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阳光天明雅读院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寅恪：“平生所学供埋骨”
陈寅恪就身世而言，曾甚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晚清湖南巡抚，也是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的一方重镇。康有为、梁启超曾集结其麾下。生父陈散原为晚清文坛盟主。陈却自期、自律一辈子当纯粹学人，即纯粹地被学术所化之人。这用他1929年的一句七言来说：“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人”可以解读为商人，也可解读为官场权威。
陈1949年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老蒋有时想给院士们一点面子，请客吃饭。老蒋的面子当然很大，于是，院士们去？还是不去？这就成了一个耐人踌躇的“哈姆莱特”命题。
陈不给面子不宜，但又满肚子不情愿。他写过一句诗：“看花愁近最高楼。”？“花”是喻指国家政权的领袖。领袖高踞于政治上层，故曰“最高楼”。陈在政治上从未看好蒋，然蒋在高楼宴请院士，于是他愈走近此楼，内心就愈纠结、忧愁。
这样你就可理解陈在1948年年底，为何会婉拒蒋的“抢运”计划。有好几次飞机就停在机场专门等候，陈就是不登机，后来他总算登机，是因为确信同机南下的是胡适，他认为胡虽是中研院院长，但还是有学人本色，故不妨暂且同行。飞机在南京着陆，两人便分道扬镳，胡到总统府与蒋会晤，陈转身抵沪，过几天又南下羊城，到岭南大学当教授去了。他选择了一个既非台北、亦非北京，却又与国共双方保持等距离的空间栖身，意味深长。
他死于“十年”时的1969年，享年八十。他生于1890年，比王国维小十三岁。
这般匆匆史述陈的一生，可鉴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1929年前他已是纯粹学者，已在强调士之读书，其心志须脱政治功利之束缚，故在1949年后还想这么活。1949年前他这么活无大碍，因为当时政要能尊重学术、怀柔学者，所以他是逸民活得很潇洒很孤傲，清华园更是他实现学人梦想的美好空间。但1949年后，他却仍坚持这么活，这就将活得很艰难。所以他活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遗民。
其二，一个学者与一个纯粹学人相区分的界限在哪里？就看你这一辈子是否真把学术选择看成是生命格局的第一意义之所在，这叫“学术本位”。人生宛若大棋盘，选择学术作为一枚棋子，位置在哪，是车、马、炮，还是将、帅？放在将、帅的位置上，那就是“学术本位”，学人须为这“学术本位”抵押一切。所以，不论从学术成就还是从人格角度讲，陈确实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纪念碑，首先是人格纪念碑。
冯友兰：“修辞立其伪”
事实上，冯也确乎是用日丹诺夫模式来改写其民国版史著。修订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问世于1962年，1964年毛泽东接见了他，1965年又与冯亲切握手，合影。按日丹诺夫模式的思维惯性，须将哲学史设定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冯的路径也是把这模式套在先秦的思想家身上，给他们戴帽子：荀子基本上是唯物论，孟子是唯心论，孔子有唯物也有唯心等。这就显然不是“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而涉及中国先秦儒学，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聚焦，严格地讲，与其说是侧重于认识论，毋宁说是侧重于伦理学。冯用唯物、唯心帽子架在先秦儒家头上，实属张冠李戴。
但冯就这么做了，因为他要走一条“顺之者昌”的路。这个“之”，与陈“逆之者亡”的“之，同义，皆指时势。区别是在，“顺之者昌，意谓时势吆喝什么，冯便兜售什么，想利益最大化，也最安全；“逆之者亡”则指不论时势怎样，只要不契合“独立”“自由”，陈皆特立独行，只讲尊严，不计安危。
这是冯所选择的、迥异于陈寅恪的第二种活法。
钱锺书：“敢违流俗别蹊行“
钱锺书在1949年后选择的第三种活法，拟为“八字方针”：“不顺不昌、不逆不亡。”这很有意思。简言之，钱是在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或曰是在不失尊严地维系安全。所以，钱不会悲壮得像陈最后当烈士，也不会像冯那样忍辱让渡人格尊严，最后下地狱。钱是在陈、冯人格对立的黑白之间，走出了一条灰色人生的智慧路。
凭直觉，他们猜测宇宙空间肯定存在着巨量的、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的知识和数学模型去描述的物质存在。宇宙空间里能用数模与现代物理学说清楚的物质只有５％。还有95％你不能否认其存在，但又看不见它。就像清风迎面吹来你觉得凉爽，但你说不清风怎样走到了你的身边。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描述不出它的踪迹。那些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知识和数模来描述的物质，就被命名为“暗物质”。钱的思想也是这样，他有思想，但很暗，暗得诸多人看不见，故称“暗思想”。当然这是喻指。因为你若真花大力气钻到字里行间去，还是可以有所领悟。
