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在今 来源：《光影中的忠魂》
1947年冬，在山西临县刘王沟，李克农与从陕交前线回来汇报工作的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左）、三室主任杜长天（右）合影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共有这样一批干部，他们大多在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大多是知识分子成分。中共干部论资历，一般按革命阶段分期，第一批是1921年至1923年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红军干部，第四批抗日干部，最有名的称号就是“三八式”。
“三八式”的得名，确实和抗日战争有关。日军有一种步枪，子弹能够射穿八桶水。八路军战士对这种战利品爱之如宝，以其定型年份明治三十八年，称为“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厉害，三八式干部更厉害。建党干部和大革命干部素质虽高，人数却少；红军干部阶级立场坚定，但文化水平偏低；三八式干部则数量大、文化高，恰恰弥补前两者的缺欠。1938年参加革命二十来岁，1949年建国三十来岁，三八式与红军式两股力量密切协同，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队伍。
秘密战线也有“三八式”！
1938年，国民党将特务组织从“处”升格为“局”。这样，就有了机构庞大的“军统局”和“中统局”。
共产党这边呢，“中央社会部”的成立，还要等到1939年初。不过，共产党并未空闲这重要的1938年，共产党的做法是先抓人才。
中社这一招抓得更实在。须知，机构是由人组成的。
周恩来首先着手调人，从全党范围抽调十个高级干部，三十个中级干部，潘汉年，刘少文，杜理卿(许建国)、吴德峰、罗瑞卿、李克农、孔原、邹大鹏，吴溉之，欧阳毅等老资格的情报保卫干部来到敌区工作委员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重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周恩来继续担任主任。这个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机构，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调到这里工作的干部，后来都成为党政军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
敌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首要问题还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上海办班，亲自培训学员二十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1938年2月，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第一期训练班在延安开学了。汪金祥、李士英、朱士华、肖桂昌、王佐超、龙友明、彭凡成、张箴、黄赤波、李握如、宗韬等12个学员参加，毛诚旁听。这批学员大多是老保卫干部，李士英是特科红队的，汪金祥、王佐超、黄赤波、李握如、刘辉山等人是红军政治保卫局的，毛诚刚从苏联受训归来。第一期只学了一个多月，学员毕业后都成为中共保卫系统的领导干部，汪金祥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王佐超任延安市公安局长。
第二期着重培养新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年轻的红军干事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有宋志远(傅文忱）、李才（张友恒）、林一、吴诚、李振远、周梅影等14个学员，还有吴烈、肖前、刘护贫等5人旁听。这期学员中不少人都是东北抗联的秘密党员，还到苏联学习过，特别适宜到敌后潜伏。
这期培训时间稍长，7月开学，10月毕业。两人分到中央交通局，宋志远专门负责中共中央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吴诚管理从延安到西安到重庆秘密交通线。李振远、周梅影、李才等经常到敌后执行重大任务，从华北到东北到上海，犹如独行大侠。女干部林一带队到山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与创建前总的情报处，还亲赴北平等地布置潜伏工作。五个旁听生则是保卫干部，毕业后留在中央警卫部队。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就进入情报系统，公安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在西安地下情报系统中担任支部书记，兼管八办内部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
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年轻的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秘书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在1938年举办，毕业就赶上中社部成立。这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笔者采访时健在的只有王炎堂（原名黄金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15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又在陕北公学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毕业后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整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有张耀祠、曲日新、夏印等人。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八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谭政文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尽心尽力。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间谍特务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军队系统也在办班。
中央军委二局的谍报训练班，第一期于1938年8月开学，同中央战区委员会的第二期大致同期。马文波任队长兼教员，陈福初任支部书记，学员有张挺、江涛等23人。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主持编写的教程《谍报勤务》，毛泽东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军队班的课程颇具军事内容，有谍报勤务、部队侦察、无线电通讯、爆破技术、马术、摄影技术等，还有日语课程。学员毕业分配到军委、八路军前方总部、新四军、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成为组建军事情报机构的骨干。建国后，陈福初、张挺、马文波在总参，江涛任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所长。
西北局地方的训练班办得最大。
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七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
这“黄埔一期”虽然是一句笑谈，却也有些道理——出干部啊！1992年国家安全部组织了一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解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照义、前天津市调查局长柳峰、前总参三部局长刘平。前轻工业部局长杨黄霖、前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作家柯蓝、邓涛、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1938年6月开班的一期有36名洋学生，窑洞里面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侦察科长布鲁，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多为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吕璜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没有教材，但结合实例的讲解相当实用。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革命阵营内部的反托派斗争，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李克农讲解非法和合法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的不同方式，刘鼎演示化装技巧。
与邓小平和卓琳同一天举办婚礼的还有卓琳中社部的同事孔原和孔明。图为邓小平、卓琳和孔原、许明两对新人合影。
“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八个女学员。
延安本是偏远小城，大批革命干部的到来，迅速改变人口构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18∶1！新来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女性，但人家未必看上老干部。延安流行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据说，薛明、李宁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曾经约定：不嫁老干部！不过，薛明后来还是被老干部贺龙追到了。
邓小平也有择偶问题！第一个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离婚。现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没有老婆，还是老战友邓发帮忙。保安处训练班的八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
邓小平同保卫系统很熟，1928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制定中共最早的保密规定，还被特科救了一命。长征期间行军艰苦，一匹马有时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生存。因为是“毛派头子”而挨整的邓小平，在总政当巡视员，坐骑摔死了没法补充，全靠步行，脚都走肿了。一直暗中关心邓小平的毛泽东看到了，悄悄布置中央纵队的特派员肖赤给邓小平找匹好马。周兴当然热心帮忙，陪邓小平悄悄看了两次，邓小平相中了蒲琼英。
蒲琼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时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蒲琼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蒲琼英谈话，把蒲琼英调去中央社会部工作。
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蒲琼英并不乐意。在一期班中，蒲琼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动员蒲琼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琳的中社部同事。
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汪金祥、谭政文都从中找到终生伴侣。
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似乎干涉了个人自由。可是当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合。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新厌旧。红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
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幸。
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虽然都是党员，却颇有几个出身地主官僚家庭。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二期的课程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密码破译专家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使用密码有“依位法”、“漏格法”。留学德国和法国的刘鼎教授收发报技术，甚至还有投毒、放毒、防毒、解毒！
最有意思的是实习，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化装卖菜小贩，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远的陇东，薛克明当了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十八岁。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年2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七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我布鲁，周兴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但是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
中国历史上频频发生农民起义，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败缘由很多，其中一条非常重要——有没有秀才做军师？旧时的秀才就是乡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参与，不仅代表起义队伍的阶级基础扩大，而且意味起义指挥的智力提升。秘密战线的国共相争，共产党员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对手，但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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