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曹明伦：模仿性还原翻译及其他——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序译后杂记

本文来源：《中国翻译》2023年第4期

转自：浙大译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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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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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做英译汉工作的译者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即把英美汉学家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又还原为汉语。前两年我翻译英国学人卢伯克的《生命之乐》（The Pleasures of Life, 1890）和《生命之用》（The Use of Life, 1895）二书，就处理了书中引用的不少中国谚语、俗语和“子曰”。

例如“If you suspect a man, do not employ him: if you employ him, do not suspect him.（疑人不用，用人不疑）”（Lubbock, 1895: 34）；“Sweep away the snow from before his own door, and never mind the frost upon his neighbor's tiles.（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Lubbock, 1890: 331）；“Calamities sent by heaven may be avoided, but from those we bring on ourselves there is no escape.（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Ibid: 76）。

又如“The Duke of Tse, says Confucius, ‘was immensely rich, and nobody loved him ; Pei-ke died of hunger, and even now the people mourn him.’（中国先哲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Lubbock, 1895: 53）。

再如“Confucius is said to hav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man who ‘in his eager pursuit of knowledge forgot his food, who in the joy of its attainment forgot his sorrows, and did not even perceive that old age was coming on.’（中国先哲孔子谈及自己读书求知时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Lubbock, 1890: 66）。

以及“If the Home duties, said Confucius, ‘are well performed, what need is there to go afar to offer sacrifice?’（中国先哲孔子曾问：迩责备至，何须远祭？）”（Lubbock, 1895: 197），等等。

以上英语引文后面括号里的中文就是我们常说的还原翻译之结果。还原翻译又称“回译”，即“把被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过程和表述”（方梦之, 2011: 97）。从以上六例可以看出，这种翻译有时候易如反掌，有时候则异常艰难。正如思果（2001: 119）论及这个问题时说：“我提到过翻译还原的问题，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这）的确是件难事。本来是外文，不管多难，都可以译成中文；独有原来是中文的外文译文，任何高手也译不回来；意思可以译对，却不是原文，任何人手上有原文，都可以拿出来指责你。而找出原文并不容易，虽然找到了照抄，一点不费力气，只要不抄错就行了”。以上六句从英文还原的中文可谓对思果先生这段论述的生动说明。说易，前三句俗语谚语，相信多数译者一读英文就能想到其所据的中文，真一点不费气力；接下来两句“子曰”，稍稍费点工夫也不难找出原文，然后照抄就是。说难，最后一句“子曰”还真难到了学浅的我，翻遍四书五经也没能找到意思与之吻合的字句；出于无奈，我只好根据英语译文并结合原文语境，硬着头皮把这句话译成了“迩责备至，何须远祭？”与前两句“子曰”不同，这句“子曰”在拙译文中没用引号，而且我还为此添加了这样一条脚注：“原典出处查之不得，‘迩责备至，何须远祭’系模仿性还原翻译。”

正如这篇选文是我当年为教学之需而翻译的一样，“模仿性还原翻译”也是我指导学生论文时杜撰的一个术语，是相对于“对应性还原翻译”（即有原文且能找到原文照抄的还原）而言。我最初提出“模仿性还原翻译”，本来是指把精通外文的中国作家或学者用外文创作的著述翻译成中文时，尽可能模仿其中文风格进行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但后来我发现还有两种情况也需要“模仿性还原翻译”，一种是明知所译的外文有中文原文，但因外文译文不准确或因译者学浅而无法找到原文，无法进行“对应性还原翻译”的情况，比如上例将“If the Home duties are well performed, what need is there to go afar to offer sacrifice”翻译成“迩责备至，何须远祭”；另一种是中文著作被翻译成外文后中文原本却佚失，只好根据外文译本回译成中文的情况，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之结尾部分。所以，我们暂时可以把“模仿性还原翻译”分为三类：一、模仿中国作家或学者的中文行文风格将其外文著述翻译成中文的翻译；二、知道有中文原文但因各种原因没找到原文时模仿原作者行文风格而进行的翻译；三、中文著作被翻译成外文后中文原本却佚失，只好据外文译本回译的翻译。这次选译的《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序》属于第一类。

