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有這樣一位奇人：他跪拜過光緒，婉拒過孫中山；他以扶助文教為己任，對開啟民智，儲存中華文脈居功甚偉，他就是張元濟。
張元濟(1867——1959)，字菊生，号筱齋，生于浙江海鹽一個詩書之家。1892年，26歲的張元濟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維新變法期間，他參加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創辦通藝學堂，積極提倡新學，還在變法開始的第六天得到過光緒皇帝的接見。敏感的張元濟察覺到變法将有夭折的危險，曾親自拜谒李鴻章，希望他扭轉乾坤，李鴻章默然無語。戊戌變法失敗後，張元濟被''革職永不叙用''。母親安慰他:''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張元濟不禁''捧母手而泣。''
當年10月，張元濟攜母南下。在李鴻章的安排下，他在南洋公學擔任起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相當于今天的出版社總編。1901年，又做起了代理公學總理，為培養''桢幹大才''，建立了一個特班，以蔡元培為總教習。果然，這個班人才輩出，李叔同、邵力子、黃炎培等人都曾就讀于此。
張元濟曾主持過出版工作，這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印刷勞工出身的夏瑞芳，憑着自己的才幹和口碑，和幾個同樣勞工出身的股東一起，創立了商務印書館。他自知學問有限，就想為商務的發展尋一位真正的高人。張元濟就是他心中理想人選。為表示誠意，他不但對張元濟禮遇有加，更開出350兩月薪，而當時，他一個的工資隻有100兩1903年，張元濟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的人生傳奇。
張元濟曾對蔡元培說:''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英才為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一套新式教科書。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先後兩次頒布新學制，此後廢除了科舉，一時間，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樣一來，發行新教材就成了當務之急。為此，他組織專人，編寫教材，陸續推出修身、曆史、地理等教科書。這套教科書中，他們摒棄了封建倫理，注入了民主平等的新精神。談到立志時，書中說''立身豈必居官哉！勤學笃行，即為農工、商賈，亦各有自立之道。''這在當時，非常難能可貴。
編纂教科書之外，他上司下的商務還擔負起了出版工具書、整理古籍、介紹西學、發行雜志的使命。各類辭書在傳播知識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張元濟的主持下，商務出版了國内第一部新式辭典——《辭源》；整理的古籍有《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在介紹西學上，張元濟同樣不遺餘力，嚴複的《天演論》就是其中之一。它們像野火，延燒在國人的心上；早年的張元濟曾與蔡元培創辦過報紙，進駐商務後，他上司一批人相繼推出《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刊物，實作他心中''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夢想。
經營商務之外，張元濟對文化公益事業同樣很關心。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東方圖書館，它是一幢五層大樓，占地2600平方米，收藏圖書46萬冊。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倫敦博物館圖書館等世界級圖書館相比，也毫不遜色。
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然進犯上海閘北地區，十九路軍奮起抵抗。29日，日軍飛機投下的炸彈擊中了商務印書館總廠，頓時一片火海。2月1日，日軍又潛入對面的東方圖書館縱火。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00萬元，文化上的損失更是無可估量。圖書館館藏的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經此一難，全部化為烏有。時年65歲的張元濟發誓，隻要''元濟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複''。
全面抗戰爆發後，張元濟困局滬上，生活極為艱難，但他甯願餓死，也要保持民族氣節。1942年，幾名不速之客欲登門拜訪，遞進印有''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片，張元濟見之，認定是日本人想拉他落水，于是手書''兩國交戰，不便接談''，作為回複。
張元濟希望把商務印書館辦成獨立的公共事業，是以盡量避免介入政治糾葛。1919年，孫中山送來他寫的《孫文學說》手稿，希望能印發。張元濟等人考慮到北洋政府還在通緝他，是以交還了原稿。此後，國民政府多次邀請他出任高官，都被拒絕。
1949年後，張元濟出任任上海文史館館長。1959年張元濟先生駕鶴西去，享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