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淡漠也是一种进取

王维去世之后，非常喜欢诗人的代宗皇帝让诗人弟弟王缙搜寻其诗。当时身为宰相的王缙回奏：经过诸多变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兄长诗作已经十不存一。这是怎样的概念？王维现存有四百多首诗，如果按此推算，他当年的创作总量应该在四千首左右，这好像不太可能。唐代诗歌创作总量最多的是白居易，他不仅创作时间长，而且为诗疯魔：“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饮二首·二》）即便如此，也不过写了两千八百余首。北宋第一高产诗人苏轼所存诗作两千七百多首，词三百五十多首，文章四千八百余篇，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王缙的说法显然有点夸张。因为当时诗人离世并不太久，更没有经过苏东坡那样的大跌宕，作品不会有太大失散。

王维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丢失不存也是可能的，这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不好理解，因为诗人总是格外重视个人的作品，比起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世俗物事，心灵积存当然异常重要。除非是迫不得已，他一定会珍视并努力保存，这和其他的一些世俗事功非常不同。随着宋代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越来越多的古代诗人生前或亲手或由他人编选诗文集。即便是印刷术不算发达的唐朝，白居易和李商隐也曾多次编纂自己的诗文集。并未经过人生大跌宕的王维，为什么会将自己的大部分诗文丢失？但从另一方面看，他最爱、最看重的“辋川别业”苦心经营多年，尚且可以舍弃。王维生性淡泊、冷寂，对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积存，或许都不特别看重。

除了看轻文字积累之外，就写作本身看，王维也常常处于一种极简的、聊作抒发的状态。他一生基本上没有长诗长文，七言诗的数量明显少于五言诗，可见在形式上也选择了简单。他信佛习禅，讲顿悟，其特征都是少与简。对佛教经典的精心研究，可能使之抵达此种境界。在现实人事纷争方面，他越来越讲究避锋和忍让。对于提携自己的恩人张九龄，他多有感念，曾经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寄荆州张丞相》）对于奸相李林甫，则以淡漠应之，毫无攻击性，甚至十分顺从，还留下了与李林甫唱和的诗作：“天子幸新丰，旌旗渭水东。寒山天仗里，温谷幔城中。”(《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观其一生，他在“安史之乱”中所受折磨是最大的，但这也多由自身软弱所致，对方并没有强加多少摧折。尽管如此，在威势胁迫之下还是处于一种恐惧状态，那种软禁生活也实在折磨人，所以就心路而言，比起同时期陷入乱局中的杜甫，当要艰难曲折一些。

对于少年时代就努力追求的仕途生涯，后来的王维渐渐表现为一种可有可无和随遇而安，这与他的人生哲学统一，与其所寻找的自我的一个侧面叠印。他原有的某种生命棱像即性格被发掘出来，产生了至大作用，结果是长短互见：避免了激烈冲突，保全了生命；心灵脉动与情感波澜变弱变小，归于平淡和闲适。虽然这在审美上也能抵达另一种境界与格调，具有独特的价值，但毕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空白和遗憾。也许这种期盼有些过分，只是一种审美奢望而已。

不可否认的是，省略也是一种功力和修养，也需要一种磨炼的韧性。这种态度和方式贯彻在王维的一切方面，从生活到写作，都是如此，甚至超乎寻常和预期。比如对于李林甫之凶狠和张九龄之知遇，二者在现实的强烈对比中，似乎并没有激发出诗人心理上相应的一些情感元素，我们从作品中看不到心灵的波涌，少有激切愤痛之辞。他这时的文字大致是无言，是置身事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鸟鸣涧》）

要知道李林甫专权之期，正是张九龄受贬之时，这爱恨亲疏之间隐伏了多少东西，都被省略和简化了。躲闪、空虚、闲坐、无为、远遁，以至于爱上清冷和空寂，进入并享受一种“禅境”。如此一来，政敌也就不成为敌，诗人在同僚的竞争中也可忽略。一个人既不被设防，危险也就减去，出其不意的机会说不定就会降临，这就使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一些怪事：在政治靠山被贬之后，王维竟然可以得到几次升迁。

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这是极为特异的情形。“禅”本身即极大简化与省略，“顿悟”和“了悟”晦涩之极，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与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更为开阔、更具有含纳性的极其模糊的心智地带，这里可以包容更多的遁词。也许这种世俗化的诠释会导致很多误解，但客观上确实如此。

王维之诗不可能有太多长制，因为他的一切只在简与省中存在，并在这种极致的减法中引起猜测与共谋式的再创造。

直到今天，某些现代诗人的所谓“减法”，也有类似的倾向和功能。但是这一切的反效果也同时存在：一旦消极到了一个极端，一定会滋生出难以承受之轻。也就是说，它们本身有可能轻淡到可有可无之境。（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