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汉语SCT
李提摩太與基督教社會主義
周偉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載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五十五期 2021年 秋
頁271-303
學刊於2007年收入 A&HCI 及 SCOPUS
非經注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一、李提摩太對社會主義的介紹
近年來，基督教社會主義傳入中國的歷史得到基督教研究界的關注，出現了相關的數篇論文。[1]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在華傳播史研究中，基督教社會主義是被忽視的一環，因此，這些研究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但是，現有的研究只是關注到民國時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而對於晚清時期該學派思想是否傳入中國，有無相關的文獻，則基本上止步於留日學生的日文轉譯（如一九〇二年趙必振譯福井准造《近世社會主義》中簡要介紹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而無進一步的上溯。本文根據所發現和解讀的文獻，指出在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即已在其英文著作明確提到「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及其代表人物，[2]並在其對應的中文著作《救世教益》中納入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若干思想。在一八九七年，李提摩太更是致函當時英國著名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花拉士」，請其就甲午戰爭後中國發展的問題專門寫了一篇長文，李提摩太將其翻譯成中文後在《萬國公報》上發表。[3]這樣，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時間就提前了五年乃至十數年。
李提摩太對社會主義感興趣，源於他在華傳教和賑災的經歷。李提摩太一八七〇年來華傳教，早期也是注重個人靈魂得救，但數年後即遇上華北大旱（丁戊奇荒），在賑災工作[4]中他深深地認識到傳統的傳教方式對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狀況並無多大用處。他認識到，拯救肉身跟拯救靈魂一樣重要，關注社會的整體改造要比關注個人靈魂得救更為重要，因此，他開始對「天國」重新加以理解和解釋，[5]將與清朝政府合作以提高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視為傳教工作的一個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他自然注意到當時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注重社會整體改造的社會主義自然在他視野之內，其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對他尤其具有親和性。
李提摩太不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有所了解，他對空想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也有所關注和引介。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於一八八八年出版了《回顧》（Looking Backward from 2000 to 1887），主張涉及民生的重要事業都歸國家管理，以免造成貧富懸殊和勞資對立。這本書對當時西方經濟與社會問題對症下藥，造成轟動，數年間即被譯為十幾種文字。他的崇拜者組成了許多國有化俱樂部，在美國掀起了工業國有化運動。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將之縮譯為中文，題名《回頭看紀略》，一共二十八章，連載於《萬國公報》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九二年四月號。後來，廣學會又以《百年一覺》的標題出了單行本。這本書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重要影響。關於《百年一覺》已有很多研究，在此不再贅述。一八九九年，李提摩太和蔡爾康合作翻譯了頡德（Benjamin Kidd）《大同學》（Social Evolution），書中介紹了馬克思的主要思想。這是中文世界首次介紹馬克思，「馬克思」一名也始於李提摩太的翻譯。對此國內研究馬克思主義傳入史的學者已有很多著述，在此也不必重複。[6]
作為一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更大的興趣是在基督教社會主義上。如前所說，這種思潮是要把基督教的宗教原理（愛神與愛人即博愛）和社會主義精神（注重平等、均富）結合起來，採用和平的方法（如合作社）在地上實現天國，拯救靈魂的同時也拯救肉體，關心來世福報的同時也關心今世民生，注重個人得救的同時也看重國族的得救。它很契合李提摩太面對晚清民生凋弊，急待以西方現代工業和科技來振作中國，使中國人看到基督教教化之「益」，從而信服和皈依基督教的目的。在一八九一年《救世教益》（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這本書裏，他將基督教或耶穌教改稱為「救世教」，就跟他的這種注重現世社會改造的思想趨向有關。
二、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
「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是十九世紀發生於歐美的一場運動，它試圖將基督教的道德和社會原則運用於現代工業生活，改造社會，消除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達到集體主義和互利主義（mutualism）。按照考夫曼（Moritz Kaufmann）的說法，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就是聯合的方法，這意味着逐步地、和平地將競爭轉化為合作性的工業。建立在合作原則上的勞動組織是基督教社會主義所有計劃的一個本質因素。」一個社會只有貫徹了基督的精神，才可以被稱為一個「互益社會」（Mutualite Sociale）。[7]基督教社會主義與各國實際相結合，[8]在法國和奧地利的要求恢復中世紀的行會協作，在德國的則希望在國家保護下搞產業協作，傾向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在英國的則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個人慈善來努力提高合作原則與實踐。
跟科學社會主義相比，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基督教神學及其史觀，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他們沒有「階級鬥爭」的執着，也不準備用「革命」的手段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而是希望在維持現有社會制度的前提下，通過理性、和平、漸進、改良的手段，主要通過合作社或議會提案這類做法，來具體地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如爭取普選權、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孩子的教育等等。兩者根本精神的差異可以用「博愛」和「鬥爭」來形容。
