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记忆
作者：宋亚南
刘培明的回忆
我是刘培明，亚南的中学同学。
由于能玩儿到一块儿，三观近似，两家也相距不远，从上初中的1964年开始我同亚南断断续续来往也快有60年了。
接触最频繁的那几年应该是初中停课闹革命的时期，也是文革的初期，再就是这几年退休后经常来来往往。
中学时期能有大量的时间在一起玩儿的原因很简单，家庭的政治问题使很多同学没有资格去闹革命，又怕惹火烧身，我们就成了游离于‘’革命运动‘’之外的‘’逍遥派‘’，成了社会上的“闲人儿”。
我家住在‘’大保吉巷‘’，离德福巷亚南家不远，去他家玩儿的次数不多，记忆中倒是在城隍庙巷经常见面，那里是他大姑家，印象比较深的是院子大门的左上方钉了一块儿‘’光荣烈士‘’的牌子，并在他大姑家看到有一个小镜框子装着一张‘’烈士光荣纪念证‘’，仔细看了才知道是亚南的叔叔牺牲在朝鲜的证明。
他大姑家住着一明两暗的门房，还另有一间住着亚南的爷爷，他说自己的家里地方小，挤得慌，愿意经常来陪爷爷一起住。
我经常和他以及他巷子里的娃们一块儿到南门外的城河去游泳，和大家都混得熟。爬城墙、上树、摘槐花、拔榆钱、逮蛐蛐儿、钻防空洞，连捅马蜂窝时头上都一块儿被蛰过，反正是好事儿有我，坏事儿也有我。
亚南的大姑有两个儿子，大表哥孙韶和妻子贠恩凤都是陕西省广播文工团的台柱子演员，和我们家是一个单位，我父亲也在电台技术部门工作，因为有这些双层的关系，自然都走的较近一些。
有一次亚南的二表哥从学校背回来几支汽枪(他二表哥在东关22中当教师，搞军训的气枪和子弹由他保管)，我俩给二表哥打了招呼，要了一盒子铅弹，就一人背了一支抢出发了。
兴冲冲直奔大南门外，一路上只要发现了麻雀就打，因为鸟儿都落在树的高处，隔着密密麻麻的树枝，寻找空隙瞄准，是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是枪响乌飞，无一例外。
看来人们常说的:‘’隔枝不打鸟儿‘’是有道理的。但兴致丝毫不减，继续耐心地寻找目标。
那时候大南门外都是庄稼地，三转两转到了一个碾麦场上，那是夏天收完了麦子不久，场边儿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牲口棚，阴凉下落着大批的麻雀，见到了来人虽然飞走了不少，但稀稀拉拉的角落还多的是。
没有功夫细想，我们二人各自找好了藏身之处，举枪便射。我从小就爱玩儿弹弓，果然靶子不错，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一阵子就打着了好几只，也不去捡，反正大太阳毒得很，除了我们俩，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没一会儿，亚南偷偷地溜了过来，问我还有子弹没?一摸口袋，只有两粒了，不用商量，二一添作五，最后一枪眼看着亚南打翻了一只，该我亮一手了。
猛一搬枪机准备填弹，坏事了，竟然把推簧杆儿折弯了，干瞪眼是用不成了，也没有了心思再打，让亚南捡便宜打了最后一发子弹，不过，他只把鸟儿打得飞跑了，恐怕也是心里不安吧？
虽然打了也有十来只鸟儿，成绩还是不错的，但却没有了来时的兴奋，毕竟把枪弄坏了，不知道好修不?
