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狂人，唐代多詩狂。“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賀知章的狂是癡狂；“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李白的狂是癫狂；“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的狂是疏狂，豪放而不拘束。可最負“疏狂”之名的并非杜工部，而是他的祖父——恃才且疏狂的杜審言。
那麼，詩聖杜甫的祖父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唐才子傳·卷一·杜審言》中道：“恃高才，傲世見疾。”他怎樣“恃高才”？杜審言與李峤、崔融、蘇味道被稱為“文章四友”。當“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耳。””好厲害，這種以文殺人法，真是前所未聞。
然而，這還不算厲害，杜審言更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那還得了，論文章屈原、宋玉要做你的跟班，論書法王羲之也被你撇在一邊。這是什麼人呀！那麼狂妄？難怪乎傳記中也道：”其矜誕類此“(上述就是成語“衙官屈宋”的出處）。
其實，杜審言的狂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作為魏晉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杜預的後人，長安的杜家人，杜審言的狂妄完全是有資本的，“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這兩家名門望族，在長安城應該是可以輕易摘星攬月的身份吧，在這樣的身份之下，略有狂妄，也是在所難免，無可厚非的吧？
另外，杜審言還很有才華，和沈佺期、宋之問一道，緻力于詩歌格律改革，為唐詩向着正規化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這或者也是他狂妄的原因之一吧。
杜審言擅長五言詩，作品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為仕途服務的，不是應制詩，就是酬答詩。換言之，杜審言的詩歌創作隻有兩個目的：要麼是給皇帝拍馬屁，要麼是和同僚拉關系。好在酬答詩裡也有佳作，最著名的就是那首《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這首一首和詩，作者是用原唱同題抒發自己宦遊江南的感慨和歸思。江南早春天氣，和朋友一起遊覽風景，本是賞心樂事，但詩人卻像王粲登樓那樣，“雖信美而非吾土”，不如歸去。是以這首和詩寫得别有情緻，驚新而不快，賞心而不樂，感受新鮮而思緒凄清，景色優美而情調淡然，甚至于傷感，有滿腹牢騷在言外。
首聯“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兩句以情起，正面抒寫詩人長期宦遊的孤獨感受。因是宦遊人，久客在外，是以用“獨有”表現對異鄉節物氣候的變化特别敏感，而“偏驚”之情又是因處境困窘而生。正是在這強調的語氣中，烘托了詩人在宦遊中感受新鮮而思緒凄清的沖突心情，暗示出詩人因時光流逝而功業無就的苦悶。
颔聯“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兩句寫遠景，望中所見。這兩句，描寫了清晨時海面被雲霞覆寫，色彩絢麗，雲霞将曙光從大海中帶出的情景；梅紅柳綠，是它們将春色渡滿江南。在這裡，“雲霞”與“曙”，“梅柳”與“春”的因果關系被倒置了，詩人獨特的視角和精巧的構思使這兩句詩成為千古名句。
頸聯“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兩句同樣是寫景，不過寫的是近景。黃莺兒因感到春天的氣息，放開歌喉，開始唱春天的頌歌，這時聞；池塘中水萍的葉子呈現出嫩綠的顔色，這是見。為了刻畫早春，詩人錘煉動詞“催”和“轉”，春天剛到，黃莺兒還沒察覺到，氣候在催促它不得不鳴叫了。春陽初暖，其它樹葉未發芽，隻有水萍生長出了嫩綠的新葉，看出了轉變的迹象，是以用“轉”。
尾聯“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兩句扣題，寫詩人忽然聽到陸丞用古老的調子吟唱新作《早春遊望》，引起了他思念故鄉的情緒，以至于要流下熱淚。“忽聞”表示意外，正是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陸丞的《早春遊望》勾起思鄉之情，是以能備受感動。
“古調”指古老的、彼此熟悉的調子，這樣才容易引起共鳴。“巾”，指抹眼淚的手巾。“沾巾”指眼淚沾濕了手帕。正因為詩人是在與中原早春的比較中寫江南早春的，是以在贊美江南物候新的同時，也就在懷念故鄉的早春了，是以在陸丞無意中觸動了詩人的思鄉之情時，這種思鄉之情也就難以克制了。
縱觀全詩，雖然沒有一字正面寫到失意的感慨，但在它的生機勃勃的春景深處卻躍動着一個有才能有抱負的知識分子遭受壓抑無所作為的一顆苦悶的心靈。
此詩突破了一般詩歌的意境結構方式，在情與景的關系上，不是融情入景，而是情景直接相諧的同構式，而是情景相逆以不諧為諧的異構式，形成明顯的情景反差，彼此對照鮮明，進而造成了全詩悲而能壯沉郁而不失開朗的氣象，滲透出作者沒有被失意的苦悶所壓倒的開闊胸懷和進取精神，這又達到了諧。
此詩已經是一首完整的五言律詩，對仗工穩，韻律諧和，加上它巧妙的藝術構思所形成的格局氣象，就成為唐代五言律詩的奠基作之一。是以明代胡應麟在《詩薮》中說：“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