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叶欣的母亲带着她的大外孙、二外孙。（受访者供图/图）
新年第三天，30岁的兰叶欣再次报警自首，说她“卖”了自己的孩子。
“能否麻烦您来一趟我家，因为刚才我又打电话自首了，110让我在家等着，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受理。”2022年1月3日下午，兰叶欣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信息。半小时后，她称已被带往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小井峪刑警队。
一年前，兰叶欣第一次向警方自首，同时举报她的“交警丈夫为保工作遗弃第三孩”。她希望舆论关注和警方介入，能帮她找回“卖”出去的孩子。2021年3月，太原警方公开通报此事，称“孩子送予他人收养引起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事项，已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6月三孩出生以前，兰叶欣的人生经历几句话就说得清楚：1992年生人，报社家属院长大，在山西一家媒体工作过，卖过保险，两个男孩的母亲。但随着生下第三个孩子，又与之分别，兰叶欣逐渐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偏执者。“疯狂地找孩子，不顾一切。”她的母亲叶建萍这样评价女儿。
“这个娃娃不能要”
叶建萍是在女儿三孩孕期六个半月时知道的。“我家这个姑娘人比较胖，也看不出来。”
生大宝前，兰叶欣只有八十多斤。孩子生下来身体底子不好，加之母亲没有奶水，只吃奶粉，又瘦又小。第二次怀孕时，兰叶欣便努力多吃，“得吃上才能有奶”，体重也达到了人生巅峰。
在丈夫刘光中（化名）的敦促下，二孩六个月时，兰叶欣开始减肥，“吃了点减肥药”。激素水平不稳，月经不调，兰叶欣以为是减肥正常现象，没想到是怀上了三孩。
“我知道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兰叶欣说，当时腹中胎儿已有四个月左右。
她原本想把孩子打掉，但在B超中看到孩子的五官。“我觉得都已经成了这条命了，是老天让他留下的。”
但丈夫不同意。兰叶欣称，丈夫刘光中曾经是一名基层民警，2016年10月被借调到山西省交管局办公室，2020年被借调到省公安厅审计处。
叶建萍记得，胎儿八个多月时，刘光中对她说，这个娃娃不能要。“他说我是公务员，不能生三胎，（即使）生也不能留下他的任何信息。”那是2019年5月左右，没有人预想到三孩生育政策将在两年后全面放开。
叶建萍想到，家里有个亲戚在清徐县，“看看能不能在他那地方生”。她带着女儿女婿去清徐县医院，女婿一改往日“绵绵善善”的样子，情绪激动，口气强硬，要求引产。
听完刘光中这番话，叶建萍记得女儿没有表态，脸上满是疲惫与无奈。
兰叶欣和刘光中属于“奉子成婚”。2015年意外怀上大宝时，兰叶欣原本想将孩子打掉，但刘光中不接电话，联系不上，这种态度惹怒了她。她将事情告诉刘的父母，询问解决办法。
“我们（兰叶欣父母）离婚以后，我家这个姑娘性格比较强，她知道我一个人带着她辛苦，不愿意让我知道。”叶建萍说，是刘光中的父亲主动联系她，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说都是适婚年龄，孩子也这么大了，打了对身体也不好。”
叶建萍对这个女婿并不满意，觉得他“不肯担当负责”，但木已成舟，只好同意。兰叶欣自己也说，决定同刘光中结婚的过程“很痛苦”，但又很仓促：“我俩总共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婚结了。”
“结了婚以后也很难如人意，各方面它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我其实很努力在改变我自己。”兰叶欣说她以前不会做饭，“在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但结婚后的家务都是她承担。
五年的婚姻生活，小两口孕育了两个孩子。“即便是我怀孕了，我还是愿意多付出一点，把这个东西（家庭）平衡下去。”兰叶欣说。
“共同放弃抚养权”
但意外怀上的第三个孩子以及丈夫对三孩的态度，打破了兰叶欣小心维持的平衡。
大夫做完B超告知他们，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引产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丈夫又坚决不同意留下第三孩，兰叶欣只得顺从丈夫，答应生产后让别人把孩子抱走。她当时考虑的是，家里两个孩子“特别小”，老二才一岁多，原本的家庭不能破裂。