我们俩先去了顾敬良家，他捣鼓了一阵子也不敢下手，弄不了。仨人又一块儿去了范六零家，这次算是找对地方了，范六零对枪熟悉，比我们几个强，也敢下手。
垫上了木墩子用鎯头一点儿一点儿硬是把已经变形九十度的铁推杆儿敲直了，一试，果然是完好无损，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高兴，把打的乌儿全部留下，打道回府。
我们之间的故事太多了，一下子也讲不了多少，还是把他介绍给大家，看看他都经历过一些什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的‘’跳龙门‘’
我是宋亚南，讲一点儿我的故事。
下乡插队以后，又被招工到了商南鉻矿，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个有粮票，有经济收入的公家人，也是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
本来我们家的生活在西安城里可以算是中等水平。母亲是教师，原来教中学，后来受父亲“历史问题”牵连，被贬到小学，但是收入没变。
父亲在国营企业上班，严格地说，应该是这家工厂的股东之一。
他有一门手艺是在军校工兵专业所学，熟悉电气、机械一类，建国初期曾经与别人合伙开了个机电方面的修理部，也算是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搞“社会主义改造”，被公私合营到一家市级国营企业，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
文革开始以后，因为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我们家被人盯上了，被陷害。他们先是到父亲厂里鼓动造反派不许他继续上班，然后到母亲学校，如法炮制，停止了她的教学工作，使他们双双成了“无业游民”。
我们家除了我和姐姐幸免于难（姐姐放弃学业，到一家社办小厂参加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考上的西安市六中是教学改革中“学制要缩短”的重点学校，实行的是五年一贯制高中结业，是当年六九级的毕业生，当时还没有从学校毕业），父母和三个弟弟一起被驱离西安，迁移到陕西省合阳县农村。
被动员到合阳农村的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是这里的人，没有任何的生活基础，异地他乡，举步维艰，分散安置后被‘画地为牢’’到这里的居民们日子都过得狼狈不堪，而我们家尤甚。
说得难听一点儿，这些地方是这一大批居民的一个‘’恶梦‘’开始地。
他们只是前半年由国家提供商品粮度日，等待当年秋收后从农民碗里分一杯羹。
生产队很不待见这些人，只是对抗不了上级的摊派，一个生产队凭空增加几口人来抢饭吃，国家又没有什么补贴，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恓慌。
自然就把怨气撒到这些人身上，工分评得低，分得活儿难干，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常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压你一头，这些人成了当地人眼中的‘’贱民‘’。
五口人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也没有一点儿家底，弟弟们年幼都在上学，父亲受岐视拿地低工分，母亲又是拿得妇女工分，仅靠生产队的分配养活自己是很不现实的。
‘’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没有挨过饿的人是难以理解饿肚子滋味的。我们家四处借钱借粮，遭受了多少白眼和歧视，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大部分人还是难以想象。
我参加工作以后拿到的第一份工资寄回家后，竟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汇款单从公社一级一级传递到生产队，有时是大队干部，有时是小队的干部，一边儿打招呼叫领汇款一边儿就递过话来:借个一块两块，或是两块三块，不敢不借，‘’雁过拔毛‘’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人随便使点儿坏都能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钱一到家就打了折扣。
村里其他有点权势的人也有样学样，什么贫协主席，会计，保管都算上，哪一个也得罪不起，家人不胜其扰，实在招架不住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欺负。
这中间有一层主要原因，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当地各级干部都认为我们一家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只能老老实实，不可乱说乱动，只好写信嘱咐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汇寄，尽量攒起来托人带钱回去。
我妈就给我讲过，有时收到钱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还有人来借钱，说没有了人家根本不信: 咋可能花完了，几十块钱能花得这么快?
农村人没有挣钱的地方，好像几十块钱能花一年似的，岂不知在我们家就是全部买了粮食也远远不够吃的。
我到鉻矿工作，是我和我们家的大幸，后来才知道这个铬矿的开采是非常时期的无奈所迫，其实也是国家的不幸。
且不说种种弊端，仅就环境方面就贻害一方，从选矿场到下游富饶村庄王家庄，绵延20多公里，富水河河床被厚厚的一层矿渣覆盖，白茫茫一片。
原本清澈的河水全部严重污染，失去了灌溉和饮用的功能，给农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还不算环境污染留下的无穷后患。
最后因为仅有的一点矿脉即将采竭被迫停产，最终放弃，才使国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包括没有继续更严重的污染环境。
可怜的‘’病人‘’
想起来这样的一件事，在此讲给你听听?
