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清末民初时期，有两位进士出身乃至状元功名、翰林清贵的人物抛弃官场投入商海，巧合的是，他们都姓张，这就是开创大生公司的张謇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
经历虽然相似，但两人在经营方法及其成败上却迥然不同，如在用人问题上，即有明显的差别。
以事实论，商务印书馆创始时期的老员工之间大都是亲友或同乡、同学关系，如创始人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是郎舅，鲍咸昌与鲍庆林、鲍庆甲是父子；
此外，还有如包文德与包文信；许笃斋与许善斋；郁厚培与郁厚坤；庄俞与庄适；杜亚泉与杜就田、杜其堡等都是父子或兄弟等至亲关系，甚至还有一家五人同在商务工作的情况。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后，一直主张公司高层的子弟在一般情况下不进公司为妥，以防任人为私，其理由有两点：
一、公司同人关系较重者，均在公司有年，薄有储积。其子弟席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
二、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没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之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知，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之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公平，而公司受其害矣。
平心而论，张元济的观点十分中肯切要，但当时的社会观念，“父子相继、子承父业”乃是天经地义，张元济的这一用人方针也遇到颇多挑战。
例如，当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时任商务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的鲍咸昌有意安排其子鲍庆林担任印刷所副所长，张元济以为不可，鲍咸昌听后“词色愤懑，甚不谓然”，把张元济搞得左右为难。
随后，商务印书馆的首席会计王莲溪也找到张元济，其称鲍某儿子可以进公司，那我的儿子也要进来，今后重要职员的子女应优先考虑，安排一条出路云云。
张元济听后，忍不住当场驳斥：“人人都有儿子，如果都要进公司，那成什么话？！”
次日，张元济即给鲍咸昌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痛陈利害，并说到“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最终，鲍咸昌被说服，放弃了此前念头。而在此后，商务高层子弟不进公司的主张即成为惯例。
当然，律人必先律己，打铁还得自身硬。1932年，张元济的独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听后马上表态：“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
事后，张元济解释说：“你进商务有三不利。
第一对你自己不利。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后必然有人甚至有一帮人会吹捧你，那会使你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
第二，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我将处处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
第三，对公司不利。这将开一个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要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
最后，张元济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张謇
同样抛弃官场、投入实业的张謇，自1899年在南通办大生纱厂起，其陆续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厂等一系列企业。
到1921年，张謇所经营的各实业总资本接近四千万元，其企业规模较商务印书馆大出不少，但好景不长的是，仅过了几年，因为种种原因，张謇构造的企业王国即宣布破产。
《张謇传记》作者、同样办实业出身的刘厚生曾对张元济与张謇做过一番比较研究，其认为：
张謇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张謇对企业实行封建家族式的管理，亲戚子弟随意进公司，以致人才困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此，刘厚生不免感叹道：“因此我联想张菊生（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叶揆初之于浙江兴业（银行），其局面不及南通（指张謇）而能为事求人，殊可佩仰也。”
这一评论，最起码在用人方面是比较客观中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