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先生與他用文化出版開啟民智之路

張元濟，号菊生，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的偉大先驅，堪稱出版界的蔡元培。張蔡兩人有五同，一是同鄉：張元濟是浙江海鹽人（生于廣州），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二是同歲：兩人都是清同治六年出生，屬兔的，張元濟的生日是農曆九月二十八，蔡元培的生日是農曆十二月十七。三是同年：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鄉試，兩人同中舉人，張元濟為第10名，蔡元培為第23名；光緒十六年（1890）會試，兩人又是同年；光緒十八年（1892）殿試，兩人同列二甲進士，張元濟為第24名，蔡元培為第34名。四是同僚：兩人中進士後，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五是同僚：戊戌變法時，張元濟曾被光緒皇帝破格召見，因而變法失敗後被革職，“永不叙用”。1901年春，張元濟任南洋公學代總理（校長），南洋公學是盛宣懷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建立的，與北洋大學堂同為近代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大學。張元濟便邀請已經辭官的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蔡元培欣然同意。

後來，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張元濟走上了用文化出版開啟民智的道路，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出版家。

大出版家王雲五先生在《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一文的開頭寫道：“要評論一個人，應把握住他的中心事業。”（《舊學新探——王雲五論學文選》，學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3頁）特别是偉人名人的傳記，更是要“把握住他的中心事業”。盧仁龍的《中國出版家張元濟》，就是為張菊老的中心事業——扶助教育、“開啟民智”、建設學術、改良社會、傳承文化、弘揚國粹的出版事業而撰寫的一部傳記。

一

清代著名學者、文學家紀曉岚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叙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叙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但好的傳記作家，不能隻是完整地記錄“一人”“一事”“之始末”，他首先必須做好剪裁，因為“藝術即是剪裁，即是選擇的工夫”（梁實秋《秋聲·三》）。

本書傳主張元濟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作者的主旨并不是要為傳主寫一部全面的傳記，而是着眼于張元濟先生的出版成就，通過考察他在出版領域奮鬥的曆程和人格的養成、事業的展開以及與朋友和團隊的關系，來了解張元濟先生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以及他對那個時代和行業的作用與貢獻。

胡适先生認為，“模範人物傳記”中的“一個小小例子”，隻要“剪裁得得當、描寫得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他說自己就受過這樣的教育：

朱子記陶淵明，隻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胡适《領袖人才的來源》）

盧氏本傳亦頗得“朱子記陶淵明”之妙。譬如寫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之職，應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印書館的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檢字勞工出身的夏瑞芳頗有雄心壯志，他深知要想辦好商務印書館，必須延攬人才，于是敦聘出身翰林、滿腹經綸的學者名家張元濟共創大業。張元濟說：“你能請得起我這樣大薪金的人嗎？”夏瑞芳說：“你在譯書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張元濟又說：“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于是雙方言定，夏管印刷，張管編書。

“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這是張元濟一生追求的理想。早在1901年10月，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就曾說過：

國家之政治，全随國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國民智過卑，無論如何措施，終難驟臻上理。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須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則豈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中國号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于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知也。

這些觀念表明，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普及教育要展開，必然以提供好的教科書來實作。正是由于這種理想信念，才促使張元濟果決地放下了一個傳統翰林的架子與面子，與一群有着務實精神的勞工為伍，聯手開創出了一番不朽的事業。

二

本書将張元濟從事文化出版事業的一生與整個的社會曆史緊密聯系起來，通過張元濟的起伏進退，反映社會的盛衰，曆史的興替。

胡适先生對于中國文人在傳記中不能素心析理頗為痛恨：

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于政治有忌諱，對于時人有忌諱，對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尚且有什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後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谀更甚，隻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毀謗，又多出于仇敵之口，如宋儒诋誣王安石，甚至于僞作《辨奸論》，這種小人的行為，其弊等于隐惡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于谀頌，便失于诋誣。（《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作者對張元濟和王雲五兩位出版家成敗得失、風格異同的評論就很有代表性。

從商務的創業和發展而言，張元濟與王雲五是前後相繼的兩任統帥、舵手；從文化史的角度講，兩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二人同中有異，張元濟是一個有新思想的舊學家、有理想的文化人；王雲五則是一個文化企業奇才，無與倫比的出版家。王雲五對企業管理觀念超前，最早引進當時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學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陣地上實施，以期使得中國現代企業更進一步。結果屢試屢敗，最終也沒能真正實施。但他對企業的掌控管理，尤其是危機管理，可謂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時代和命運讓他幾次迎接極限的挑戰，都以驚人的毅力和艱苦卓絕的奮鬥，使苦難的企業重生，發展擴張，一手塑造出了一個帶有強烈的王雲五色彩的商務印書館，使之持續輝煌了幾十年。王雲五的出版主張，是對張元濟的繼承和發展。張元濟重在教育建設，王雲五則力在普及教育，但二者在精神層面上是一脈相承的。張元濟緻力于引進西學，傳播新知，以改變封建社會之後的中國，王雲五更是大力推廣，尤以《萬有文庫》為極緻。張元濟雖然從處世、言論上均主張、支援學術獨立，但并沒有來得及真正實施，沒有取得較顯著的成果。王雲五則因時而動，不僅主張學術獨立，而且真正切實地推進。這也是王雲五同樣成為文化巨擘的時代因素和文化業績。