是我和同学范六零在西安伺候“精神病人”四个多月的一些见闻。
小小的鉻矿家属区，一条街道走到头不过一支烟的功夫，却有两个精神病人来回晃荡。
一个是“刘疯子”，三四十岁，是个单身汉，家庭出身不好，为人倒是很豪爽。
文革初期，两个造反派互相攻击，他不自量力去劝架，反而成为两派共同攻击的对象，被打成脑震荡，几个医院都治不好，落下后遗症。
虽然还能干活儿，干好干坏没人计较他，但是不能让他喝酒。此人经常酒后发疯骂人，而且专骂伟大领袖，骂社会主义，如果是正常人早就被抓起来了，枪毙了都有可能。
好几次被送到商南县公安局，到那里没酒可喝，跟没事人一样。送回矿上，又旧病复发，借酒发疯，乱骂一气。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另一位据说是原来的副矿长，东北人，姓黄，是个知识分子，主管技术工作，还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省冶金局领导有交情。
由于喜欢坚持原则，被说成是黑线上的人物。文革初期被打成走资派，批斗会上挨了打，气不过也神经了，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经常做一些古怪的动作，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沉默得让人可怕。
后来秩序有所恢复，上面说他是被冤枉的，要求矿上送他到西安治疗，家属提出要矿上的西安人陪护，我和范六零同学有幸被选中。
我们俩护送他到了西安，他爱人和他十六、七岁的女儿一同前往。西安唯一的精神病院在南郊，谁知道医院生意那么好！医院里人满为患，折腾了好几天，根本住不进去。
幸亏跟前有个大村庄叫北池头村，农民们把家里房子都腾出来当旅馆，供病人和家属先住下，每天去看门诊。我们也租了两间房，农民的土炕倒还干净，村里天天还有‘’戏‘’看。
若大的村子里住着大量的精神病人，不是身临其境，很难叫人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神精病”。有唱的，有跳的，还有喊口号、说快板的，一天到晚不得消停。“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红歌此起彼伏。有个女的跳“忠字舞”，婀娜多姿，跳得十分专业，天天有“病人”演出，天天有陪护当观众。
还有背语录和“老三篇”的，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一口气能喊一两个小时，不知疲倦。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可能都是人才，太可惜了。
病人有家人看着，我们俩吃过晚饭就在村子里转转，能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表演，很热闹。不是亲身经历，还真不知道这里有另外一个世界！
后来终于住进医院了，我们俩也轻松多了，有点儿事情就轮换回矿，反正路费报销。
病人家属嘱咐我们回矿上汇报时顺便到西峡县(商南县往下一点儿就是河南省西峡县)买、或换些大米，面粉一斤换一斤，粗粮斤半换一斤，当地人认为大米好吃，但不经饿，很愿意兑换。
那里出产的这种大米在周围很有名，大号“九月寒”，粒粒晶莹剔透，做米饭软糯筋道兼备，吃一顿真格是余香在口，妙不可言，直叫你念念不忘。
不用就菜我都能吃一斤干饭，比咱西安东大的‘’桂花球‘’粳米还好，是至今为止我吃过的最好的。
再捎些猪肉、木耳、天麻等等缺货，带回西安送给有关人员。
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病人病情虽然没啥起色，他们家却在此期间办成了两件大事。女儿被招工到鉻矿，家属也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专职照顾和陪护病人。
这四个多月，我们俩工资照发，还有出差费可拿，旅馆费，公交费等等全部都给报销。
两个家属也不白干，一切费用公家报销，想想因为政治运动不知整过多少人、给个人和家庭造成过多少伤害，也给国家造成过多么大的经济损失? 这么多人从事与采矿、选矿工作无关的事情，产品成本自然很高，能不穷吗？但那个年代讲究的是大锅饭，要穷一块儿穷，没有人计较这些。
烧一辆车，造一辆车
正常生产本来就得不偿失，再别说还经常发生些意外事故。
由于以前的各种规章制度文革中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管、卡、压，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被破坏的不轻，而受害的人往往还是这些“主人翁” 。
汽车修理间严格禁止吸烟不但应该是个规定，而且是应有的常识，这一点在那个年代也被忽略了，大家都是主人翁，谁也管不了谁，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在汽油桶旁边抽烟的人不在少数。
有一天汽车修理间一个油盆莫名其妙的着火了，本来事情不大，如果有灭火器，对着喷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或者用防火沙覆盖，也不至于酿成火灾。
谁知道这些必要的防火措施都没有，在场的人手忙脚乱，脱下自己的工作服去捂油盆，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而打翻了油盆，带着火苗的汽油流向正在维修的大卡车，引燃了汽车油箱，顿时火焰冲天，一辆汽车和修理间的大棚被烧成一堆废铁。