在英國，一八四八年憲章運動中出現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們同情工人的處境，但是不主張過激的變革行動。其代表人物有三個，即毛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1805-1872），小說家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律師陸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 1821-1911）。這批人之後，社會主義陷入了沉寂，但到了一八八〇前後，又湧現了一些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面對英國嚴重的貧富分化、階級問題、社會不公、道德敗壞，英國福音派對基督教的使命有了新的理解。他們認為對個人和社會的罪都應有所回應。聖經批判學也為福音派所接受，它認為應當從社會和政治處境中去理解以色列和耶穌的使命，聖經具有歷史性。雖然「基督教社會主義」沒有重新設定「天國」的定義和事工範圍，但使得「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成了福音派注重的一個詞匯，使得集體的得救獲得了跟個人得救一樣的重要性。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的《以色列諸先知》（Prophets of Israel）認為舊約先知是針對以色列社會政治問題才出現的，這使得許多基督徒不再從狹窄的基督中心論去理解《舊約》。戴爾（Robert William Dale）在一八七〇年代開始為基督教的政治行動辯護，跟李提摩太一樣同屬浸信會的克利福德（John Clifford）[9]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倡導基督教社會行動。在那時，基督徒們認識到，如果認真對待福音，就應該看到上帝不僅拯救個人靈魂，也拯救物質層面的民族和國家。[10]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組織中，有過教會基爾特（guild，又譯「行會」），即一八七七年於倫敦東部的聖馬太教會（St. Matthew Church）成立的基爾特，他們在教會信仰和組織的基礎上搞行業合作社。[11]其領導人赫德蘭（Stewart D. Headlam）曾經在毛里斯和金斯利所辦大學裏學習過，繼承了他們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想。在二十世紀首二十年英國興起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中，既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有托尼（R. H. Tauney, 1880-1962）這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鑑於基爾特社會主義曾經在中國發生重要的影響（張東蓀、梁啟超等人一度提倡它），而它又跟基督教（尤其中世紀的行會）關係密切，因此在這裏有必要一提。
三、「四民說」介紹並吸納基督教社會主義
從現有文獻來看，李提摩太大概是從一八八八年之後為寫作《救世教益》而閱讀了一些社會主義（包括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書。一八九〇年，應李鴻章之邀，李提摩太擔任天津《時報》主筆一年，向中國人大力鼓吹學習西法，進行改革。這些文章被很多報刊轉載，使其作者遐邇聞名，一八九四年末結集為《時事新論》由廣學會出版。《時事新論》中的文章，大多與「養民」新法有關，即用現代化工農礦業和科技來提高生產力，使人民富裕，養活更多的人口。如果說「養民」新法是把蛋糕做大，那麼，李提摩太已經注意到如何把蛋糕分配公平的問題。《時事新論》裏有一篇文章《論工人宜漸富》專門談到這個問題，裏面說，西方近百年來，工業化導致經濟發達，國民總產值翻了多倍，資本家財富極速膨脹，但是工人的工資卻增長緩慢，不成比例，生活貧困，飽受苛待：
因此，西國多年來凡有明白工人莫不互相議論，以為國家漸富強，士商亦坐擁厚貲，而獨此出力之人未能利益均沾，無乃不公乎？因此各工人設會曰同心會，又曰同合會。計德國有六十餘萬人，英國有八十餘萬人，美國有六十餘萬人，法國人數更多，莫不稟明國家以求伸其不平之氣，而溥其大公之財。
若就其形跡而論，與聚眾滋事何異？不知人情不甚相遠，天下事苟得其平，又何必眾口嘵嘵，與在上者時常爭論耶？故近來西報中常見有工人設會與各國爭論之事實，非與上為難，不過欲求厚加工貲。且一日中限定只作工四時，[12]俾眾人得益一律平允，此外別無他意也。今夫飲水者宜思其源也，植木者宜培其本也，觀於各國之因開墾製造而日興月盛，微各工人之力不克，至此是工人之於國家，即生財之源致富之本，有國者詎可昧厥本源哉？吾知嗣後泰西各國必當持之以平，使各工人一體漸富，不致再行觖望，是亦大局之幸也夫！[13]
李提摩太在文前說，「韓昌黎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其不平，正所以望其平耳。此吾儒與人家國事必以齊、治、均、平為本。觀於泰西工人與國家相爭之事，而知其積不能平之故矣。」這篇文章表明李提摩太其時已關注到西方工人運動（工會組織即文中所謂「同心會」，合作社即「同合會」）及其具體訴求（八小時工作制），涉及到「平」（平等、公平）的問題。對工人的這些訴求，他無疑是同情和贊同的。他寄希望於國家（有國者）的自上而下的措施。
一八九一年一月至一八九二年二月，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上連載《救世教益》一書，並於一八九一年末由廣學會出了單行本。據李提摩太在前言中所說，他寫這本書是因為三年前在天津與李鴻章見面時，李鴻章問他基督教對世界有甚麼好處，他「第恐一時未得詳明，因查五洲各史，擇各國關係緊要，有益國計民生諸大事，以及教之本末異同，撮其大旨，匯輯成篇，名曰《救世教益》，以冀閱是書者，略明教益，而後大疑可釋，民教由此俱安」。[14]在《救世教益》裏李提摩太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他的「四民說」（養民、安民、新民、教民），[15]這成為他一生的主要思想。[16]
在「四民」中，「養民」新法指工業、礦業、鐵路、郵局等關係國計民生的現代產業，「新民」指宗教教化人心，使受污染的「舊人」成為「新人」，「教民」指現代教育，將現代重要的科學知識普及到所有人。那麼，「安民」具體指甚麼？由於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先用英文寫成，因此，我們可以對照英文版來看其實質所指。[17]
在講到「安民」時，李提摩太說：
安民者，今時之第二要事也。其法一在和外，如各國所有土地產業貨物，使之自安其生，不惹外來之強暴侵掠。一在安內，如各國土地產業貨物等利，宜公分於士農工賈各等人，不使有富者極富，貧者極貧之慮。[18]
可見「安內」涉及財富「公分」和平等問題，實即經濟、社會公平問題。具體而言：
至於安內，必使貧富分財公平一律，尤有不易言者。泰西各國百工，見財多歸富戶，己雖較前稍裕，然亦有不足糊口者，遂以為天地之財所分不公，乃自立百工會，[19]欲增工價，以與富戶爭，否則一概停工。蓋因百年之內，商賈借百工之藝，獲利無窮，而百工之價加增不多，乃不服耳。其會初立時，有以百工為叛，官重懲之。百工人等乃倡言曰：非我等不安分，乃彼富室分財不公也。彼之貪財過甚，乃欲勞人至死。國家既使彼富戶得所，不思所以養我貧民，何以使人服乎？既而有權之官紳仍不聽其辯，愈苦待之。前百年，法國民全變，自改章程，不欲其君王傳子。俟民公舉某人為王，即官員亦變為民舉，自是凡為君者皆知民為邦本，莫敢不聽民議焉。迨百工相約，各國自立總百工會，[20]國家愈不敢不聽民議矣。惟近二十年內，俄羅斯之皇不聽貧民之議，但以權勢行之，嘗發遣善為議論者於西比利亞，[21]重則斬之，於是國民多以俄皇不以理行，專以勢壓，不顧民間之苦難，乃自立尼希利會，[22]言君主不以理行事，專恃殺人以立威，必非天理所容，殺之無過。迨光緒七年，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終為所弑。其國之所以如此內亂者，皆未得安民之道也。[23]
