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宋太祖趙匡胤是通過陳橋兵變奪取皇位的。他利用後周世宗柴榮去世後的權力空白期，竊取了後周的兵權，并利用契丹人南下的假消息帶領軍隊離開東京汴梁城。軍隊在路過陳橋驿時發動兵變，然後回師汴梁，與汴梁守軍裡應外合的拿下了城池，擁立趙匡胤改朝換代。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過，趙匡胤的兵變之是以成功，除了軍隊中多為他的黨羽之外，也離不開後周副宰相兼知樞密院事王溥的配合。正是有了王溥和趙匡胤裡應外合，才能讓他在禁軍中安插大量心腹，為陳橋兵變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在擁立趙匡胤登基的問題上，王溥是立下大功的。這也是後周宰相範質在面對趙匡胤大軍脅迫時，把王溥的手都掐出了血的原因。在範質看來，後周宰相們讓趙匡胤篡奪了皇權，這是對不起已經去世的柴榮。而王溥作為主管樞密院的副宰相，卻任由趙匡胤奪取軍權，是其中最大的失職，也是對國家的犯罪。可站在宋朝的角度，王溥對趙匡胤和宋朝都是有大功的。趙匡胤能兵不血刃的拿下東京汴梁城，完全是王溥在人事任命上配合才有的機會。不論他們是事先勾結商量，還是政治上的默契，都對趙匡胤改朝換代提供的很大的幫助。
對于這樣的功臣，按理說趙匡胤在坐上皇帝位後應該重重酬謝的，在宋朝初年的朝廷中也該讓王溥更進一步，成為宋朝的首任宰相。然而從史料記載來看，趙匡胤并沒有重用王溥，而是把他和範質、魏仁浦同等對待。趙匡胤登基後的第一年，他還讓範質、王溥和魏仁浦繼續當宰相，以穩定朝廷局勢。可第二年以後他便将這三位罷免相位，讓自己的心腹趙普當了宰相。此後王溥同範質、魏仁浦一樣隻擁有榮譽性質的高位，而不具有朝廷大權。在後人看來他完全是被趙匡胤所棄用，并沒享受到擁立趙匡胤帶來的任何好處。
在陳橋兵變的過程中擁立趙匡胤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受到了重用，尤其是作為策劃者的趙普成為宋朝第一任宰相，而且長期處于獨相狀态，可謂是位高權重。而王溥作為功勞僅次于趙普的文臣，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獎賞，反而連副宰相的地位都保不住，這種反差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從當時的史料記載來看，分析王溥沒有被重用的原因，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王溥本人在宋朝的地位非常尴尬，處于兩邊都不待見的位置。王溥是後周世宗柴榮的心腹，也是柴榮臨終時的托孤重臣之一。他和範質、魏仁浦組成的内閣将年幼的柴宗訓擁立上台，是主導後周朝廷政務的決策者之一。
由于王溥在任命禁軍三衙的将領上偏向了趙匡胤，使得趙匡胤的心腹完全控制了禁軍，既為陳橋兵變奠定了基礎，也是後周覆滅的罪魁禍首。在趙匡胤冒稱契丹軍隊南下而倉促帶兵出征時，王溥不但沒有詳查，而且給予了很便利的權限，甚至将東京汴梁城的防務都委托給趙匡胤的心腹石守信、王審琦等人。他這樣的操作不但讓範質、魏仁浦等文臣對其非常排斥和憎惡，忠于後周柴家的藩鎮将領也感到不滿。同時在擁立趙匡胤的将領和文臣中，王溥作為後周舊臣又缺少影響力，是以對其繼續掌權也存在很大沖突沖突和顧忌。
是以在初生宋朝朝廷中，王溥是處于兩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繼續擔任宰相容易激化新舊兩股勢力之間的沖突。可當時趙匡胤剛剛稱帝，汴梁城内的政局還不平穩，地方上還有忠于柴榮的李筠和李重進起兵造反。是以趙匡胤一方面是需要三位後周宰相安撫朝廷局面，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任其發揮，擔心他們威脅到他的皇帝權威。于是奇葩的現象出現了，王溥等人雖然繼續當宰相，卻沒有宰相簽字的大權，隻能以虛職的形式存在。第二年政治形勢穩定後，趙匡胤便果斷将他們罷相，讓朝廷大權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中。