事后在场的三个人互相推诿，其中一个被另外两人一口咬定抽烟以后不小心把烟头扔到油盆里了(因为他也承认自己确实抽烟了)。
此人因此被抓进公安局关了起来，但是，这个被抓的小伙子的父亲是矿上的保卫干部，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防火经验，认为烟头是暗火，并不能点燃气油，并在家里做了实验加以确认。
再者他和商南县公安局的人都熟悉，于是就专门带着汽油和香烟找到公安局，当面做了试验，而且让在场的人把正在抽的香烟都扔进装着汽油的茶杯里，烟头不但没有引起大火，反而被汽油湮灭了。
这个试验否定了两个证人的证词，小伙子被当场释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计划经济时代，各种制度教条死板，观念落后，提倡革命热情而缺乏科学管理，‘’人定胜天‘’的口号喊的震天响，置自然规律等等于不顾，却相信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要有了人、一切的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的鬼话。
诸如此类无事故责任人的人祸多如牛毛，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人们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国民经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中濒临崩溃一点都不奇怪。
那时候铁路上跑的大部分是货车，也没有高铁，不像现在，主要是动车，高铁和客车。
有的货车把煤炭从新疆轰隆轰隆千里迢迢拉到港口，再把进口的煤从港口轰隆轰隆拉到新疆，各部门都是按计划办事，不讲经济效益，谁强调经济现律，会被扣上‘’经济主义‘’的大帽子，谁都见怪不怪。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逐渐的认识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开始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国家也规定不允许物资倒流，才避免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
现在说给年轻人听，他们可能都不相信，可这一类的事情在那些年确实发生过。
我在矿上应该属于比较踏实肯干的，并不排斥当“扒渣嗨”，内在的原因是因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坑道工工资比较高，粮食标准也高，还有下井补助。
当年的採矿车间领导对我还是很不错的，在我膝盖受工伤休息了很长时间基本恢复了以后，恰好车间搞技术革新，由老电工刘师傅牵头儿，计划自己造一台电瓶车。
那年头啥都政治挂帅，这也算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列在物资採购清单的头一项就是蓄电池，这个採购电瓶的‘’美差‘’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一点儿都不敢怠慢，到矿上办各种证明、介绍信、到食堂领些粮票、财务科借钱……，耍了一回大方不坐矿上的顺车，头一天下县城住在闫长京那里，次日天还不亮就乘坐班车直奔西安。
西安的东门北侧有个不大的‘’前进旅社‘’，有二三十间房子，小二楼。矿上在这里长年包了两个房间四张床，专供往西安‘’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在大雁塔路上的鲁家村附近)送精矿粉的司机过夜。
我把介绍信押到柜台，告诉服务员: 我晚上也住这儿，若是两间房被司机住满了的话，注意给我另外留个床位。
服务员好像还使劲儿白了我一眼，似乎嫌我抠门儿?
我撂下这句话就匆匆的赶到了蓄电池制造厂，没有想到事情比我的想像复杂的多。做电池主要材料是‘’铅‘’，不仅是紧缺的统购物资，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毕竟造子弹要比造电池重要。
我刚刚说明来意，人家就问我: 有计划没?
哪儿有什么计划，只有我们自己想造一辆电瓶车的小计划，我一个来自深山之中的‘’西安人‘’，哪儿懂这些? 不懂也得装懂，说出来，还不把人家逗乐了?
接待人员很耐心，交待我先要由矿上去向上级单位‘’省冶金局‘’提出申请，由局物资部门给列入计划，而后矿上才能按照分配指标调拨到‘’铅锭‘’，电池厂要有相等重量的铅锭再加上损耗率，才能按计划排队安排生产。
真要命，这么麻烦，赶紧遵照执行吧!
下来就是跑冶金地质公司，晚上和同住旅馆的司机商量，来回捎条子，材料，开证明，忙得不亦乐乎。
折腾了半个多月，才算是把‘’铅锭‘’定下来了。可还有麻烦，我死摧活摧弄出来的货没有在西安等到，却听说都被拉到铬矿去了，我急火火的跑到冶金地质公司去拦截，没想到竟然给生生碰了一鼻子灰，我真是不懂。
那年龄代一切均有计划，也有‘’规章制度‘’，‘’铅锭‘’若不在铬矿办理一下‘’入库‘’，再领出来办一个‘’岀库‘’手续，即是不符合制度，虽然可能是‘’脱裤子放屁‘’，但不照章办事儿就弄不成。
大家都吃的是公家的饭，国家有政策，规矩大于规律，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不自在，你说这‘’大锅饭‘’，好是不好?