歐洲興起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建立工會和國際組織，爭取選舉權和公平權利，只有滿足他們的要求，才能實現國「富」民「安」，否則就會象俄國那樣發生弑君之事，民不安，君亦不安。治國者當考慮民情，研究和落實「安民之道」，以保持國家的穩定發展。
在工人跟權貴和國家的鬥爭中，基督教教會和教士可以起到甚麼作用？在這裏，李提摩太強調了基督教調解工人、資本家和國家三方矛盾的作用，實即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作用，他說：
今西國百工會與諸富商並國家往往不和，已多次請教師為兩造解紛。茲又請教師解之，與從前歷代無異。但解紛初非待有事，而後出而解之也。緣平日皆有七日一禮拜之規條，請各等人均赴教堂。凡好善者，無不前往聽講上天無窮之愛，並救主救世各善法，使常存善心，以養道心，即立學堂，亦如此教法。然後遇有變故，上下始皆按道德而行。凡教中人皆言，將來列國分爭，主平治之，使以刀為犁，以戈為鐮，不相攻伐，不尚武事。由是觀之，教會之不尚戰爭也，明矣。又教會多年立弭兵會，[24]凡國中好道之官皆入此會。[25]
上面「今西國百工會與諸富商並國家往往不和，已多次請教師為兩造解紛。茲又請教師解之，與從前歷代無異」這段話，所對應的英文原文是：
As in the past the Church was the mediator between high and low; so in the various risings of modern socialism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both contending parties have had to thank Christian men for their mediation, --men like Manriet,[26] Kingsley, Carlyle (by his writings), Cardinal Manning and Dr. Clifford in England and Christian socialists in other countries。[27]
可能考慮到中國人沒有相關的背景知識，因此，中譯本完全略去了“Christian socialists”及其代表人物。但李提摩太英文原意很清楚，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工人、資本家和國家之間「解紛」，他們通過教堂講道、學堂教育、提倡道德、建立弭兵會，來消彌社會矛盾，使民心「安」。
李提摩太的「四民說」，綜合起來看，未嘗不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中國翻版。「養民」，搞好生產，提高生產率；「新民」，以基督教感化人心；「教民」，實行全民教育，學好先進科技生產力。李提摩太特別強調基督教「教民」的效果：
欲救苦難，必先化惡為善，化愚為智，然後始能久遠有益於世，所以教士不但勸人為善，又在各處立學教民，總願各國不落人後也。其意原欲將各樣善法傳遍各國，使之皆相愛如弟兄，方合上帝之意旨。若中國欲為世界第一有名之國，舍今學何有濟哉？！然使今學果增，則相助為理者，又誰能高出救世教之人乎？[28]
李提摩太是明確反對共產主義者的（他稱之為「通財黨」）[29]，他所譯介的頡德的《大同學》有基督教社會主義傾向，也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鬥爭學說的。從思想根源上說，這是因為基督教的博愛原則跟鬥爭學說相悖，因此，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一般主張以漸進、改良、和平的手段來求得社會的和諧進步，在政治上就是與政府合作，或者以議會選舉、和平示威、簽名請願、思想說服等方法來達到目的。在李提摩太這裏，就是主張跟官方合作，通過影響士大夫來自上而下地影響中國社會。這種做法雖然見效緩慢，但不會引起大的社會震盪。
上面所引《救世教益》英文版提到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s），尤其提到了英國的幾個代表人物，如毛里斯、金斯利、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30]、曼寧（Henry Edward Cardinal Manning, 1808-1892）[31]和克利福德，表明他對他們的思想有所了解。因此英國學者王安之（Andrew T. Kaiser）的觀點，即沒有證據表明李提摩太知道基督教社會主義或跟他們有互動，[32]是錯誤的。在王安之本人提到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中，就有浸禮會思想家克利福德，恰恰李提摩太也注意到這個人。實際上，正是因為李提摩太了解當時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乃至一般社會主義的思想，因此，他才會把他們的一些想法吸納到自己的思想中。很明顯，李提摩太「四民說」裏面的「安民」，就是吸收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一個結果，他希望中國在做大國民經濟蛋糕（「養民」）的同時，也分好蛋糕（「安民」），保持社會均富，不使貧富懸殊，造成社會撕裂和動盪。不過，他並沒有像西方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那樣明言「安民」的手段主要是建立合作社，以工人之間的合作代殘酷競爭，以勞動交換替代榨取利潤，而是寄希望於當政者採取措施防止貧富懸殊。就此而論，他的想法類似德國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寄望於國家，跟國家社會主義結合，也跟中國官僚社會習慣自上而下地施政相吻合。
四、向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華萊士約稿並翻譯發表
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李提摩太回英國休假一年，在此期間，他向英美教會、政治、教育界的一些人士發函，希望他們就甲午戰爭後中國應該如何振作提出一些建議。有的人回了信，被他翻譯並結集為《醒華博議》，從《萬國公報》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起連載三期。《萬國公報》一八九九年一月單獨發表了其中的一篇長文，題目為〈英國倫敦安民報館主筆牧師花拉士開來條例〉。[33]
在《萬國公報》中，無論中文目錄及正文，還是英文目錄，都沒有注明「花拉士」英文原名，因此，筆者頗花了一番功夫，才在一八九七年由美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布利斯（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出版的《社會改革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Reform）「基督教社會主義」條目中，找到了「花拉士」英文姓名及介紹。書裏說：在一八八〇年代初，在英國成立了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協會（A Society of Christian Socialists），其機關報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The Christian Socialist, 1883-1891），停辦後，又辦了另一份報紙《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The Christian Socialist League）。這份報紙的主席是克利福德，其主要成員有J. Bruce Wallace、奧爾登（Percy Alden）、格德爾斯通（E. D. Girdlestone）、貝爾徹（John H. Belcher）及沙特爾沃思（Shuttleworth）教授。關於J. Bruce Wallace，書裏還特別做了介紹：「在倫敦，J. Bruce Wallace是兄弟會教會（Brotherhood Church）的牧師，是兄弟會信託部（the Brotherhood Trust）的創辦人」。[34]這位 J. Bruce Wallace就是「花拉士」。