除了王溥兩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外，他在後周時的聲譽也成為不能被重用的原因之一。在後周的宰相群體中，柴榮是非常器重王溥的，尤其是在用兵方面，給予了王溥很大的參議權力。按照後周的制度，樞密院照管調兵的大權，是主管軍事和掣肘禁軍将領的關鍵部門。作為樞密院的掌控者，王溥在軍事上有很大的話語權，尤其是在軍事方略和将領任免上。是以在後周的朝廷中，王溥以知兵聞名，柴榮在很多将領的任免上都聽從他的建議。柴榮去世後，範質作為首相，但樞密院完全由王溥說了算，是以他成為了後周軍事第一人。
然而王溥在樞密院的行為與他的前任王樸不同，他并沒有起到掣肘禁軍和藩鎮軍将領的作用，反而與這些将領打成一片。比如在大文豪蘇轍的筆記文集《龍川别志》中，就記錄了王溥送給趙匡胤一套豪華别墅的事情。而趙匡胤當時是殿前司都檢點，也是後周禁軍第一人。兩個本來互相掣肘的角色，竟然有了利益關聯，那國家的軍權還可控麼？如此一來，禁軍和藩鎮軍将領的任命和軍隊調動都成了人情生意，完全沒有了文官系統的監督管理。這樣的情況不僅斷送了後周的國祚，也是當上皇帝的趙匡胤所不能容忍的。
而王溥本人與太多後周将領有着良好的私人關系，也會讓趙匡胤非常猜忌。趙匡胤自己就是通過這種機會上位的，自然不允許誰複制這種模式，是以在樞密院這個重要部門絕不能用王溥。于是王溥在被罷相後雖然處于太子太傅或太子太師的高位，卻隻是榮譽性質的存在，并不掌握朝廷大權。
王溥不被重用的第三個原因，是趙匡胤采納了趙普的建議，用"杯酒釋兵權"的方式進行軍事體制改革。這個改革的目的就是強化柴榮留下的以文禦武的軍事制度，限制和監督武将權力，避免有人複制"陳橋兵變"的故事。而這個事情是要趙匡胤絕對信任的人來完成，還不能與後周就将有私人關聯。
以王溥的尴尬地位，推動這種軍事改革是不可能的，隻能激化兩派将領之間的沖突。這不但無益于朝廷政治的穩定，還會給國家帶來内亂的風險。當時掌握禁軍大權的如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都是趙匡胤的心腹，對于後周派系的文武是有很大排斥心理的，絕對不允許他們來虛弱自己的權力。是以趙匡胤要完成軍事改革，就必須用趙普和趙光義這樣的大臣。一方面兩人在新派文武中地位和影響力較重，另一方面趙光義還是趙匡胤的親弟弟，推行改革讓掌握禁軍大權的将領們無話可說，這都是王溥不具有的優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溥從一開始配合趙匡胤在禁軍中安插私人時就已經大錯特錯了。他自以為和趙匡胤互相勾結，能夠擴大自己在朝廷的權限和影響力，利用趙匡胤的軍隊來壓制範質、魏仁浦等朝廷其他大臣。可是趙匡胤卻有着更高的政治目标，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王溥作為柴榮臨終前的托孤大臣，注定了在政治上打上後周的标簽。不論朝廷怎麼改朝換代，他都不可能脫離這個政治标簽。而隻要這個标簽存在，新舊兩派的鬥争中，他的地位永遠是最尴尬的。為了穩定朝政大局，新皇帝不可能繼續用這種尴尬的大臣，否則将是自找麻煩。
從這個角度看，王溥在政治上選擇趙匡胤完全是極為昏聩操作。這個操作不但無助于他的政治利益，還讓他背上賣主求榮的罵名，實在是利令智昏。雖然宋朝建立後趙匡胤依舊給予王溥極高的殊榮，在榮華富貴上有很好的待遇，但是相較于處于後周副宰相的地位，完全是無法相提并論的。王溥這種害人害己的操作，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慮，也是在曆史上留下罵名的。中國曆史上像王溥這樣投機型的政客不少，可對曆史造成如此大影響力的卻還是不多。趙匡胤對王溥的本質很了解，為了宋朝的安全，不用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