我的努力还是有些作用，总算是在电池制造厂排上队了，‘’铅锭‘’子也都拉来入了制造厂的‘’库‘’，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哈哈!
还得补充一点儿，矿领导多了个心眼，知道申请一回不容易，顺便多要了一些，这一次先做十二个电瓶，给採矿车间八个做电瓶车，多出来的四个给汽车队当备品。
据拉铅锭的司机说，这次从库房只拉来了一半儿，还留有充足的备料。
计划经济时的物资特别紧张，没有哪个单位不替自己考虑，不用操心什么成本核算，假大公济小公是很流行的‘’潜规则‘’ 。
忙活了这些天也该我歇歇了吧?
將在外，不由帅，我不用每天去摧货，那也不是摧的事情，人家电池厂是定点生产单位，千亩地里一棵苗，生意好的很，干不完的活儿。
我隔几天跑一趟去问问，每次甩给我的都是一句话: 摧也没有用，安心等着，啥都有个先来后到吧?
按照领导的要求，我三天两头就写个条子让司机捎给车间主任，汇报进展情况，主任也是一句话: 等着，勤去摧着!
这是我的一段儿快乐时光，我放心的住着，反正啥都报销，还有岀差补贴，逛远了坐公交车的票都留着，也可以报销，哪儿还有这么自在的好事儿?
我家又不在西安，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先是到处逛，把西安市原来没有去过的许多圪拉拐角儿都走了个遍。
要么就到鐘楼新华书店去看书，从一楼看到二楼，基本不挑不拣，拿到手是啥就看啥，顺眼了就往下看，不顺心的就随手换一本，反正有的是，一泡就是一天。
吃饭不按顿儿，啥时候肚子饿了就近在平安市场的小饭馆吃点儿就行: 素汤面条八分一碗，荤面一毛，蒸馍、烧饼都五分一个，二两粮票，还有大碗的青菜汤一碗六分。
总之，拣最便宜的吃，也不用吃饱，不饿就行。
其实都是苦中作乐而已，我时刻不敢忘记，合阳农村的了家里还有五口人每天挣扎在饥饿线上，我要节省每一个铜板。
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和二表哥一块儿逛到东大街的‘红星甜食店’时，正好是下午的吃饭时间，二人肚子也都饿了，进去就买了二斤熟元宵，六十个，盛了四碗，表哥吃到二十几个时实在是吃不动了，我则一点儿也不含糊，三十多个元宵一扫而光，算是大方了一回，解个馋。
当年绝大多数同学还都在外地工作，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小学的，整个儿西安市的同龄人都很少，倒是常常去找长兰谝闲传，他那时因眼睛近视在清油河招不了工，费尽千辛万苦设法调回了西安，这中间还经常把郭大力叫来一块儿谝，好不热闹 !
在漫长的等待中，一个多月过去了，总算做好了十二个电瓶，一刻也没有停留带着就回矿。
机修车间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有闲着，早已把车子装配到位，电瓶一到立即行动，不到三天，这辆完全靠自力更生制造的‘’小轨道电瓶车‘’宣告诞生，成了採矿车间的一个‘’宝贝蛋儿‘’。
这台车是109坑道专用，在坑口一侧平了一块儿地，搭了个大棚子，是停车场也是充电处，旁边儿有一个大瓷缸和好几箱子瓶装蒸溜水，而大掤一侧是一间小小的‘’充电机‘’房，房子里放着好几箱子瓶装硫酸。
除了白天开车拉矿，拉材料，也拉人，晚上的充电，平时的配硫酸溶液等等都由我来完成。
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白折腾，不管能增加多少效益，也不管这台车的大小，反正，从此以后我也算是个‘’开车的‘’，呵呵!
因为共同的记忆，五十年后的同学们倍加珍惜今天，大家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频频见面，以纪念逝去的青春。
(左起):王卫国，刘培明，潘维哲，我，孙玉安
——摄于2021年夏
作者：宋亚南，男，陕西西安人，1951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治金部商南铭矿”工作，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