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由上海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張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紀念冊》《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新書首發式。三部書稿皆為上海圖書館珍貴館藏，系首次影印出版。
要知道，上海圖書館前身之一合衆圖書館由張元濟參與創辦，商務印書館更是張元濟的志業與心血。張元濟之孫張人鳳感慨，兩家機構以出版的方式，向祖父誕辰150周年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獻禮，意義重大。
“楊绛先生把錢锺書的手稿交給商務印書館時，她在前言裡有這麼一句話：最好的保護就是公之于衆。我想這句話也恰恰是張元濟先生的理念。”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陳小文說，“張元濟先生搜羅上等珍本，并不把它們藏着或作為私用，而是要将它們出版、公之于衆。我們與上海圖書館也是繼承了菊老的精神，是以才有了這三部書稿的出版。”
濃縮于尺素方寸間的翰墨盛會——《張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紀念冊》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武評價張元濟：“當過官，卻沒有官氣；辦實業，卻沒有商賈氣；英文極好，卻沒有洋崽氣；個性極強，卻能克制；辦事極多，卻從不居功；身履膏腴之境，卻始終淡泊持己。”
張元濟的一生經曆了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事既多，交遊亦廣。1956年10月張元濟九十壽辰時，商務印書館同人向壽翁故友舊交和社會知名人士征求書畫詩文，以為賀禮。先後征集到詩文、書畫作品一百十二篇（幅），精工裝裱成《張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紀念冊》兩巨冊，作為壽禮呈送壽翁。
在這群賀壽的群體中，既有與張元濟共同經曆清末二十年劇變的舊友周善培、餘節高、商衍鎏、邢端、冒廣生等，也有當時已擔任中央政府上司職務的文化名人馬叙倫、周建人、沈雁冰、胡愈之、沈鈞儒、葉聖陶、黃炎培、郭沫若、陳叔通、邵力子等，還有與張元濟共事多年的商務同人、中央及上海文史館館員。
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看來，《張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紀念冊》是一部大書，這部書能在張元濟誕辰150周年的時候按照原樣影印出版，可謂靈光再現，功德無量。
“張元濟先生的一生是個傳奇，他為儲存中國文化精粹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貢獻早已彪炳20世紀中國文化史冊。”陳子善說，張元濟全面開創文化事業，使得商務印書館成為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最有影響力乃至産生國際影響力的出版機構，“是以對他的功績的肯定，再怎樣都不過分，因為他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到新世紀，到下個世紀。”
“為慶賀他90大壽而留下的這部紀念冊，極具學術、文化和史料價值。有那麼多來自不同社會階層、文化背景、學術專長的人來祝賀，有新派、舊派，有同輩、前輩、後輩，人人都出自内心真誠地來祝賀他的90歲生日，很難得。這樣的文化著述不是普通的著述，對一個文化人能予以這樣的肯定，好像後來就沒有了。”陳子善認為，紀念冊不僅是張元濟先生廣闊交遊和畢生志業的生動記錄，更是20世紀文人雅集的最後一次輝煌。”
塵封七十年歲月的校劇信劄——《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
在上世紀30年代末，“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的重新發現曾引起學術界及整個社會的巨大關注。為藉流通以儲存古籍，在抗日戰争最艱難的時期，張元濟曾親自主持了商務印書館對“也是園舊藏”144種元明雜劇的借印出版。
上海圖書館所藏《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原分七冊，即當時張元濟或商務印書館與鄭振铎、王雲五、袁同禮、李宣龔、王季烈、丁英桂、姜殿揚、胡文楷、蔣仲茀、瞿鳳起、任繩祖、孫楷第、孫伯恒、王守兌及相關機構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雜劇》之事的往來信劄專集。起自1938年6月22日，止于1941年12月10日，記錄了戲曲作品整理、校訂、編印、出版、發行的全部流程，完整而生動地展現了商務印書館古籍整理出版的風貌。
此次商務印書館将《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整理合并為六冊影印出版，采用先全文掃描列印，再用列印件進行辨識整理。
“《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共約470件信劄。順的時候我大約每天能夠做10件，不順的時候可能一兩天、兩三天都做不了一件。”上海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胡堅博士負責拟寫各通信劄題名，包含寫寄時間、寫寄者、事由、收受者、信劄類别等資訊，基本襲用原文之辭。《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書名題簽則出自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書法家，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之手。
據統計，《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劄》已刊者僅20餘件，換言之95%未曾公布，其中包括《張元濟全集》及《鄭振铎全集》未錄者數十件。
這些信劄不僅對戲曲古籍的校訂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參考價值，也是中國現代出版伊始直接而生動的記錄，還從側面反映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時局世态，是研究中國出版史、文學史和社會史的寶貴史料。
志痛國難的版本力作——《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
涵芬樓系商務印書館的藏書室，原藏古籍善本約三四千部，其中不乏宋元舊椠、海内孤本。1932年“一·二八事變”，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連同存藏大批古籍善本的涵芬樓盡毀于日寇侵略戰火之中，近五十萬冊圖書頃刻間化為灰燼。
不幸中的萬幸是，張元濟事先把涵芬樓珍藏的5000冊宋元善本存放于上海公共租界金城銀行保險庫裡，使得這些善本幸免于難。《涵芬樓燼餘書錄》是張元濟在炮火劫餘後為這批善本編撰的古籍書目，題名“燼餘，是以志痛也”，于195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 。
這也是張元濟最後一部古籍整理著作。據悉，現藏上海圖書館的《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是存留了張元濟修改、批注手迹的打字油印本，最終即以此發排付印。其著錄的547部善本中，宋刻本（含元修、元明遞修本）90部，影宋抄本22部，金刻本1部，蒙古刻本2部，元刻本（含明修本）87部，名家批校本72部，稿本17部，其餘多為刊刻于萬曆前之稀見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經名家遞藏之明清舊抄本。
稿本凡十冊，依四庫分類法分為經、史、子、集，十冊皆經張元濟統一修改。首冊還存有顧廷龍為排印本手書篆文“涵芬樓燼餘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手迹。與印本相較，稿本保留了成書過程的原始面貌，印本中因篇幅删去的衆多版本資訊在稿本中得以還原，讀者也可見張元濟所做的判斷及其治學風格。
該稿本由上海圖書館研究員陳先行整理。陳先行認為，“燼餘書”反映了張元濟的“善本”觀；作為一部極為出色的藏書志，《涵芬樓燼餘書錄》在版本學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相距 ‘一· 二八事變’八十五年後的今天，上海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影印出版這部過往鮮為人所關注的《涵芬樓燼餘書錄》稿本，固然是出于對商務印書館創辦一百二十周年、張菊老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紀念，亦是以告誡世人銘記曆史為首要出發點。而藉此機會對《涵芬樓燼餘書錄》及其版本所展開的讨論，攸關版本學的傳承、發展以及古籍保護，同樣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