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满楼
终其一生，鲁迅屡屡提及其父而对祖父周福清不置一词，实则后者在晚清官场也曾轰动一时。鲁迅不提，实有难言之隐。
周福清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号介孚，又号梅仙。据宗谱记载，绍兴周氏家族自认是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后人，六世祖周韫山为清乾隆丙辰恩科举人，后拣选知县，于是购地建屋，设肆营商，广置良田，周家由此成为当地大族。
同治六年(1867年)，正值江南大乱平定，周福清于当年中举。不过，周福清并未在次年会试中联捷，而是在方略馆当了三年誊录才于同治十年（1871年）考中进士。之后，周福清被拨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即所谓“庶吉士”。
入翰林院深造并不等于是翰林（学士），庶吉士通常也只认为是“半个翰林”。因为按当时制度，庶吉士学习三年后要进行散馆考试，成绩好的、有可造前途的留下，授职为编修、检讨，这才是真正的翰林官，日后有可能成为大学士或尚书侍郎、督抚大员的人选。
至于那些不能留馆的，个人命运就比较微妙了，因为他们将像当年的同科进士一样分配到各部出任主事或外放为知县，等于白白耽误了三年时间。很不幸，周福清就是这批散馆后改任为江西金溪县县令（1999年笔者曾在该县实习过）。
然而，做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周福清这个县太爷只做了三年多时间，就于光绪四年(1878年)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其中称：“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结果被解除知县职务而建议以教官用。
在同乡李慈铭的指点下，周福清卖田捐官，而后在京候补，最终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相当于部委秘书），虽然工作主要是抄抄写写，但总也算是一名小京官（胜过清苦的教官）。
从金溪罢任后，周福清一直在京城，期间虽然只做了个小官，但也不乏等待时机的想法。然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夫人去世，周福清根据规定回籍丁忧（三年），但也就在这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科场贿赂案”。
对这场意外的风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做了如下记述：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当另有酬报。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待主考的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查办。
从事件经过看，周作人的记述大体不差，不过有几处细节不是特别准确。如送信的跟班不叫徐福，而是一个名叫陶阿顺的仆人；最早经手此案的虽然是苏州府，但实质性的查办，却移送给了杭州府。
关于周福清贿赂案的案发过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路经苏州时，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进行礼节性拜访。恰在这时，陶阿顺将周福清的名帖及密信送到。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私人信件，为防落下把柄，殷如璋只得请王仁堪代为拆看。结果，后者打开一看，顿时脸色大变，立即呼令将送信人拿下。之后，眼看陶阿顺一去不回，感到事情不妙的周福清赶紧开船离开苏州，暂到上海躲了起来。
关于这件事，苏州元和县县令李超琼倒是在当天日记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其日记抄录如下：
二十七日 丁未 晴 白露
新任府宪王可庄太守于巳刻接印，遂先时往为敬贺。……浙江主考殷秋樵太常（如璋）、周伯晋编修（锡恩）行抵胥门江干，有浙绅周福清遣人投以一函，附洋票万元于内，求买关节五名。殷公大怒，当将投书之人扣留。适王太尊往拜，遂令交带回讯究。乃福清恃与殷公为同年，径往求见。业已登舟，为其仆从挥斥之，乃退。余等既入谒，殷公备言其情状如此，因慨然浩叹，以为士习之污，官常之败，谓至浙人极矣。
按：日记中的王可庄、王太尊，即新任苏州知府王仁堪。王为光绪三年状元，时为清流健将，亦即近代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之祖父。
值得注意的是，李超琼明确记明：陶阿顺投书之时，王仁堪并不在场，其来到殷如璋船上做礼节性拜访时，陶阿顺已经被扣下，这才转交给王仁堪处理。
在这里，李超琼记载的一个细节颇值注意，因为以往都说周福清在陶阿顺久去不归后，惧而逃到上海躲避，但李超琼却明确记载称：
周福清得知事败后，竟“恃与殷公为同年，径往求见”；而且，周福清已经登舟，但殷如璋坚决不见，并令仆从将周赶走。之后，李超琼也去拜访了殷如璋和周锡恩，但事已如此，宾主也只能慨叹一番而罢。
由此可知，王仁堪带走陶阿顺当属实情，但说他代为拆看投书却并不确实。从情理上说，如果投书发生时只有殷如璋一人，其看到名帖后即便无意参与其事，最起码也会看在同年的面子上将密信名帖一并退回，如李超琼所记，殷如璋也并不想把事闹大。但是，陶阿顺投书时偏偏不止一人在场，那就是本案的另一个重要目击人——副主考周锡恩。
台湾史家高阳曾提出一种观点，说周福清投书的对象并非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周锡恩，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
高阳提出的理由有两点：
一、周福清和殷如璋虽为同年，但两人并无交往，仅凭借同年之谊贸然出手，不合常理；
二、周福清和周锡恩是同宗，在京时两人关系相熟，可以信托。由此，高阳的推测是，周福清很可能是礼节性地拜会殷如璋，真正要贿赂的却是周锡恩。
殷如璋，江苏扬州人，与周福清同为辛未科进士，时任正五品通政使司参议。应该说，高阳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新奇性，不过就事实而言，大多经不起推敲。
从整个案件的物证、口供及审理过程来看，周福清投书行贿对象都是殷如璋而并未提及周锡恩，而且，其中还特别强调了同年之谊。至于周福清与殷如璋、周锡恩两人的交往关系究竟如何，高阳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其观点。
事实上，在古代官宦阶层中，同年关系的重要性屡屡见诸史册，无需多费笔墨，至于同宗就很不好说了。试想，周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五，天下又有多少周姓之人，可供利用？
至于高阳指责周锡恩名声不好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任陕西乡试副考官时“大张旗鼓，出卖举人”一说，其出处不过是《清代野记》，谈不上实质证据。
不过，周锡恩确实受累于周福清案，以致事后还被后者的同乡兼好友、御史李慈铭参劾，仕途为之顿挫，最终抑郁而终，年47岁。
节选自金满楼：《细读晚清七十年》，华文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