前文已說，早在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就提到了同屬浸禮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代表之一克利福德。那時他應該知道或閱讀過《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這份報紙。很可能，在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這個休假年，他作為中國廣學會的領袖在倫敦時拜訪過克利福德領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報社，並認識了其主要撰稿人之一「花拉士」（以下今譯為華萊士）。我們知道，李提摩太習慣將「社會主義」譯為「安民」說，他將《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譯為《安民報》也就順理成章了。
華萊士的全名是John Bruce Wallace（1853-1939），他出生於印度，其父是到印度傳教的長老會傳教士。他少年時在瑞士接受教育，後來到愛爾蘭貝爾法斯特（Belfast）讀大學，在都柏林女王學院（Queen's College）獲得碩士學位（1874）。他成為公理會牧師，早期在貝爾法斯特公理會服務（1880-1885），後來曾多次擔任愛爾蘭公理會聯會主席。這一時期他受到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直接影響，曾邀請後者到愛爾蘭演講，[35]他接受了喬治的單一稅的思想，主張土地國有，逐步走向經濟社會主義。他還受到另一個美國人格隆蘭德（Laurence Gronlund, 1846-1899）的影響，後者主張合作福利社。[36]一八八七年他在北愛爾蘭利馬瓦迪（Limavady）創辦了雜誌《兄弟會》（The Brotherhood，存在時間為一八八七至一九三一年），倡導合作思想。據創辦者介紹，「雜誌試圖通過更真實的思想，以幫助靈魂和身體的健康重構，有助於一個更公正、更幸福的社會秩序的和平進化」。[37]一八八九年他還參與了《貝爾法斯特周星報》（Belfast Weekly Star）的編輯。一八九〇年他到美國考察合作殖民社（cooperative colonies）。一八九一年他搬到倫敦繼續辦報，並於一八九二年接手了一個廢棄的教堂，將之改名為「兄弟會教會」（Brotherhood Church），[38]這是其一系列教會中的第一個（存在時間為一八九二至一九〇二年），一八九四年他和肯沃西（J. C. Kenworthy）創立了兄弟會信託部（Brotherhood Trust）。[39]兄弟會信託部是一個集工貿於一體的合作聯盟，給其工人公道的價錢，照顧老弱病殘，後來還增加了出版業。該合作聯盟鼎盛時頗為成功，還在美國辦有分社。信託部另一位創辦人肯沃西曾於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去俄國拜訪托爾斯泰，並取得了其所有著作的英文版權。[40]「兄弟會教會」加入了社會民主聯盟（Socialist Democratic Federation），該聯盟是當時英國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組織。華萊士的思想主要受到喬治的土地改革和貝拉米的空想社會主義影響，主張土地國有化，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素食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花園城市的提倡者，他也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先驅之一。其「兄弟會教會」跟社會主義運動關係密切。一九〇七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兄弟會教會」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列寧、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均參加了是次大會。在一些與會代表沒有回國盤纏的時候，「兄弟會教會」還提供了不菲的經費。
在應李提摩太之邀寫給中國讀者（主要是官員和士子）的這篇長文的開頭，華萊士說：
各國興舉各項工作，及一切治理生民之事，大法章程有二：一曰民間私立，一曰國家公立。民間私立之法，係各人自出資本，或集眾人股分。凡事歸開辦之人主政。國家公立之法，係朝廷撥帑興辦，延用專門名家，各管各事，一切條規，歸國家主政。有時二法可以並行。凡不便任民間主政者，即應歸國家管理，不便歸國家主政者，即應任民間管理。總而言之，無非欲使一國之民，豐衣足食，各遂其生，同享利益而已。[41]
這是說產業國有化和私有化要根據有益於民生與否來決定，從後文來看，作者主張涉及重大民生問題的產業和行業（如鐵路礦產郵政等）應該由國家來舉辦，而不能採取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
作者從英國土地分封制導致貴族有地農民失地談起，「一國之人，遂分為兩等。一為有地之民，一為無地之民」，後者成為佃農，飽受國家、地主層層剝削。對此，國家應該有所作為，減輕佃農之苦。工業化以後，西方各國奉行自由主義，任富人集股開辦鐵路、水路、船廠、開礦、紡紗、織布、機器廠等，而其中所需的大機器，貧民都不能置辦，因此只能受僱於富民，而「富民既出資本，既集股分，乃開辦以後，一切工價，即由富民自定，貧民不能作主。即使富民十分刻薄，貧民亦須忍受。若使停工不作，不肯領抑勒之錢，則謀生無路，惟有餓死一途，因此國家不得不再三籌度，設立工作章程，免致富民酷待貧民。此實安民緊要關鍵。」[42]作者認為，資本家只求漁利，不會自動愛民，雖然科學家知道如何開發、增加產業以及分配得法，但是其方法未能實行，而「各富人坐擁厚資，無所用處，而無數貧民，衣食已憂不足矣」，出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凡有現代工業的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情況。作者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指出，西方雖然自稱為基督教國家，但言行不一，實際上違背了基督的愛人如己的淑世原則，他希望中國振興工作（工業），成為現代化國家時，要學到西方的長處，避免其短處，不要像日本那樣，好樣壞樣都學。
華萊士為中國人提出了七條建議，重點在「設公用之法，使眾人各得其益」。第一條是「嚴正地土」，使土地國有化，便於國家興辦公共事業（如鐵路、學校等），不致為私人所有，地中礦產也為國有，私人有使用權，但僅限於個人生活用品生產，地租不應由私人收入囊中，而應用於公共事業。這應該是受到了喬治的影響。
第二條建議是「廣立公司」。公司應當強化其「公」的一面，防止獨行壟斷，尤其事關國計民生的大產業，如郵政、鐵路、公交等，都應由國家舉辦，而不應交給私人公司去辦，以防止壟斷加價，坑害大眾。華萊士舉英國鐵路為例。原先鐵路初創時，任由私人創辦，但私人壟斷加價，大不利於民眾。一八九四年，英國某城從商民壟斷中買下馬車鐵路作為公用，百姓大大獲利。國有化後，鐵路工人也從過去一天十二小時工作變為十小時，工價照舊。而車票反而比從前便宜。公司不但得利，還有餘利，興辦了許多別的公司。其餘電氣、運車、機器等事可照此類推。這是國家為防止大資本家壟斷奪眾人之利益而辦的好事。
第三、第四條分別為「考究銀行」、「舉行鈔票」。第五條為「使民皆有生業」，涉及土地兼併和大機器生產所導致的貧富加劇問題，華萊士認為，國家應該照顧無地農民，同時，私有化的大機器生產必然導致僱用工人減少，一個工人能頂以前十個工人，因此會讓九個工人失業，而被僱的工人工價也很賤，利潤則被富人拿走，富者恆富，窮者愈窮，因此國家當設法救助。他說：
