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虽然黄老之学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对其他各种学说仍采取兼收并蓄、扬长弃短、学术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定“挟书者族”的律令，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各种私学和著述大量涌现。
01
为什么道家思想能够容忍百家的自由发展呢?这一方面由道家思想博大的包容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治世的需要，因此，各家思想在汉初出现了百家争鸣和互相融合的大趋势。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名家和墨家少见于西汉之外，各家思想都占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尤其是道、儒、法、阴阳、兵家、纵横等家,在朝廷和诸侯王国中都有很大的势力。
比如法家。汉初法家已不像秦代统一中国那样成为统治思想，它因推行苛刑峻法而导致了秦王朝的崩溃。但是它的余风仍在。“《易》：‘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就是说治世不能离开法律。
《史记·晁错传》中这样记载：“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放。”“以其辩得幸太子(即汉景帝)，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而等到“景帝即位，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迁为御史大夫，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为人直刻深,”与人臣袁盎、窦婴及丞相申屠嘉矛盾尖锐，“削藩”之策和推行法家路线，更改道家治国原则，引起诸侯国的愤恨,吴、楚七国借机反叛，便“以诛错为名”。景帝无奈，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晁错
晁错以太子家令而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以严峻刻深、不近人情而闻名，终于重蹈先秦法家前辈的覆辙。《汉书艺文志》“法家类”中载有“《晁错》三十一篇”。可知其为汉初法家的代表人物。
关于纵横家有一个劝说韩信三分天下的蒯通，曾经“论战国时说土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汉书·通传》)。又《史记·主父偃传》载:“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一起都得到武帝召见，担任官职。《汉志》中“纵横家”载有:“《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其游说上书的片断尚见于史籍之中。
汉初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很有地位的张苍。《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张承相苍者，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归向刘邦后,曾受封为北平侯，担任萧何手卜的“计相”。文帝时担任丞相15年。“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汉志》中的“阴阳家”有“《张苍》十六篇”言阴阳律历事。
汉初比较有影响的是儒家。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镇压,儒家这时虽不能与黄老道家相抗衡，但也不甘寂寞。不过统治者对他们不以“儒”见用，而只是发挥这些儒生在文学方面的特长。
汉高祖刘邦
02
汉高祖不喜儒生。在楚、汉刀光剑影的大厮杀中，丰衣博带的儒生，实在作用不大。《史记·郦生传》中载:落魄儒生郦食其，想求见沛公。刘邦的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沛公来到高阳郦生前往拜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沛公见面便骂他是“竖儒”。而郦生居然“长揖不拜”，质问刘邦“想助秦攻诸侯还是率诸侯破秦，刘邦见郦生非等闲之辈,忙“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便献上进取陈留之策,使刘邦不费一枪一刀就得到西进的要塞陈留。
汉初的“儒宗”是叔孙通。《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者，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后来投向刘邦义军。“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们很是不满。天下平定,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叔孙通制定登基礼仪。“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乘机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征集鲁国儒生30人，与其弟子百余人，演习“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批儒生弟子“悉以为郎。”后来，他又担任了太子太傅。太史公评价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由此可知,儒家人物善于把握时机，而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此期间儒家学说也像黄老道家一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汉书·翟酺传》：“孝文帝始置五经博士。”《史记·儒林传》中这样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可知在齐、鲁燕赵五经中的《诗》、《书》、《礼》、《易》、《春秋》都有一批学者在私相传授。
申公的学生有楚王刘戊，“戊不好学，疾申公。”还有汉景帝时太子太傅王臧、御史大夫赵绾，他们的“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其中孔安国为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
韩生名婴，文帝时为博士，作《诗》之《内外传》数万言,燕赵间言《诗》者都出自韩生。齐国传《诗》的辕固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至此汉初三家《诗》皆已齐备。传《尚书》的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走,文帝特派晃错去受读《尚书》，并加以记录，以二十九篇教导于世。伏生的再传弟子儿宽，曾位至御史大夫。其他传授《易》《春秋》《礼》的学者,贵显汉廷的也大有人在。
由此可知，汉初实行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思想、文化、学术等一切领域，它为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运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真正实现了各种思想的融合。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统一为背景的“百家争鸣”，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充满生气的文化繁荣，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摘自：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第19-23页。）
作者简介：孙以楷，1938年3月生，男，安徽寿县人，著名道家学者，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曾师从杨荣国先生研习中国哲学。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哲学系，曾任哲学系主任，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学会理事，现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徽大学道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朱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版《庄子通论》、《道家与中国哲学》(主编)等著作8部，发表论文80余篇。已故。
按：本平台为纯粹公益学术平台，本平台所刊登之文章多为原创，所刊发内容仅作为学习交流之用，凡本平台所转载内容均注明出处。此外，本平台拒绝任何人予以本平台任何形式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