那位清徐的亲戚说，自己有个邻居，一直想抱个娃娃，条件也不错，将来想看孩子能来看。兰叶欣想，如果一定要送走，把孩子交到知根知底的人手上也好。亲戚将邻居喊来，双方达成了共识。
清徐归来当夜，兰叶欣破了水，孩子提早一个月来了。
为了隐瞒孩子的身份信息，这场突然而至的生产，过程并不顺利。
他们原本计划，拿着抱养人的身份证，直接将孩子登记到养母名下。但这个计划并不难识破，抱养人四十多岁，兰叶欣当时只有27岁，“证件上的照片就不像”。
医院不接收人证不符的产妇，产妇家人则因担忧暴露身份，坚持不愿使用本人证件。僵持不下之际，根据兰叶欣的说法，刘光中带回一张假证复印件，证件信息依旧是抱养人的，照片则是兰叶欣的。“没几分钟就办回来了，可快了。”
2019年6月27日，兰叶欣于山西省贞爱妇产医院生下一名男婴。但临出院两三天，医院查出产妇信息有误，一名护士将叶建萍叫到办公室说：“你们这可不行，违反规定，你还是得改回来。”
这一改，孩子上户口的问题无法解决，抱养人不乐意了，双方口头协议破裂。躺在病床上的兰叶欣无力寻找出路，全交由家人安排。
没过多久，又有人找到兰叶欣家人，主动提出想抱养这个孩子。
叶建萍回忆，在医院的一处空屋，自己第一次见到了后来的抱养人周建叶。坐下以后，周建叶拉着叶建萍的手，谈自己的情况：四十出头，是个英语老师，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家庭条件不错，抱了这个娃娃后头肯定对娃娃好，会给他一个好的教育，将来还能让他出国。
叶建萍想，眼前这个女人说话柔声细语，年龄也合适。回到病房，她向女儿女婿做了反馈，让他们拿主意：“我不能给你负这个责是不是？”
据叶建萍回忆，刘光中当时表示：“行了，将来还能出国了，可比跟上我们好了。”兰叶欣应了一声，没怎么吭气。
“这个孩子给的时候，我决定不了，我也见不到了，我其实当时都绝望了。我说只要对他好就行，我当时心就死了。”事后，兰叶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的无奈。
临送孩子的前一天，叶建萍提议停止送养，孩子交由自己来带。刘光中不同意，两人因此翻脸，在病房爆发了争吵。叶建萍要求刘光中“写个东西，别到时候怨到我头上。”
2022年1月，叶建萍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份在姓名、日期处盖有红色指印的手写说明，内容是“本人刘光中、兰叶欣因双方原因，共同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此事与他人无关。”
2019年6月，兰叶欣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受访者供图/图）
“反正过不成了”
2019年7月2日，周建叶一方来抱孩子，提了个兜子，里面放了5万元，临走时留在床上。
“这个过程我都忘记了，”叶建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是警方介入核查后提醒她，“人家说来的时候把（5万元）钱放到床上了，还给了1000块钱，说想买什么吃的买什么。”这5.1万元“营养费”，后来成为孩子是送养还是买卖的争议焦点。
孩子送走了，兰叶欣对丈夫满是怨怼。据兰叶欣说，在她怀着三孩犹豫是否送走时，丈夫曾表示：若执意留下三孩，他就把前两个孩子带走，“保证你这边见不到”。
兰叶欣当时就起了离婚的念头，想带走两个孩子，独自抚养：“我想的我不会跟他过久了……既然我俩已经这么破败不堪了，迟早有一天要走到离婚这个地步。”
这甚至成为她送走三孩的理由：“反正已经过不成了，这个孩子也不用跟上我们两个人受罪。”孩子送出去后，兰叶欣一直在心里说服自己：“人家也是真心对他，肯定能过好。”
兰叶欣只与周建叶在病房打了一个照面，但她刻意留心了对方的长相，“因为我是画画的，我能把她画出来。”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兰叶欣又观察附近全都是本地车牌，由此推测对方应该是太原本地人。但她听到对方打电话时说过“下太原”，可见家在太原市区以北，那便只有阳曲、古交、娄烦三县。
回家后，兰叶欣开始在网上搜索太原的英语教师信息。有一天，她搜到一张一寸照，模样像是抱养者。跟母亲确认后，她循着照片的发布页面找到了其身份信息——周建叶，古交某高中教师。
知道孩子下落后，兰叶欣当时没有动身找孩子。家里一地鸡毛，“孩子跟上她（周建叶）可能会比跟上我更好，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打扰她。”兰叶欣解释。直到一年半以后，山西省公安厅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调查源于兰叶欣2020年下半年开始对丈夫的实名举报。