凡有大工作關係眾人之事，統歸國家管理。若國家用機器設法製造，貧民不惟不受其害，且得大受其益。蓋既歸公用，則不致剝削小民，而一日所作之工，比前較少，所得之財，比前較多，如此辦法，貧民何至受苦。
如果工業都歸國家，讓貧民都有事可作，但會不會讓工人失去自由，不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華萊士的第六條建議，就是國家不可以權勢強迫貧民從事某一工作。但倘若有些工作因為難做而無人願去，則可加重工價，讓人自願去做。他認為，應該保持人的自主性（或自由）。他的第七條建議是，國家應當普及教育，所學內容應側重「近來各國之善法」，以「長智慧而開新機」，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學習「古法」，這樣才可以使國家不落後於先進國家。
在講完七大建議後，華萊士提到「防害」的要點在於用「公用之法」，減少資本主義。跨國資本為追逐利潤，專找低薪工人，導致工人惡性競爭（如美、澳華工與白人工人），永無出頭之日。如果工廠「公用」，則不會如此。華萊士認為：
總之，若行私用之法，無論工業，無論商途，各國必至相爭，為其但顧自己，不顧他人也。若行公用之法，不徒本國不相爭，推之五洲萬國，皆不相爭而相安，防害獲益之大，莫要於此。
華萊士這套思想，是要在基督教博愛和平等思想下，希望中國政府和知識分子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搞國家社會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在中國讀者那裏，他對於「公」的美好想象，無疑會跟傳統的「大同」想象交織。我們看到，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有類似的對於「公」的強調。
五、從基督教社會主義到儒教社會主義
李提摩太作為廣學會秘書長，深明廣學會的使命即在於向中國人廣泛介紹西方文明各種「新法」，開闊中國知識界的眼界，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在此過程中使中國人認識到作為西方文明背後支撐的基督教，從而為中國人接受、容忍，起碼不反對基督教作好鋪墊。這是明末利瑪竇「以學輔教」的升級版。在廣學會的這個總策略中，為展示基督教對於拯救國家、民族的作用，李提摩太向中國人譯介了西方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著作（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其中一種）。除了他本人之外，來華的加拿大醫生傳教士馬林（William Edwards Maclin, 1860-1947）還多次在《萬國公報》上介紹美國社會主義者喬治的單一稅制。在一八九〇年代的《萬國公報》上，社會主義譯介計有貝拉米《回顧》、喬治《進步與貧困》、華萊士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主張、頡德《大同學》中對各種社會主義的介紹，加上李提摩太和馬林等人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素，[43]它們合起來就可以構成晚清的一個「社會主義思想庫」，對中國人產生影響。雖然這種影響是交織的、綜合的，很難單獨分出哪個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影響，但是主要的痕跡還是依稀可辨的。
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與李提摩太過從甚密，逃亡時，康有為曾給李提摩太數封書信，交托緊要之事。一九一四年，康有為回國後，李提摩太曾發函邀請康有為到廣學會做演講。康有為在回信中說，「緬想大同，惟吾與子」，並欣然演講「地球弭兵、世界大同」之事。[44]一九一九年，康有為聽到李提摩太死訊後，寫了一首詩《吊李提摩太先生》：「萬里來行無量慈，卅年交義最相思。大同皆有□□志，教宗合一訂兼持。二人同心惟與汝，萬方多難共匡時。諸天極樂君歸去，大道之行更與誰。」[45]此處再一次說到「大同」「大道」，顯見康有為視李提摩太為唯一的「道友」。康有為的社會理想體現在《大同書》中，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特徵。比如，「庚部：去產界公生業」對於「公農」、「公商」、「公工」，[46]甚至「公地」「公家」的強調，以及對於「私」「爭」之摒棄，都跟社會主義對於「公用之法」的強調一致。康有為沒有提達到大同的方法，但其改良主義的思想傾向，決定了他必然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在這點上，他跟李提摩太、頡德、貝拉米、華萊士這些人都是一致的。一九〇一年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說康有為哲學是「博愛派哲學」（不忍人之心，與基督教之「愛」對應）、「主樂派哲學」（大同太平，與「天國」對應）、「進化派哲學」，[47]然後說：「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土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力。先生未嘗讀諸士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孔子告子遊子語。」[48]康有為《大同書》成書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那時他沒有讀過柏拉圖等人的書，不等於他沒有通過《萬國公報》等書刊了解社會主義，比如華萊士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後來，梁啟超在寫於一九一六至一九二〇年間的《歐遊心影錄》中解釋康有為的「大同」（太平世）理想源自《禮運篇》時，具體地將之與社會主義聯繫起來。梁啟超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釋為「民治主義」，將「講信修睦」釋為「國際聯合主義」，將「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釋為「兒童公育主義」，將「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釋為「老病保險主義」，將「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釋為「共產主義」，將「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釋為「勞作神聖主義」。[49]如此將「大同」與社會主義掛鉤，顯然是要將康有為塑造為「儒教社會主義」先知。康有為、梁啟超都曾經跟李提摩太過從甚密，也熟悉《萬國公報》，對他們來說，將「基督教社會主義」改造為「儒教社會主義」，並非難事。
梁啟超早在一八九五年主編維新派第一份報紙北京《萬國公報》時，就採用了李提摩太《時事新論》中的一篇文章《論工人宜漸富》，注意到西方勞資矛盾和工人運動問題。這使他對西方社會主義學說一直很關注，後來更成為中國最早系統介紹社會主義的人。他更是以西鑑中，認為中國思想的一大主線就是社會主義。在寫於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一年間的《瓜分危言》之《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中，他將中國古代的一些政策（如王莽改制）視為社會主義，最後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50]在一九二二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說：「歐洲所謂社會主義者，其唱導在近百餘年間耳。我國則孔墨孟荀商韓以至許行白圭之徒，其所論列，殆無一不帶有社會主義色彩。」[51]在《歐遊心影錄》中他區別了社會主義精神和方法，認為「精神是絕對要採用的，這種精神不是外來，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講的『均無貧，和無寡』，孟子講的『恆產恒心』，就是這主義最精要的論據。我並沒有絲毫附會。至於實行方法，那就各國各時代種種不同。」[52]精神為「經」，方法為「權」，要與各國實際相結合。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二一年他在〈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中，傾向社會主義（協社），反對在中國普遍貧窮、尚無工人階級的情況下搞社會主義革命。[53]