我一直强调翻译之目的“就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你的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曹明伦: 2019: 21），并在以往的讨论中（如《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2009年第4期、2014年第1期和2017年第1期等）多次谈过如何把握并再现原文语言风格的问题，但不管讨论的原文是吉卜林的童话、爱默生的演讲、克莱尔的诗歌，还是利奥波德的散文，其作者都是母语为英语的作家，我们所说的用汉语再现其语言风格，即所谓“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马建中, 1984: 126），实际上只是各个译者的主观判定，因为并无真正可以模仿的模本，所以中译文是否真正“再现”了原文风格，还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反之，精通英文的中国作家或学者通常都既用英语写作，又有汉语著述，其汉语行文风格有客观存在的模本，译者若不刻意模仿，就可能使这些中国作家或学者的中文表述显得“文悖其人”。

以这次的选文为例，这篇英语序言虽无汉语原本，但作者冯友兰先生留有大量中文著述，所以，为确定这篇序言的中译文语言风格，我研读了冯友兰先生于不同时期用中文写的四篇序言：1947年为《中国哲学简史》写的“自序”、1981年为《三松堂自序》写的“《自序》之自序”，1980年为《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写的“自序”，以及1990年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写的“自序”。对照比较，觉得前两篇语言文白相间，风格雅致，后两篇完全用现代汉语，语言通俗浅白，考虑到“《庄子》英译本序”写于1928年，我最后决定用前两篇作为译文语言风格参照的模本，同时尽可能借用或模仿作者表达相同或相似意思时习惯用的字句。

例如，这篇英文序言中有两处表示致谢：一处是第五段末句“To the other translators, however, especially to Legge and Giles, I must acknowledge my obligation.”；另一处是第六段末句中的“…to whom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deep gratitude.”。参考译文把第一处翻译成了“然于其他英译者，尤其是理雅各、翟理思二君，我必须书此志谢。”对熟悉冯友兰行文风格的读者来说，这句译文兴许会让他们觉得似曾相识，因“书此志谢”可谓冯先生的习惯用语。他在《中国哲学简史·自序》中谈及自己曾参考布德博士和休士先生的英译文时说：“本书所引中国原著，每亦借用二君之英译文，书此致谢”；在《三松堂自序·〈自序〉之自序》中谈及其学生涂又光教授笔受其口述时亦言：“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致谢”。参考译文把另一处致谢翻译成“……借此机会，谨向朋友诸君致以深切谢意”，措辞也尽可能模仿了作者的汉语文笔。冯先生表达谢意，除“书此致谢”外，在上述四序中还用了“致以谢意”“亦致谢意”“亦所感谢”“尤所感谢”和“我谨向他们致谢”等措辞。

其实，“模仿性还原翻译”这个说法虽由我杜撰，但此种译法却早有人行之。例如，为了把辜鸿铭的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翻译成中文，译者颜林海教授动笔前就“经旬月强识辜鸿铭之文言文献”（辜鸿铭: 2009: 6），他在其《译例言》中说：“译辜鸿铭之《春秋大义》（《中国人之精神》）……表达时，用其字，仿其句……译文遣词造句、组句成文多以辜鸿铭之文言文献为楷模”（同上: 10）。

然而，初学翻译或研习翻译的青年学子往往会忽略这种模仿，或者说尚无“模仿性还原翻译”这种意识。他们在翻译国学大师们的英文著述时，不是见贤思齐，心向往之，而是让大师们来迁就自己的文笔。下面我们就用冯友兰先生的英语原文、笔者的参考译文与两位青年学子的译文进行比较，以期说明这个问题。