作為繼任者，王雲五的壓力、責任都遠大于張元濟，所幸王雲五在處世方法上也與張元濟頗為相似，兩人同樣不喜歡社會活動，同樣缺乏生活情趣，完全忘我地投身到館務和事業之中。王雲五沒有去做領袖式的人物，也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和黨派事務，他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危局。

張元濟投身出版，懷抱着個人的理想，勇于承擔起開啟民智、傳承文化的使命和責任；王雲五進入商務，首先是個人自信，依賴個人努力，并發揮個人才能，頑強地實作了從毀滅到複興，他更多承擔的是企業的責任和使命。

他們最大的不同就是，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當成自己一生的事業，王雲五則把它當作生命曆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讓自己的生命有更廣寬的次元。盡管時勢和命運讓他三次堅守商務印書館，占據了他的大半生，但幾次主動舍棄另擇，并不能如張元濟一般堅守一生，從未棄事，這就是事業的選擇。

三

盧氏筆下的張元濟，亦是每每“在心性中流出”，譬如“委館王雲五”一節:

“五卅運動”後，商務職工在内部發起多次罷工運動，王雲五對多次代表館方去應付疊起的勞資糾紛感到厭煩，便産生了脫離商務的念頭。1929年，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在巨大的争議中出人意料地獲得成功，複雜的館務和不和諧的環境讓他産生厭倦，于是辭去編譯所所長職務，到中央研究院擔任專任研究員。1930年2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鹹昌去世，張元濟在細觀内部無人接手總經理一職的情況下，決定讓離職不久的王雲五回來擔任總經理一職。

張元濟親自出面邀請，和朋友們一道反複勸駕，但王雲五還是再三拒絕。張元濟仍不放棄，在萬辭難拒的情況下，王雲五心生一計，出人意料地開出了任職條件——出國歐美考察半年，費用由館方承擔，取消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而且要求張元濟的重要助手李宣龔去職，但在他考察期間還要負責代理。王雲五自認這項設計應該不會被張元濟及董事會接受，自己也就得以脫身了。不期張元濟卻代表董事會全盤答應，王雲五徹底被張元濟感動了，于是答應重返商務，擔任總經理一職。張元濟堅定地選擇剛離職的王雲五出任總經理，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斷和認知。他的這一決定與安排，帶給商務一個新的時代，也造就了王雲五傳奇的一生。

明代大散文家茅坤在評價《史記·魏公子列傳》時說：“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記鈔》卷四五）盧氏之于張元濟傳亦然：張菊老乃盧氏胸中得意之人，本傳亦作者得意之文，故有“無限唱歎，無限低徊。”（清·徐與喬《經史辨體》史部“信陵君列傳”）

作者1980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文獻學家楊明照先生。1987年調入中華書局任編輯，1998年開始從事民營文化出版事業。2003年，作者策劃、投資的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完成了張菊老生前未竟的事業。

2010年以來，作者先後投資創辦了商印文津文化（北京）公司、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等多家文化公司和華民現代慈善研究院，出版了《真诰校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十三經注疏》等一批學術文化系列著作和古籍整理系列圖書。由這樣一位學者出版人來寫張菊老的出版傳記，應該是再合适不過了。

作者對于張菊老有一顆崇拜敬仰之心，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論語·子罕第九》）。正如他在本傳的“結語”中所說：

最近以來，出版文化學者曾發出過“張元濟不可追”、“張元濟不可學” 的浩歎。作者寫完此稿，作為一個也從事出版30年，究心學習張元濟者，以“向文化聖人緻敬”作為本書的結語。

當年，孔子讓自己的學生們“各言爾志”。公西赤回答說：“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等别的同學散去之後，孔子的高足曾皙問孔子說：“唯赤則非邦也與？”公西赤所說的是不是也算有志于邦國呢？孔子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在宗廟舉行祭祀儀式與人會同，不是諸侯國君又是什麼呢？公西赤說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些司儀之類的小事，那誰還能做大事呢？作者說自己以學習者的身份向張菊老這位“文化聖人緻敬”，亦有公西赤“非曰能之，願學焉”的謙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