梁啟超的學生張東蓀也是改良主義者，但儒教的色彩已經淡化，而趨於自由主義。一九二七年以前，他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三〇年代初，他宣揚國家社會主義；一九四〇年代，他提出社會民主主義。和梁啟超一樣，他認為中國並無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中國先要解決工業化問題—因此有必要扶持資本主義，再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達到普遍富裕。在對西方社會主義的認識上，他是明確認識到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連續性的中國人。他在《思想與社會》中將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視為西方「道統」，他說，「社會主義就是硬心腸的基督教，而基督教就是軟心腸的社會主義」。[54]
康有為、梁啟超、張東蓀的許多社會主義主張，跟李提摩太「四民說」相似，都認為中國的首要問題不是勞資階級鬥爭的問題，而是生產力低下、普遍貧困的問題，是人民「愚、窮、弱、私」的問題（晏陽初）。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才能分好蛋糕，普遍富裕。
孫中山最早的中文文章發表於《萬國公報》，自然也免不了會讀《萬國公報》。他了解到貝拉米的《回頭看》（百年一覺），讀過馬林對喬治亨利單一稅的譯介，這對他後來的土地國有思想和「民生主義」都有影響。[55]
李提摩太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關注在他逝世後仍為廣學會所堅持。民國時期，廣學會出版了羅遜武的《社會福音的神學》（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饒習博[56]的《耶穌底社會原理》（Social Principles of Jesus）、艾迪（George Sherwood Eddy）的《艾迪集》，並大力推介日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賀川豐彥。相比張仕章、沈嗣莊、吳耀宗等人革命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廣學會堅持着改良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以往的李提摩太研究，雖然注意到他的「救世」傳教模式跟戴德生的「救靈」模式不同，但尚未注意到他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實際聯繫，因此很少注意到他思想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及其影響。其實他和廣學會的社會主義譯介和思想，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57]孫中山這些人，再通過他們對民國思想界產生影響（如張東蓀、張君勱），[58]這裏面，隱約有一條從「基督教社會主義」轉化為「儒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線索，[59]有待將來的研究者鉤沉索隱，發明新見。[60]
注釋（上下滑動）
[1]. 劉家峰、劉莉，〈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載《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頁104-112。楊衛華，〈20世紀上半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在華傳播及影響〉，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第1期，頁27-36。楊衛華，〈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頁124-132。曾慶豹，〈思想過激者的遭遇：沈嗣莊其人及其思想〉，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頁63-71。香港《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9年秋季第51期策劃了專題「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除梁慧、曾慶豹所寫導言「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外，共收四篇論文，分別為：唐曉峰，〈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啟示〉，頁37-62；徐以驊，〈「革命的基督教」傳教士華德與民國基督教會〉，頁63-92；劉家峰，〈賀川豐彥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頁93-120；曾慶豹，〈民國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以張仕章的耶穌主義為例〉，頁121-153。
[2]. 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這一英文名稱何時在中國教會內外傳播，劉家峰、劉莉認為，始於一九一三年，其時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李德理（Lacy L. Little）在《教務雜誌》（英文）上發表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江陰〉（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Kiangyin），見劉家峰、劉莉，〈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頁105。本文揭示李提摩太早在一八九一年便已提到該英文名稱。
[3]. 筆者所見相關資料中，唯有美國學者伯納爾（伯納爾著，丘權政、符致興譯，《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頁27-29）提到了花拉士的文章，且點出了其英名縮寫名“J. B. Wallace＂。但可能限於當時的資料條件，伯納爾將花拉士當作一般的社會主義者對待，對其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身份和來歷沒有介紹，對花拉士所主筆的「安民報」的名稱也無所知。
[4]. 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2005），頁98-122。
[5]. Andrew T.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imothy Richard’s Missionary Thought (1870-1891)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9), pp. 136-147.