她告诉媒体，自三孩送出后，刘光中总怀疑她在外头有人，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两人由口角上升为动手，兰叶欣称遭到家暴，有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9年8月的急诊病历显示“患者昨晚被人殴打致全身多处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诊断结果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
夫妻俩矛盾逐渐激化，开始分居。兰叶欣后悔送养三孩，希望丈夫把孩子找回来，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她向丈夫单位举报，称其弃养孩子、实施家暴，也在网上实名发帖举报。
刘光中曾在2021年2月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兰叶欣在网上反映的情况有不实之处，作为公职人员，他不想回应，真相已向单位汇报。“这个事情是私人的问题，而且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不想因为这些私事，来占用公共空间资源。”
刘光中确实在2021年1月向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判令离婚，长子由他抚养，次子由兰叶欣抚养。他称和兰叶欣经常发生争吵，且兰叶欣在网上发布诋毁他和他父母的信息，并在他单位上访，导致他被单位调查，严重影响工作。
动过离婚念头的兰叶欣，这时却向法院表示不同意离婚，也不同意长子由刘光中抚养。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离婚的条件是刘光中配合她找到三孩，刘未能满足。2021年2月，法院驳回了刘光中的离婚诉求，称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感情确已破裂”。
截至发稿，刘光中未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约访信息。2022年1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至刘光中家探访，一名女子在得知记者来意后，否认此处为刘家，但其邻居则确认住址无误。
两个孩子与兰叶欣住，在他们眼中，刘光中仍是个好父亲。他们指着家里的玩具汽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都是爸爸买的。”
寻子
送出三孩近一年半后，兰叶欣第一次去寻找抱养人。
那是2020年11月23日，“我老公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哪儿，你赶快去找这个孩子，现在省厅里面查这个事了。”刘光中希望她能和抱养方统一口径，称孩子是“寄养”而非“送养”，刘家每月会给1500元。
此时，两人的关系已因兰叶欣的举报而陷入胶着。但她还是应下了丈夫的请求，因为首要目标是找回孩子。后续她还了解到，丈夫单位要求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见到周建叶，兰叶欣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抱走一个孩子？”周建叶显得诧异，以为对方要来“敲诈”。双方短暂沟通过。
等到2020年12月再联系，周建叶“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兰叶欣托朋友找到周的登记住址，上门时，院里一位遛狗的大娘说，“你找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住……她有个儿子已经那么大了，你多大了，你就说她儿子是你的。”
2022年1月6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该处，四邻证实周氏夫妇育有一子。隔着单元门对讲，一名自称为周建叶儿子的男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母亲了，“她跟我爸闹矛盾，然后出去了。”
他还表示，自己现在21岁，并未听说母亲从他人处抱养过孩子，“我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搬出去的周建叶住在哪里？兰叶欣还曾找到周建叶的学校，挨个老师询问。有一个老师告诉她，周可能住在某小区。那是一个住着几万人的大型小区，栋数极多。她挨栋问“有没有英语老师”，直到问到周的真实住处——靠着山的自建房，一室一厅。
周建叶不在家。透过窗户，兰叶欣看见了周的照片，但屋内没有孩童生活的痕迹。当天夜里一两点，叶建萍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她哭着问：“妈，你把娃娃给到哪儿了？这娃娃怎么就不在这地方？”
发现抱走孩子的周建叶可能并非真实抚养者，兰叶欣着急了，第一次报警，自认“卖了孩子”，想要警方协助找回。
