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战将系列71：吕正操（二）
作者：桅杆
七七事变后，总部于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召开扩大会，确定对日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我方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根据地，最初就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
在平原地区创建根据地，对我军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更为艰难。吕正操领导创建的冀中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就来说说这些事。
（一）主席题词表扬冀中根据地，只此一例
冀中地区处于平、津、保（定）三角地带，津浦、平汉、平津、沧石铁路之间。这里地处华北平原，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有利条件是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动员和壮大抗日武装；不利条件是处在重镇及铁路线之间，日军可以发挥其机械化优势，而我军没有地形依托，作战远比山区困难。冀中地区是我方建立的第一个平原根据地，周围有日军重兵驻守，过程的困难和残酷性可想而知。
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日军扩大侵华战争后，随着战线拉长，战争消耗巨大，不得不实施“以战养战”，从中国掠夺战争资源。冀中平原资源丰富，是日军掠夺的重点地区。我方在冀中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可以有效打击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另一方面可以为晋察冀等边区提供经济资源。
吕正操创建冀中根据地之初，在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迅速建立各级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同时收编各类杂色武装，很快打开了局面。1938年4月，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吕任司令员，统一领导和指挥冀中地区的抗日武装。
到1938年10月，冀中根据地拥有44个县，约800万人口，抗日武装部队6.3万人。
由于冀中部队扩张太快，收编的各色武装良莠不齐，部队整体战斗力不强。延安对此极为关注，在1938年11月决定派程子华率一批干部到冀中，加强领导；同时派贺龙率120师（715、716团等）到冀中，推动当地武装正规化建设。
特别是贺龙率120师到达冀中后，给冀中军区以极大的支持：一是传授红军战斗作风；二是派出大量军政干部；二是帮助冀中部队开展整训；三是带领冀中部队打仗，通过实战提高冀中部队的战斗力。120师在冀中半年多，对冀中根据地的巩固及部队正规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120师的帮助下，到1939年秋，冀中军区部队整编为14个主力团、1个警备旅（2个团）和7个游击支（总）队。小樵改编时，吕正操手中的部队不到1个团（2个营）。2年时间，部队扩大了约30倍。
与此同时，冀中根据地也在物资、兵员等方面给予其他根据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仅以兵员为例，零星的不算，大规模的支持有2次：一次是1939年，120师到冀中时6400人，半年多后离开冀中约2.2万人；一次是1943年8月，吕正操调往晋绥军区任职时，从冀中带走了9个建制团。后来的一野部队有很多冀中人。由此可见冀中根据地的作用和贡献。
正因为如此，1941年4月主席特地题词表扬翼中是模范。这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只此一例。可以说，创建冀中根据地是吕正操一生最大的贡献。
（二）一次惨剧，改变了“政委最后决定权”
在抗战期间，日军对各个根据地都进行过无数次的扫荡。其中最为残酷的一次，就是1942年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
由于冀中根据地的战略地位重要，又处于平津附近，日军视之为心腹大患。冈村宁次调集5万多日军机动力量，从5月1日开始，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十面出击、铁壁合围、来回拉网、纵横搜索、分段合击、奔袭突击等战术，配合以“三光”政策，对冀中实施惨绝人寰的大扫荡，直到6月底才结束，历时达2个月。
连续2个月的疯狂扫荡，冀中根据地被严重摧残，损失惨重：部队损失1.6万余人，群众被杀、被抓5万多人；日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整个冀中根据地被“网格化”，分割成2600多个小块，全部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主力不得不暂时转移到冀南等地。
在反扫荡中，没有前线后方之分，司令部还往往是敌军追踪的重点。一次，司令部刚进驻平安县宗佐村的一个房子里，就遭到5架日机的轮番轰炸。作战室被炸弹击中，司令部1名参谋和1名通信员当场牺牲，吕正操和程子华是趴在床底下才躲过一劫。抗战期间，各根据地都异常艰难困苦，根本不是抗日神剧中的剧情那么简单。
五一大扫荡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冀中8分区。在扫荡期间的薛村战斗中，司令员常德善牺牲，政委王远音腿部负伤自尽，部队也大批伤亡。其中常德善的牺牲，还促使总部修改了“政委最后决定权”。
常德善在红军时期曾任红二军团6师参谋长，身经百战，还救过贺龙的命，是吕正操亲自向贺龙要到冀中的优秀军事干部。王远音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但不懂军事。当时，经过第一、二阶段扫荡，8分区中心区的河间、肃宁已被日军占领。6月7日，常德善和王远音率部分部队转战到这里。
当天，常德善得悉日军准备再次对中心区实施合围，便力主立即转到外线。但王远音认为中心区的群众在扫荡中受了不少苦，对部队回来欢欣鼓舞，现在又要走，担心“不好向群众交待”，力主留在中心区坚持战斗。两人争执了很长时间，最终常德善服从了“政委最后决定权”。结果在薛村被日军合围，常德善、王远音及随行的30团政委汪威、副团长赵振亚、政治部主任孟庆武等大批干部战士牺牲。
“政委最后决定权”，指的是在红军时期就明确赋予政委的一项职权，即：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在1938年12月颁布《政委暂行条例》，对此规定略作修改：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负更重大的责任，但有违犯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的情况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委的意见执行。这次修改，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政委最后决定权”，只是加了个模糊不清、实践中难以操作的前提。
吕正操等人将这一情况上报后，对一次战斗牺牲这么多干部，总部十分震惊。经过深入分析：当时部队发展很快，大批政工干部来自进步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军事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保留“政委最后决定权”，类似的惨剧迟早还会发生。
因此在当年9月1日决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当年10月，修改了《政委暂行条例》：“政委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委作最后决定。”至此，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才转到了军事指挥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