先看选文第二段第二句：

英文原文：So far a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huang-Tzu are concerned, they may be good and useful from a literary or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Fung Yu-lan 1989: 1）中译文A：就已有的数种《庄子》英译本而言，若从文学角度或语言角度视之，诸本或皆堪称佳作且读之有益。（参考译文）中译文B：就《庄子》各种英译本而论，它们从语言文学的观点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谷峰, 2013: 113）

比较两种译文，相信读者会发现，就意思而言，译文A和译文B都基本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但就风格而论，译文A的句式和措辞似乎更接近冯友兰先生的行文风格和语言习惯，而后者则稍显殊隔，尤其是“很好的、有用的”这种表达，虽说不上幼稚，但至少也太过平淡。

再看选文第五段前两句：

英文原文：…I have consulted other translations and utilized them freely, especially that of Legge and Giles. When a rendering is correc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ke it differen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difference. （Fung Yu-lan 1989: 2）中译文A：……我参考并擅用了其他译文，尤其是理雅各、翟理思二君之译文。我以为，若前人所译无误而得体，就无须徒以立异而标新。（参考译文）中译文B：……（我）参考并自由地利用了别的译本，尤其是理雅各和翟理斯。译文正确时，就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不同而不同（徐来, 2005: 115）。

与前句译文B相比，这句译文B更不像是冯友兰先生的文笔。思果（2001: 130）谈还原翻译时还提醒我们：“这一类的书原是写给读英文的人看的，如果译给中国人看，最好由作者重写……我们撇开还原不谈，难道译者不应该偶尔想象一下，某一句话中国人该怎么说吗？”具体到此例，译者难道不应该想象一下，冯友兰先生会说“自由地利用”这种话吗？不错，英文utilized freely的确出于冯先生笔下，但要是真有可能像思果说的那样让冯先生用中文重写，他难道不更有可能说“擅用”？同理，冯先生用英文写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ke it differen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difference，可要是他用中文表达同样的意思，难道不更有可能写成“无须徒以立异而标新”？须知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自序》开篇即曰：“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冯友兰, 1996: 1）这里的“非徒”即“不仅仅”的意思，而参考译文的“徒以”也是译文B中“仅仅为了”的意思。另外，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让冯先生用中文表达“When a rendering is correct”的意思，他用“若前人所译无误而得体”的可能性会远远大于“译文正确时”。中国译者往往一见“when”就译“当……时”，或“在……时候”，其实英美作家用“when”很多时候表示的意思是“in the event that”“on the condition that”和“If”（见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中连词when的第二义项），而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连词when的第四义项就是“既然；在……的情况下；如果”。

以上对比分析说明，在把中国作者（尤其是有大量中文著述、读者已熟悉其文体风格的作者）用英语写的语篇翻译成中文时，译者不仅要传达英文语篇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而且有必要刻意模仿作者中文行文的风格和语言习惯。我把这样的翻译称为“模仿性还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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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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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模仿性还原翻译”，顺便也谈谈与这篇选文翻译有关的其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选文第二段中“a transl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r commenting”这句话的理解问题。毕竟翻译的首要目的还是要让读者知道原文本来的意思。

长期以来，这句话一直都被翻译成“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姜莉, 2014: 170；谷峰, 2013: 113；徐来, 2005: 114）。有人认为这是“冯友兰给翻译下的定义”（姜莉, 2014: 170），“是对翻译本质‘形而上’的哲学解读”，并将其称为“冯友兰的‘翻译即解释’”（谷峰, 2013: 113）。实际上，这些翻译和评说都是对冯友兰观点的误读误译，而误读误译的原因，首先是这些译者和评说者只记住了冯友兰哲学家的身份，而忘记了他是以译者的身份在为自己的译著写这篇序言。结合上下文认真研读这篇序言，我们不难发现，冯友兰并没有为翻译下什么定义，而只是要说明在坊间已有数种英译本刊行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新添一种译本的原因，即“一种译本只是一种阐释，或一种注解”（a transl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r commenting）。其实，相似的说明还见于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在谈及用英文传播中国哲学的“语言障碍”时，冯友兰说：“任何人如果不能用原文读某种哲学著作，要想完全理解原著，的确会有困难……任何翻译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解释”（冯友兰, 2015: 27）。引文中省略号后面这句话所对应的英文原文是“A translation, after all, is only an interpretation”。结合上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冯先生此处所说的“A translation”是指翻译的结果（一种译文），而不是指翻译行为和过程本身。

