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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107岁新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回忆鲁迅、巴金等名家

作者:红星新闻

107岁的作家马识途竟然又出新作了!

犹记得去年,马识途曾写下一封深情的“封笔告白”信:“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表示从此不再书写新作,然而要想“退隐”文坛,停止思考,放下热爱的笔,何其艰难,马老果然不负众望的“食言”了。

今年,马识途不仅出版了自己首部甲骨文著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还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忆人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目前,《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已经开启线上预售。

马识途107岁新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回忆鲁迅、巴金等名家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书封

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她透露了一个关键细节:这本书的书稿基本上是马老自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因为每天对着电脑屏幕写作,原本就不好的眼睛出现问题,还专门到华西医院打针治疗眼疾,医生建议他尽量少用电脑,从那以后,马老才换上笔手写,又开始了一手握笔,一手拿放大镜的姿势。

马识途是过去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再次打开脑海中尘封的记忆盒,重新拾起已故的文人、师友、亲人们在他脑海中刻下的印记,那些逝去的点滴读罢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新作即将面市,马识途借此想对读者说几句真心话,他非常诚挚写道:“这本书呈献在读者面前,已经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不想再啰嗦了,只是有几点说明:一,列入这本书的人物,全是去世了的;二,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曾经和我有点关系,至少是我认识的;三,我写的都是我回忆得起来的事实,或者偶有错误,我无法去查对了;四,最后还想说一句,又一度想学巴金,我说的是真话。”

两次看到鲁迅的场景

新作即将面市,记者先睹为快。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全书共分为五卷,在第一卷《文人》中,他回忆了鲁迅、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阳翰笙、张光年、闻一多、吴宓、汪曾祺、夏衍、曹禺、刘绍棠、黄宗江、杨绛、周有光、李劼人、李亚群、何其芳、沙汀、艾芜、周克芹、车辐等二十五位已经逝去的文坛名家。

马老笔力雄浑,用饱蘸感情、是非分明的文字,为生命中遇到的难忘的人,留下了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精彩画像。形形色色的人,或跻身庙堂,或寄迹草野,或为名流,或为凡夫,千人千面,各有特点,鲜活地保留在他的脑海中,成为他写作时不竭的生活来源。

读完不得不感叹,马识途观察力之敏锐,记忆力之超人,令人惊叹。他在与人交往时,很善于捕捉闪光点。这本书,大处着眼,细处着笔,写的虽多为小事,却并非闲书,而是史传,是老人一生经历的浓缩,充满了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我们可以读到,马识途回忆自己看到鲁迅的经历:

“我的确看到过他,而且有两次,我终生难忘。”1932年,他在北平大学附高中上学。一次,同学约他到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的大操场上参加一场秘密集会,主要是听鲁迅的讲演。“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忽然就从桌上下去,消逝得没有踪影。”
马识途107岁新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回忆鲁迅、巴金等名家

马老签名

第二次看见鲁迅,那是在几年之后的1936年。那一年,他考进南京中央大学,并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10月,上海传来了鲁迅逝世要大出殡的消息。马识途向学校请假后从南京到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他到了上海,首先奔到上海万国殡仪馆去向鲁迅遗体告别。在大门悬着“鲁迅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的大挽对,他拍了一张照片。到礼堂远远看到鲁迅睡在那里,虽然不准靠近,他到底还是远远地向鲁迅鞠躬后退出,再拍一张鲁迅的相,这便是马识途第二次看见了鲁迅。后来参加了送葬的群众队伍,在路上还和警察、特务发生冲撞,还是走到了沪西的万国公墓完成送葬,他才回到南京。

马识途说,他始终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中国人,虽然只看见过两次,却一直是他人生途程上立着的一块丰碑,无论说什么,他坚持一句话:“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国的良心。”后来马识途到上海出差,曾两次去鲁迅的墓地参拜。他在墓前参拜后,在一处石条上坐了好一阵,颇有些感慨。

纪念最尊重的作家巴金

“文学泰斗巴金老人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作家。”马识途是巴金的后辈,巴金对他也多有关爱。每次全国作代会上,两人都要见面恳谈。

在《巴金回家》这一章,马识途浓墨重彩地写下巴金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巴金对家乡成都的浓厚情意。“巴老是成都人,对于家乡有特别深挚的感情,每次文代会上见到巴老,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都热情地表示一定要回来。1987年秋,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回到成都便说,他带回一颗心来了。”

马识途回忆,巴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顾身体的疲劳,参观访问,对故友新交,热情接待恳谈。特别使巴金高兴的是和他的老朋友张秀熟、沙汀、艾芜,多次相聚。他们五人曾到新都宝光寺、桂湖、草堂蜀风园、李劼人故居菱窠,相聚晤谈甚欢。马识途曾奉命题写“桂湖集序”,并赋诗以纪其事。他至今记得,一首诗里有“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还有一联“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大家都以为写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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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的“告白信”

