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清末民初時期，有兩位進士出身乃至狀元功名、翰林清貴的人物抛棄官場投入商海，巧合的是，他們都姓張，這就是開創大生公司的張謇與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
經曆雖然相似，但兩人在經營方法及其成敗上卻迥然不同，如在用人問題上，即有明顯的差别。
以事實論，商務印書館創始時期的老員工之間大都是親友或同鄉、同學關系，如創始人夏瑞芳與鮑鹹恩、鮑鹹昌兄弟是郎舅，鮑鹹昌與鮑慶林、鮑慶甲是父子；
此外，還有如封包德與封包信；許笃齋與許善齋；郁厚培與郁厚坤；莊俞與莊适；杜亞泉與杜就田、杜其堡等都是父子或兄弟等至親關系，甚至還有一家五人同在商務工作的情況。
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後，一直主張公司高層的子弟在一般情況下不進公司為妥，以防任人為私，其理由有兩點：
一、公司同人關系較重者，均在公司有年，薄有儲積。其子弟席父兄之餘蔭，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艱難。不知艱難之人，看事必易，用錢必費；
二、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沒有不合之處，旁人礙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則無形之中公司已受損不少。即使聞知，而主其事者以礙于其父兄之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公平，而公司受其害矣。
平心而論，張元濟的觀點十分中肯切要，但當時的社會觀念，“父子相繼、子承父業”乃是天經地義，張元濟的這一用人方針也遇到頗多挑戰。
例如，當時商務印書館創始人之一、時任商務總經理兼印刷所所長的鮑鹹昌有意安排其子鮑慶林擔任印刷所副所長，張元濟以為不可，鮑鹹昌聽後“詞色憤懑，甚不謂然”，把張元濟搞得左右為難。
随後，商務印書館的首席會計王蓮溪也找到張元濟，其稱鮑某兒子可以進公司，那我的兒子也要進來，今後重要職員的子女應優先考慮，安排一條出路雲雲。
張元濟聽後，忍不住當場駁斥：“人人都有兒子，如果都要進公司，那成什麼話？！”
次日，張元濟即給鮑鹹昌寫了一封長信，其中痛陳利害，并說到“滿清之亡，亡于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于親貴。”
最終，鮑鹹昌被說服，放棄了此前念頭。而在此後，商務高層子弟不進公司的主張即成為慣例。
當然，律人必先律己，打鐵還得自身硬。1932年，張元濟的獨子張樹年從美國留學歸國，想進商務印書館。張聽後馬上表态：“你不能進商務，我的事業不傳代。”
事後，張元濟解釋說：“你進商務有三不利。
第一對你自己不利。由于我在商務的地位，你進去後必然有人甚至有一幫人會吹捧你，那會使你失去了刻苦鍛煉的機會，浮在上面，領取高薪，豈不毀你一生？
第二，對我不利。父子同一處工作，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我将處處受到牽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難主持公道，講話無力；
第三，對公司不利。這将開一個極為惡劣的風氣，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兒子，大家都要把兒子塞進來，這還像什麼樣的企業？”
最後，張元濟說：“我曆來主張進階職員的子弟不進公司。我應以身作則，言行一緻。”
張謇
同樣抛棄官場、投入實業的張謇，自1899年在南通辦大生紗廠起，其陸續辦了通海墾牧公司、廣生油廠、資生鐵廠等一系列企業。
到1921年，張謇所經營的各實業總資本接近四千萬元，其企業規模較商務印書館大出不少，但好景不長的是，僅過了幾年，因為種種原因，張謇構造的企業王國即宣布破産。
《張謇傳記》作者、同樣辦實業出身的劉厚生曾對張元濟與張謇做過一番比較研究，其認為：
張謇的失敗，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張謇對企業實行封建家族式的管理，親戚子弟随意進公司，以緻人才困乏，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此，劉厚生不免感歎道：“是以我聯想張菊生（張元濟）之于商務印書館，葉揆初之于浙江興業（銀行），其局面不及南通（指張謇）而能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這一評論，最起碼在用人方面是比較客觀中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