2021年1月底，她收到一条短信，语气疑似孩子的抱养人。“女士你好！你三番五次地骚扰我们，恐吓恶骂我们，真是太过分了！我们做错了什么？”发信人写道，自己从未见过兰叶欣，“只是见过孩子的外婆和小老姨，你要是孩子的妈妈就把那两个给我们叫过来当面谈，是她俩让我们抱走孩子的……孩子不是我们偷的抢的！”
南方周末记者在2022年1月拨打上述号码，未能接通；拨打周建叶的号码，接听的女子自称是周的友人，并称抱养孩子是双方达成共识的。
“抱走两年，抚养到这么大，你现在又往回要了。卖出去东西，往回退了，这不是有病？”女子在电话中指责兰叶欣出尔反尔，屡次索要孩子，给周建叶造成了很大困扰，“你这个当妈的，不嫌孩子可怜？你都给了人家，就好好在人家过日子就行了，人家都抚养得有了感情了。”
“我这不犯法吗”
对于兰叶欣2021年1月的第一次报警自首，两个月后，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发布通报称，经核查，两人在已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生育了第三胎，因经济负担困难，夫妻双方商定将孩子送予他人收养，同时通过中间人收取收养人支付的5.1万元营养费、住院费等费用。
“刘某某与兰某某因家庭矛盾曾发生肢体冲突，刘某某已当众向兰某某道歉，得到兰某某的谅解；刘某某与兰某某违法生育第三胎并私自送人收养一事，一直向双方单位隐瞒真相，时隔一年半时间，因夫妻二人关系恶化，兰某某开始举报刘某某。”通报称，两人违法生育三胎问题，卫健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刘某某所在单位高速交警某支队将依纪依规对刘某某严肃处理。孩子送予他人收养引起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事项，已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1年8月，兰叶欣向古交法院起诉周建叶，要求周建叶归还孩子及孩子的抚养权，但未能立案。古交法院告知兰叶欣，“原告主体不完整，要求夫妻二人共同起诉”；但刘光中表示“不愿与原告统一意见，让原告自行起诉”。
一份落款日期为2021年9月26日的古交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兰叶欣起诉要求收养人归还孩子，因孩子系兰叶欣与刘光中共同送养，故应由兰叶欣与刘光中一并主张权利，现兰叶欣提起诉讼，本院不予受理。
兰叶欣坚持认为，这件事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2022年1月3日，她再一次向警方报警自首，称自己“卖”孩子违法。
她被带到万柏林分局小井峪刑警队。警官发现她是二次报案，向上一次调查此事的刑警队了解情况后，当天就将兰叶欣放走了。
“我这不犯法吗？”兰叶欣问。小井峪刑警队警官表示会向上级公安部门反映，再给出答复。
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采访请求，小井峪刑警队警官也称须联系上级公安部门，截至发稿未予回应。
在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少星看来，此事是拐卖儿童还是事实收养，关键在于能否证明周建叶给了那笔“营养费”。他解释，根据收养法，只有在民政部门登记过的收养关系才能得到法律承认。“第一，你（兰叶欣）没办收养登记；第二，涉及钱可能性质就不一样了。”
但张少星也指出，在现实中，此类交易通常是现金交易，没有转账记录。“说实话，如果用现金，你很难证明是人家给的。”
如果“营养费”不能被证明，不构成拐卖儿童罪，张少星认为，此事更多涉及不合法的事实收养问题。
拐卖儿童是刑事罪名，不合法收养关系则属于民事诉讼事项。张少星说，生父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收养人“归还”孩子，法院确认其亲子关系后把孩子的户口迁回生父母名下。
张少星还认为，生父母都是孩子的监护人，无须共同同意才能行使监护权利。“所以（古交）法院的处理是不合适的，她还是可以走法律程序去维权。”
“孩子给了人以后，她性格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叶建萍说。兰叶欣变得强硬、偏执，在各种维权渠道里将自己定义为“卖孩子”的人，要将“卖出去”的孩子找回来。她还去古交蹲守周建叶的亲戚，将写有“周建叶是人贩子”的大字报贴在对方门上。
兰叶欣总是在想，她的第三个孩子究竟在哪，过得好不好。前两个孩子跟丈夫姓刘，小名叫“大宝”“二宝”。三孩刚生下来时，她在病房里唤他“三宝”。她端详过三宝的眉眼，跟二宝像极了。
她不知道三宝在户口本上的姓名。如果还有机会，她想让三宝跟着她，姓兰。
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