[6]. 晚近研究可參：姚達兌，〈斯賓塞福音：李提摩太譯《大同學》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120-128。姚達兌校注的《大同學》二〇一八年由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7]. Moritz Kaufmann, Christian Social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 Paternoster Square, 1888), p. 25.
[8]. 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大約始於一八八〇年代，主要有：Arthur A. Woodworth,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im.,1903)；Charles E. Raven, Christian Socialism, 1848-1854 (London: MacMillan & Co., Limited, 1920)；Moritz Kaufmann, Christian Socialis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1888)；Francesco S. Nitti, Catholic Socialism (trans. Mary Mackintosh; London: George Allen & Company, LTD.,1911)。近年來的研究有：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Gary Dorrien,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Making: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oo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中文研究有：田海華，〈簡論基督教社會主義〉，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45-51；肖鳳青，〈十九世紀法國和德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載《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4期，頁88-93。
[9]. 克利福德（1836-1923），英國浸禮會自由派領袖，基督教社會主義代表及消極抵抗運動發起人之一，他對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思想有影響。
[10].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pp. 142-143.
[11]. Woodworth, Christian Socialism in England, pp. 100-131。教會基爾特派反對無神論者對基督教的攻擊，堅持基督教信仰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見該書頁104-105。該派受喬治亨利單一稅影響很大，認為貧富不均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土地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因此應該土地國有，造福全民。該派人數一直在三百人左右，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末尚有活動，但影響不大。
[12]. 這裏「四時」當是指中國一天的十二時辰（每一時辰有兩小時），故按西法即指八小時。
[13]. 李提摩太，《時事新論》，光緒二十年上海廣學會鑄版，卷七「養民」第十葉。值得注意的是，《論工人宜漸富》於一八九五年被梁啟超編入了康有為在北京創辦的《萬國公報》第56期，自然會受到此文所傳達的社會主義傾向的影響。周偉馳，〈康有為創辦的北京《萬國公報》各期內容及其來源〉，載《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頁114-135。
[14].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原序第二葉，上海廣學會一八九九年第三次重印（一印於一八九一年秋）。
[15]. 「養民」、「安民」、「新民」、「教民」這四個詞的英文分別為：“How to support the nations”、“how to give peace to the nations”、“how to make them (men) good”、“how to educate them (the nations)”，見Chinese Recorder, vol. XXII (oct. 1891), No. 10, pp. 443, 491, 493。用今天的話說，「養民」就是如何搞好國民經濟，把蛋糕做大；「安民」就是如何讓人民安心，把蛋糕分好；「新民」就是教人學好，榮神益人；「教民」就是把做蛋糕、分蛋糕和教人學好的知識代代相傳，精益求益。
[16]. 後來，李提摩太就救世教之「有益於今」寫了續集，強調「新法」的重要性。分別見《萬國公報》一八九五年一至七月，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一八九六年二月。在後來，他對「安民」說中的均富思想有所淡化，可能是因為他要針對中國語境說話，而當時中國的問題在他看來不是貧富懸殊，而是普遍貧困，因此關鍵還是要強調用「養民」新法來提高生產力，開辦現代化產業，把蛋糕做大。
[17].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先用英文發表於《教務雜誌》一八九〇年四月至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其後才譯為中文發表。約翰遜詳細列出了其發表情況（Eunice V. Johnson, Timothy Richard’s Vision: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1880-1910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p. 176），跟「安民」相關的一節見：“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 Present Benefits”, in Chinese Recorder 22 (October 1891), pp. 443-451。
[18]. 「安民」一章發表於《萬國公報》一八九二年一月號，見《萬國公報》（上海書店，2014）29冊，頁24-028。此句出自29冊，頁24。
[19].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49。「百工會」對應英文為“trades unions”。
[20]. 同上，英文原文為“then the various trades unions hav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unions”。
[21]. 同上，英文原文為“Banished the leaders of socialism to Siberia”。中譯將“socialism”泛譯為「善為議論者」。中譯本不直譯“socialism”可能是為了避免讀者混淆俄式激進社會主義者與李提摩太所贊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後者是為了「安民」，採取溫和漸進的方法，而不採取暴烈的方式。
[22]. 同上，英文原文為“Then the Socialist of Russia became Nihilists”。「虛無黨」即無政府主義者，或俄國民意黨。
[23]. 《萬國公報》，29冊，頁25-26。
[24]. 「又教會多年立弭兵會」，英文原文為“For years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established a peace society”。參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51。
[25]. 《萬國公報》29冊，頁27。
[26]. “Manriet”，原文如此，筆者在所有相關書籍及網絡上均未查到此人，疑為“Maurice”（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排字之誤。從李提摩太今存書信手寫字體都比較凌亂，難以辨認來看，很可能如此。
[27].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p. 450。斜體強調為筆者所加。
[28]. 《萬國公報》1892年2月（29冊，頁103）。
[29]. 《萬國公報》41冊，頁197-198。
[30]. 卡萊爾，英國歷史學家和散文家，著有《法國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腓特烈大帝傳》（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等。
[31]. 曼寧，英國天主教大主教，倡導社會公義，影響了良十三世（Leo XIII）《新事物》訓諭（Rerum novarum），開啟了天主教社會公義訓導。
[32]. Kaiser, Encountering China, p. 143.