他们在访问巴金的老友李劼人的故居时,巴金在留言簿上写道:“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人兄,我来迟了!”巴金对已故老友的感情,使他们在座的无不涕泪欲出。“巴老离开成都回上海时,特意带走了一包家乡的泥土,足见他对家乡的眷念之深。”

巴金九十岁时,马识途专程到上海去为他祝寿,巴金更是亲热接待,并题赠他一部线装本的《随想录》,十分珍贵。

使马识途更不能忘怀的是,多年前巴金侄儿李致告诉他,他到杭州去看望巴老时,巴老以几乎无法写字的右手,题赠一本新出的《再思录》给马识途。足见巴金对于马识途这个文学后辈的关怀。因此,马识途回赠了巴金一本自己的杂文集《盛世微言》,扉页上题了这样几句话:“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这是马识途对巴老立下的誓言。

巴老去世时,马识途因病无法赶到上海去送葬,特派他的女儿专程到上海在巴老的灵前读他的《告灵文》,在这篇《告灵文》中,马识途再度向他立誓:“而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忆老师闻一多

2002年,马识途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1月26日从报上得知韦君宜同志走了,1月28日早上忽听广播,张光年同志又走了。三天之内,文坛一连失去了两位老作家,我一连失去了两个老朋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如1992年在九天之内,马识途接连失去了艾芜和沙汀两个老朋友一样。

和他一个时代的友人们都纷纷早他一步离开人世,马识途写下的这些回忆弥足珍贵,他谈到的这些文坛大家的逸事遗闻,未曾公之于世,也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马识途回忆了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时的老师:吴宓,还有闻一多。

“1946年7月15日,我的老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在参加完李公朴教授追悼大会后,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身中数弹,不幸遇难。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逾百岁,但闻一多先生的音容形貌却还那么鲜活地留在我脑子里。那些过往,仿佛就在昨天。”

他回忆了闻一多给他们讲唐诗时的场景,给学生们朗诵田间在抗战初期和在解放区写的那些激昂的诗。因为在大学里做党的工作,所以,马识途和闻一多有了接触。有一次,上完课,马识途陪闻一多回他的家里去。在马路上发现了一个青年的尸体,这是这一带的“城市风景线”,已经引不起更多的人的注意了。但是闻一多走过那里,情不自禁地站住了看了一下,对马识途说:“呵,那青年农民的双手,是可以叫大地变色的双手呀,他却死于沟壑了。中国农民就是这样遭罪的。”

马识途回忆在联大的求学经历

马识途说,抗战几年,联大的教授们生活每况愈下,为了取得两间房子和每月一石米的报酬,闻一多接受他的学生给他匀出来的几个钟头的国文课,在昆华中学做一名兼职国文教员。闻一多并不认为这样就把他名教授的资格降低了。并且刻起他的图章来,还告诉马识途:“我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多少精力,多少时间,都从我这手指间溜掉了。但是我不去向达官贵人们乞讨,我自食其力。但是我并不愉快……”本来闻一多可以像极少数并不比他更出名却善于钻营的教授那样,有过好日子的机会。但是闻一多一家八口却过着知识分子的清贫生活,宁肯在中学兼课,自食其力,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宁肯去为人刻图章卖钱,也决不向那些当权者乞讨。

马识途说,闻一多先生正像当年的鲁迅一样,什么也不怕。他不理睬在大学里那些在背地里嘁嘁喳喳的“清高”人物的讽刺和谩骂,也不畏惧国民党特务给他放出的种种谣言。

谈郭沫若引发争议

马识途说,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到广泛尊重。但是他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来,在和一些作家和学者谈到郭沫若时,似乎总感到,有些人表示出一种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气,甚至带着几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传来过某些学者类似的声音。甚至颇有点身份的文化人提出重新认识郭沫若的问题,其目的明显是要把郭沫若贬斥为有争议的人物。至于那些无知之徒,进行阴私揭发和人身侮辱,不值一提。因此马识途一直在想,郭沫若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吗?难道真要重新认识郭沫若吗?几十年胸中困惑挥之不去,却不敢言说。

马识途107岁新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回忆鲁迅、巴金等名家

马识途在家中书房

马识途认为,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什么完人。“我不是说郭沫若没有错误,我是说如果发现他在学术研究上、某些创作上、某些行止上犯有某些缺点和错误时,不要带有某些主观的臆测、某些不实的夸大甚至诬蔑,乱下结论,乱戴帽子,甚至侮辱人格。而且在指出一个人的错误时,要顾及他的一生行径、他的主要成就方面,分开主观与客观、大行与细节方面。”

马识途说,更重要的是要详查他的错误是在一种什么环境、情势下犯了的,研究历史人物总要“知人论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对郭沫若,他也以为应该知人论世。“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小文章,只是人微言轻,不足挂齿。所以我以年逾百岁之身,告别郭研时,说出我的困惑,希望研究者诸公拨乱反正,给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一个不朽的定位。”

红星新闻记者|陈谋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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