误译冯先生这个观点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译者忽略了英文“a translation”与“translation”的区别。在英文中，加上不定冠词“a”的translation与其复数形式translations一样，通常都指具体的译本，而非指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例如以色列学者图里在谈及研究文学译著的基本问题时说：“When one’s purpose is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their environment, the initial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a certain text is a translation…but whether it is regarded as a translation from the intrinsic point of view of the target literary polysystem.（如果研究者的目的是对某些环境中的文学译作进行描述性研究，那首要的问题并非某个文本是否是译本……而是从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固有的观点来看，该文本是否被视为译本）”（Toury, 1980: 43）。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确认，a translation（一个译本）就是a certain text（某个文本）。趁此机会澄清一下，正如说冯友兰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是曲解了冯先生的观点一样，说“图里认为‘只要译语多元系统认为是翻译的语篇就是翻译’”（李红满, 2010: 38）也同样是误读了这位以色列翻译学者的观点，因为前者的观点是“一种译本只是一种阐释，或一种注解”；而后者的观点则是“译本可以是在该目标语文化多元系统中被视为译本的文本”。

我常提醒学生要重视英语语法，忽略一个小小的不定冠词竟导致如此大的偏差，实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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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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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算是个小问题，但也有必要引起英译汉译者的重视。正如我们学英语的中国人一般都有个英文名字一样，西方汉学家通常也都会有自己的中文名字，所以在翻译这些汉学家的名字时，较规范的做法是用其中文名，然后用括号附上其英文名，就像冯友兰（1996: 2）在《中国哲学简史·自序》末段中表述的那样：“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先生（A. W. Hummel）为此书安排出版，亦致谢意。”这次参考译文末段未在“博晨光先生、恒慕义先生”后面附上其英文名，那是因为选文本来就是英汉对照。顺便介绍一下，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 1880–1958）是美国汉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就是由他与其叔父James W. Porter共同捐资建造。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是美国传教士、中国史研究专家，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此二人均与冯友兰先生有过密切交往。

另需注意的是，西方汉学家取中文名都非常考究，姓必出自百家姓还兼顾谐音，名则大多都兼顾谐音和寓意，例如当代汉学家Howard Goldblatt的中文名为葛浩文，David Shambaugh的中文名为沈大为，Jonathan D. Spence的中文名为史景迁，Stephen Owen的中文名则为宇文所安。而就像中国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样，这些汉学家的中文名也不能用同音字去更替。若用“浩闻”更“浩文”，则失“浩然文章”之意；若用“大卫”替“大为”，则逸“大有作为”之蕴；如果把“景迁”改为“景千”，就会抹杀这位英国汉学家对司马迁的景仰之意，如果把“所安”改为“索安”，就会辜负这位美国汉学家从《论语·为政》之“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句中索字的一番苦心。所以，上文所列第二句译文B把英国汉学家Giles译成翟理斯也不甚妥当。有人也许会认为，“翟理斯”和“翟理思”仅一字之差，读音也完全相同，似乎怎么译都行。可问题是，如果这位Giles能活到今天，他肯定不允许别人改他的名字，因为把“理思”改为“理斯”，其名所含之理性思考或理性思辨之意则了无痕迹，这位汉学家欲“敷说驾乎当时，理思冠乎中世”之豪情亦荡然无存。

在处理上述问题时，现在的青年译者（包括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方向的研究生）特别依赖网络资料，但网络资料来源混杂，缺乏学术把关，可谓鱼目混珠，真伪莫辨，所以笔者常叮嘱学生，翻译人名、地名和其他专有名词，一定要以纸质版权威词典和典籍为准。

作者简介

曹明伦，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