钱著《宋诗选注》有何“暗思想”？其“暗思想”的要点在于，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这三种晦涩的语式辞别苏联模式（其哲学符号是反映论）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
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或“方法论殖民”，从1949一1978年前曾荒诞到这一程度：即一个学者若不用反映论去阐释美与文学，他不免被出局。高尔泰就是这样，1956年他才19岁写了一篇文章《论美》，未用反映论来论证美的客观性（是用诗性语言来描述审美经验，没区分“美，，与“美感”界限何在），结果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这便证明在当时，是否臣服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方法论垄断，这已不是一个思维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偏偏钱在1955—1957年写《宋诗选注》时，并没把反映论当做方法论来尊奉，却未影响此书在1958年问世，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钱的“暗思想”的一个表达式，即“微判断”。“微判断”不是回避或悬置判断，而是不明确地对结论说“是”或“不”，虽其行文本身已在默默地呈示“是”或“不”。一切皆在无言中。钱就是用“微判断”语式，预设了四个逻辑台阶来且辞且别反映论，辞别了反映论后诸多人仍看不出来。
台阶一，钱不否认宋诗确有不少写宋代历史的作品。比如两种：一是写民间疾苦，二是写边境战争导致朝廷收税太厉害，使草根雪上加霜，苦兮兮的。似乎很给反映论面子。因为粗看宋诗就是对宋代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这很合乎反映论的路子。
台阶二，钱又把话说了回来，真正写得好的宋诗并非是“押韵的文件”。这就是说，一首诗写得好不好，与此诗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否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彼此间没有关系。假如以为一首诗做得好，根子是在“信而有征”，即它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那么，又该怎么理解雕塑作品呢？雕塑家的人体艺术造型所以吸引眼球，无非是体态要么柔美，要么健美，健美得像大卫，柔美得像维纳斯。若硬要用“反映”角度来看作品那就麻烦了，因为反映须讲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肢体为何能柔美或健美如此？它在生理力学上是靠骨骼支撑的。
于是，比起肢体这一现象，骨骼才是本质，但人靠日常视觉是看不到骨骼的，只有借Ｘ光可以窥测。所以，若硬说只有反映现实的本质才是好诗，其荒唐也就不亚于用Ｘ光来看古希腊雕塑。钱这么说，其实质，是在方法论层面质疑用反映论来指导文学研究无甚正当性。
台阶三，钱说范成大写过一首诗叫《州桥》，熟识宋代建筑史的人都知道范诗人的这座“州桥”纯属虚拟，但此诗表达了沦陷区百姓渴望朝廷收复河山的焦虑。显然，这座被爱国激情酝酿出来的“州桥”，并没因其非现实而有损诗的优秀。所以，诗写得好不好，与它是否反映现实无关，而只与它能否把情思艺术地诉诸意象有关。这在实际上，是把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权威方法论的理由全戳破了。
台阶四，钱调侃说，你们不是强调宋诗要反映现实吗？偏偏宋代有很多现实，宋诗一点都不反映，比如“水浒”。宋诗对后来被写人章回小说的著名的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一点都没留下痕迹。还有宋诗与宋词相比，宋词更关注士大夫日常私人的微妙感情。在这方面，宋诗又为何远不如宋词呢？所以简单地用反映论去强制界定文学对现实的绝对依赖，这在学理上是粗粮的。钱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了。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那个权威，已被解构。
但钱这篇一万八千字的《宋诗选注》序论，却郑重地从头到底九次用了“反映”一词，但实际上又在解构反映论的方法论权威，这就不免蹊跷。若体悟得更细深些，你又会发现钱写这个序论近乎在演古彩戏法，身披大红长袍，长袍上绣满了“反映”这个关键词，但从长袍下变出来的结果，却不是反映论，而是与他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相通的“形式本位”论。这就是说，钱根本不愿走宋诗怎么反映宋代现实这个路子，他更愿走宋诗所以成为宋诗（不同于唐诗）那个艺术演化谱系的路子。
现在可以作小结了：即钱锺书肯定不是陈寅恪，陈为了尊严是不考虑安全的。同理，钱也不是冯友兰，冯为了当帝王师（安全或利益最大化），是连尊严都可扔掉的。钱既没像陈那样不惧“逆之者亡”，也没像冯那样梦想“顺之者昌”，钱是在尝试第三种活法？既不顺故未昌，又不逆也未亡。
总之，钱是在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或钱在顾及安全感时能以尊严为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