏所言“published by the Buddhist Nichiren sect”。圖6中所提及出版時間為“明治38年”，根據日本年份的換算法則（1867加上所顯年份38），即1905年。圖7展示的是譯本的具體樣式，下方是豎排日文，上方即李提摩太所言撮要（synopsis）。李氏回憶，于日本考察佛教期間結識戈登夫人（Mrs. E. A. Gordon），并得到一部日文《蓮華經》，其中包括該經的一個漢語經文概要。李氏正是讀了此概要才為經中所表現的生命、光與愛所震撼，因它和《聖經-約翰福音》的内容十分相似。後來李氏于同年夏天開始英譯此經，戈登夫人于譯本中加很多注釋。是以我最後确定李提摩太所得此《蓮華經》日文本即是深川觀察所著《法華經：訓譯》。這個本子目前可以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看到，相應的網站也有貼出可浏覽的影印版。全本無目錄，全書經文正文占八卷，即一、二品為卷一；三、四品為卷二；五至七品為卷三；八至十一品為卷四；十二至十五品為卷五；十六至十九品為卷六；二十至二十四品為卷七；二十五至二十八品為卷八。此八卷前有《無量義經》，後有《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八卷中，前三卷與什本（注，什本共7卷）一緻，自第四卷起不同。将撮要與什本對照發現，前者完全是什本的随意節抄，文本前後極不連貫。其次，撮要多處或颠倒或重複。再次，撮要将什本句子肆意拆分成四字格，每每以句号作結，完全不考慮行文前後之連貫。最後，撮要還增加了什本中沒有的内容。雖撮要既含經文正文又含其偈頌，可并非目前學界的大部分學者所言“主要譯其中的偈頌文字”，可如此面目全非，實非李氏所言《法華經》之精華（essence）。若對什本每品字數與撮要每品字數進行全面統計（不計空格、字元、标點與各品标題字數，隻統計正文漢字），什本為69321，而撮要本僅為8819，百分比不及13%。總之，撮要本的摘抄原則并未完全與什本經文長短保持一緻，表現出随意性。
△圖5及圖6：《法華經：訓譯》出版頁（一）、（二）
底本找出來以後，下面就要試圖建構它與李提摩太之間的關系了。實際上，李氏對這部經本身評價很高，若按其自己的介紹，在其之前《蓮華經》已經有好幾個譯本，如巴爾諾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的法譯本和柯恩（Johan Hendrik Caspar Kern，1833–1917）的英譯本（從梵語英譯），為什麼自己還要重譯？這主要歸于李氏曾購買并閱讀過穆勒所主編的全套《東方聖書》，而其中就有收錄柯恩的英譯本。李氏對這個譯本是頗有微詞的，認為其根本沒能表達出經文的精華。關于這一點，他本人有一段很清楚的解釋：
“大部分佛教典籍，即，以梵語寫成的《方等經》，是原始經文的後來形式。它們卷帙浩繁（amplified），文體冗長（diffuse），公元266–317年間，竺法護将它們介紹到中國。這些作品的數量驚人（utterly incredible），而且保留了極其濃厚的印度當地人色彩（Indian colouring），這一點從柯恩的英譯本中可以看出。是以，現在的讀者迫切需要一個更加精華簡潔（essence）的版本作為數以百萬人的精神糧食。”（Richard，1910: 128–129）
上引文表明兩點：其一，李氏認為梵語裡的《方等經》随着時間的變遷越發冗長，而當竺法護把這些卷帙浩繁的經文譯成漢語時，這些帶有印度特色的冗長性從柯恩譯本可以對照看出。是以，李氏認為柯恩譯本“印度色彩”太濃厚，“冗長”即意柯恩譯本大多是按部就班的直譯，是以才會設想讀者一定渴望得到一個精華本，這不僅能使經文簡潔，還可以更加靈活。而依據我們前文對底本的讨論，這個本子根本不能稱精華本，更不用說英譯本。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李氏在具體的英譯過程中，于深谙什本之前提下，将錯亂的撮要本進行了修改，最終以什本的正确順序英譯出。如《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此品撮要為“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複如是。諸經中王。”（《藥王品》：16），可李氏的英譯文為“Of all streams and rivers, of all waters, the sea is greatest, as God is chief in the spirit-world. So is this Scripture chief among all Scriptures”（Richard, 1910: 233）。若對照什本，“Of all streams and rivers, of all waters, the sea is greatest”一句明顯是什本中“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的英譯，這是李氏參考了什本自行添加所緻。在《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中也有同樣的情況，撮要本将“應當一心。廣說此經。世世值佛。疾成佛道。”（《常不輕品》：13）幾句與什本順序做了調換。可是，我們再看李提摩太的英譯本就會驚奇地發現，李氏此處并非依撮要本的錯序英譯，而是以什本英譯。
△圖7：《法華經：訓譯》正文頁
通過以上對這個底本的發現以及分析，我想說的是，如若我們不去發現這個底本，那麼當中的很多曆史資訊會與我們擦肩而過。對于這個底本的研究至少可以帶出以下新的結論：李氏對什本的内容遊刃有餘的，他也明白撮要本從内容上而言是差強人意的。這恰恰說明他選此底本之因并不在其内容與什本之異，而在于：其一，什本太長，而撮要本簡短；他不關心什本的内容被如何削減以及撮要本的内容如何不連貫，他所關心的是自己的譯本在形式上必須與柯恩譯本有很大的差別，因為隻有這樣自己的譯本才能使讀者在短時間内看到他所認為經文的最“精華”部分，這無非是對他自己譯本的一個贊助式的推動。正如有學者指出，後譯借助誤讀扭轉自己在時間上遲到劣勢，進而颠倒按時間順序構成的傳統，為後譯的誕生騰出空間，亦為後譯本人赢得翻譯史上的聲譽。是以，李氏的譯本實質上也是為了降低前譯的影響力，以确立自己譯作的生存空間，進而确立自己的譯本中的思想地位。其二，從内容上看，若經文以新的載體呈現，他便有更大的空間進行耶佛互融的方案；易言之，原經文的内容被打亂，讀者被剝離了反看全文的權力，他們隻能從譯文中看到這部《蓮華經》，譯本的說話權完全掌握在了李氏手中；如此，讀者所讀到的經文即是經過李氏重新闡釋的結果而非真實什本。
翻譯史研究與一般的翻譯研究差別在哪裡？以上的例子說明，翻譯史更多是讓史料說話，因為既定的曆史是不會欺騙讀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