[33]. 《萬國公報》43冊，頁7。李提摩太檔案今藏牛津大學攝政公園學院（Regent Park College）浸會傳道會檔案館，花拉士英語原文並未出現於檔案目錄中，筆者二〇二〇年初托鄭淑紅教授找到留英的吳敏博士至館搜查，亦未能找到相關原文。
[34]. 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 (ed.), “Christian Social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Refor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897), p. 254。
[35]. Fintan Lane,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ish Socialism, 1881-1896 (Cork, Ireland: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9。
[36]. 格隆蘭德是丹麥裔美國人，他將馬克思、拉薩爾的思想美國化了，一八八四年出版《合作福利社》（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一書，他影響了《回顧》作者貝拉米和韋蘭（Julius Wayland），對一八八〇和一八九〇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有影響。（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urence_Gronlund，2020年5月10日瀏覽）。
[37]. “magazine designed to help, through truer thought, the healthy reconstruction of souls and bodies and the peaceful evolution of a juster and happier social order.”參https://apostlesoffreedom.wordpress.com/2018/07/04/reverend-bruce-wallace-christian-socialist-from-limavady/，2020年5月10日瀏覽。
[38]. 「兄弟會教會」的情況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otherhood_Church
[39]. John Bruce Wallace, Towards Fraternal Organisation: An Explanation of the Brotherhood Trust (London: Brotherhood Trust, 1900).
[40]. Peter d'Alroy Jones, Christian Socialist Revival, 1877-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35-336.
[41]. 《萬國公報》43冊，頁7。該文頁碼為7-12，以下對該文引用不再一一注明頁碼。
[42]. 《萬國公報》43冊，頁7-8。這是當時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普遍看法。如塔克維爾（William Tuckwell, 1829-1919）在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講座中，追究英國歷史，對原始平等社會逐漸被國王貴族分割土地，大量人民淪為奴隸、農奴和無地農民，雇主的剝削，資本家的壓榨（他認為資本家本質上就是放高利貸）作了形象的描述。對土地壟斷（地主剝削）、工業壟斷（雇主剝削）、資本壟斷（資本家剝削）逐一作了分析。參William Tuckwell, Christian Socialism and Other Lectures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Kent and Co., Limited, 1891), pp. 8-22。李提摩太一九〇五年在上海私印的Some Hints for Rising Statesmen, vol. III, God’s Statesmen Revived, pp. 1-3亦持此觀點。對英國公地制度興衰及圈地運動導致的悲劇，可參趙文洪，《英國公地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第六章「圈地運動及其後果」。
[43]. 廣學會另一成員花之安來自德國，也許受德國社會主義的影響，其《自西徂東》中有不少類似於社會主義的救貧恤孤的改良建議。其社會主義思想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4]. 姜義華等編，《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十集，頁195。「弭兵」是李提摩太「安民」措施之一，康有為深受其影響。
[45]. 同上，第十二集，頁389。方框內佚失的兩字，筆者疑為「救世」。
[46]. 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30。
[47]. 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一冊第二卷，頁488-489。
[48]. 同上，第一冊第二卷，頁489。這個順序是精心安排的，因為只要出發點是「博愛」或「不忍人之心」，就會走改良、漸進的道路，而不取暴力革命的道路。這跟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49]. 同上，第四冊第十卷，頁3098。
[50]. 同上，第一冊第二卷，頁392。
[51]. 同上，第五冊第十二卷，頁3605。
[52]. 同上，第四冊第十卷，頁2984。
[53]. 同上，第五冊第十一卷，頁3329-3334。
[54].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長沙：嶽麓書社，2010），頁210。其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傳承的論述，詳見該書第七章「西洋的道統（上）耶教思想與社會主義」（頁201-234）。
[55]. 孫中山讀過馬林的譯著。夏良才，〈論孫中山與喬治亨利〉，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頁45。
[56]. 「羅遜武」、「饒習博」都是饒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的中譯名。
[57]. 譚嗣同在《仁學》中寫道，「西學《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轉自同上。
[58]. 關於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可參丁三青，〈張君勱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流變〉，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113-119。鄭大華，〈張君勱的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演變〉，載《浙江學刊》2008年第2期，頁64-71。
[59]. 在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跟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有親緣關係，一些人轉向了國家社會主義，一些人轉向了社會民主主義。在民國時期，與「基督教社會主義」起了類似功能的「儒教社會主義」也重演了這樣的歷史。
[60]. 近來唐文明對陳煥章的儒教社會主義作了很好的總結。陳煥章（1880-1933）在其一九一一年的英文博士論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門理財學》）用了“Confucian socialism”這個英文概念。唐文明認為他是第一個用「儒教社會主義」概念的人。參唐文明，〈陳煥章論儒教社會主義〉，《中國儒學》第十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338-359。唐文明未談及陳煥章與康、梁這類思想的聯繫。其實從康有為、陳煥章的一貫用法來看，“Confucian socialism”譯為「孔教社會主義」可能更合適，但當然亦可譯為廣義的「儒教社會主義」或「儒家社會主義」。陳煥章用這個英文詞，顯示他對當時西方的Christian Socialism等社會主義思潮有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