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世而言，“五胡乱华”似乎是一个常识性概念。“五胡”往往被认定为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民族，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创建了一系列的政权，甚至像前秦曾一度统一过北方。
鲜为人知的是，“五胡”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记录，是前秦天王苻坚的遗言。更具颠覆性的是，苻坚的这段遗言实际是否定了我们以为的“五胡”定义。
公元385年10月，苻坚被后秦主姚苌所害。苻坚在死前怒叱姚苌道：“……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晋书.载记第十四》）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这段话意味深远，它是史料中第一次出现“五胡”这个字眼。然而，“五胡”第一次现身史书，却否定了羌人属于五胡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五胡”定义和苻坚时代存在很大差别。
那么“五胡”到底应该是谁？
“五胡”的传统定义“匈奴、鲜卑、羯、氐、羌”普遍被认为是后世才出现的。有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五胡”源自于谶讳之说，指的是五位胡人君主，即前赵（汉）的刘渊、刘聪、刘曜，以及后赵的石勒、石虎。但笔者认为，将“五胡”定义为五个具体人物的说法又过于单纯。
首先，“胡”人（Hu）最初指的就是匈奴。胡、匈、混、荤、熏在上古的发音相近，胡人也就是荤粥、熏育、獯鬻、匈奴。后来闯入欧洲的匈人（Huns），从名称看就是胡人一脉，逃不脱与匈奴的关系。
随着匈奴势力的壮大，被匈奴征服和影响的一些部族，也冠以“胡”的名称，如东胡、月氏胡、卢水胡、羯胡等等。如鲜卑、乌丸等族，至少在东汉时期还不能被认为是胡人。直到十六国之后，“胡人”的范畴才被进一步泛化，开始指代一些与匈奴完全无关的民族，如氐胡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十六国初期的“胡人”定义仍然离不开匈奴人。甚至可以认为，“五胡”的最初很可能指的就是匈奴五部。南匈奴在东汉时归附中原，在曹操时代被划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共三万余户。西晋“八王之乱”期间，匈奴五部在刘渊领导下发展为汉国政权，成为了“五胡乱华”的开端。
由此可见，“五胡乱华”在文字上起源于匈奴五部，然而后世对“五胡”的定义却不断变化，而且前后变化很大。将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石虎定为“五胡”，只是过渡阶段的一种说法。在这段混乱时期，“五胡”定义的变化也受到谶纬之说的影响。
以苻坚为例，就是极度迷信图谶的。苻坚即位初期，新平人王彫曾陈说图谶，苻坚大悦，赏赐王彫为太史令。王彫曾引用所谓谶语“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声称这段谶语包含了苻坚的三位父祖。王彫的谶纬之说，引得王猛非常反感，后者请求苻坚以“左道惑众”为由诛杀王彫，但并没有结果。
从十六国的历史来看，谶纬之说在当时非常盛行。从刘聪、石勒到苻坚，这些少数民族君主入主中原，为了寻求政权合法性，常常引用中原的“五德运行”理论，结合图谶的解读来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比如石勒的后赵自称后继西晋的金运正统，是为水德，而前秦则后继水运，是为木德。后秦灭亡前秦后，自称后继木运，是为火德。后来的北魏则自称后继火德，是为土德。
由此可见，在苻坚等人看来，包括自己在内，是严格按照“五德运行”的次序来统治天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五德”和“五胡”很可能逐渐联系起来。
“五”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颇有神秘性，从“三皇五帝”到“春秋五霸”，粮有五谷，地有五方，天有五行，三国时代有“五虎上将”和“五子为先”，匈奴则有“五单于之战”、“匈奴五部”等等，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凑成“五”必然显得高大上。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苻坚眼中的“五胡”实际上是谶纬预言中按照五德秩序依次获得天命的“胡人天子”，更类似“春秋五霸”的称呼，而不是五个不同民族的统称。当时，胡人（匈奴）有十九种，其他民族更是不计其数。
以姚苌为代表的羌人，从来没有出现在类似的图谶中（大概是因为没参与过造假），而且羌人根本不属于胡人（其实氐人也不是）。这些完全“不合天意”、“不合逻辑”的叛乱造反，连个童谣都没有，完全脱离了预测，引发了苻坚的愤怒，所以说出了“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的遗言。
随后结果，却是姚苌硬是将后秦政权列入了“五德运行”的次序里，让不是胡人的羌人也当上了“胡人天子”。
后世定义的“五胡”和“五胡乱华”，实际就是对这些混乱历史的总结：首先是有人提出“胡人代晋”（仅限于匈奴和匈奴别部羯人）的谶语；其次用五德运行来解释这个谶语，并提出“五胡”说；随后是“非胡人”（氐人、羌人）立国后将自己说成是“胡人”以满足谶语；最终结果，就是“胡人”的定义通过不断修改被扩大化，大家都被叫做了“胡人”。
所以说，我们现在认为的“五胡”，与十六国时期人们眼中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最后定义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才逐渐形成的。（作者：陶慕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