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取皇位的。他利用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后的权力空白期，窃取了后周的兵权，并利用契丹人南下的假消息带领军队离开东京汴梁城。军队在路过陈桥驿时发动兵变，然后回师汴梁，与汴梁守军里应外合的拿下了城池，拥立赵匡胤改朝换代。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赵匡胤的兵变之所以成功，除了军队中多为他的党羽之外，也离不开后周副宰相兼知枢密院事王溥的配合。正是有了王溥和赵匡胤里应外合，才能让他在禁军中安插大量心腹，为陈桥兵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在拥立赵匡胤登基的问题上，王溥是立下大功的。这也是后周宰相范质在面对赵匡胤大军胁迫时，把王溥的手都掐出了血的原因。在范质看来，后周宰相们让赵匡胤篡夺了皇权，这是对不起已经去世的柴荣。而王溥作为主管枢密院的副宰相，却任由赵匡胤夺取军权，是其中最大的失职，也是对国家的犯罪。可站在宋朝的角度，王溥对赵匡胤和宋朝都是有大功的。赵匡胤能兵不血刃的拿下东京汴梁城，完全是王溥在人事任命上配合才有的机会。不论他们是事先勾结商量，还是政治上的默契，都对赵匡胤改朝换代提供的很大的帮助。
对于这样的功臣，按理说赵匡胤在坐上皇帝位后应该重重酬谢的，在宋朝初年的朝廷中也该让王溥更进一步，成为宋朝的首任宰相。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赵匡胤并没有重用王溥，而是把他和范质、魏仁浦同等对待。赵匡胤登基后的第一年，他还让范质、王溥和魏仁浦继续当宰相，以稳定朝廷局势。可第二年以后他便将这三位罢免相位，让自己的心腹赵普当了宰相。此后王溥同范质、魏仁浦一样只拥有荣誉性质的高位，而不具有朝廷大权。在后人看来他完全是被赵匡胤所弃用，并没享受到拥立赵匡胤带来的任何好处。
在陈桥兵变的过程中拥立赵匡胤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受到了重用，尤其是作为策划者的赵普成为宋朝第一任宰相，而且长期处于独相状态，可谓是位高权重。而王溥作为功劳仅次于赵普的文臣，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连副宰相的地位都保不住，这种反差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从当时的史料记载来看，分析王溥没有被重用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王溥本人在宋朝的地位非常尴尬，处于两边都不待见的位置。王溥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心腹，也是柴荣临终时的托孤重臣之一。他和范质、魏仁浦组成的内阁将年幼的柴宗训拥立上台，是主导后周朝廷政务的决策者之一。
由于王溥在任命禁军三衙的将领上偏向了赵匡胤，使得赵匡胤的心腹完全控制了禁军，既为陈桥兵变奠定了基础，也是后周覆灭的罪魁祸首。在赵匡胤冒称契丹军队南下而仓促带兵出征时，王溥不但没有详查，而且给予了很便利的权限，甚至将东京汴梁城的防务都委托给赵匡胤的心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这样的操作不但让范质、魏仁浦等文臣对其非常排斥和憎恶，忠于后周柴家的藩镇将领也感到不满。同时在拥立赵匡胤的将领和文臣中，王溥作为后周旧臣又缺少影响力，所以对其继续掌权也存在很大矛盾冲突和顾忌。
所以在初生宋朝朝廷中，王溥是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继续担任宰相容易激化新旧两股势力之间的矛盾。可当时赵匡胤刚刚称帝，汴梁城内的政局还不平稳，地方上还有忠于柴荣的李筠和李重进起兵造反。所以赵匡胤一方面是需要三位后周宰相安抚朝廷局面，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任其发挥，担心他们威胁到他的皇帝权威。于是奇葩的现象出现了，王溥等人虽然继续当宰相，却没有宰相签字的大权，只能以虚职的形式存在。第二年政治形势稳定后，赵匡胤便果断将他们罢相，让朝廷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中。
除了王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外，他在后周时的声誉也成为不能被重用的原因之一。在后周的宰相群体中，柴荣是非常器重王溥的，尤其是在用兵方面，给予了王溥很大的参议权力。按照后周的制度，枢密院照管调兵的大权，是主管军事和掣肘禁军将领的关键部门。作为枢密院的掌控者，王溥在军事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军事方略和将领任免上。因此在后周的朝廷中，王溥以知兵闻名，柴荣在很多将领的任免上都听从他的建议。柴荣去世后，范质作为首相，但枢密院完全由王溥说了算，所以他成为了后周军事第一人。
然而王溥在枢密院的行为与他的前任王朴不同，他并没有起到掣肘禁军和藩镇军将领的作用，反而与这些将领打成一片。比如在大文豪苏辙的笔记文集《龙川别志》中，就记录了王溥送给赵匡胤一套豪华别墅的事情。而赵匡胤当时是殿前司都检点，也是后周禁军第一人。两个本来互相掣肘的角色，竟然有了利益关联，那国家的军权还可控么？如此一来，禁军和藩镇军将领的任命和军队调动都成了人情生意，完全没有了文官系统的监督管理。这样的情况不仅断送了后周的国祚，也是当上皇帝的赵匡胤所不能容忍的。
而王溥本人与太多后周将领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会让赵匡胤非常猜忌。赵匡胤自己就是通过这种机会上位的，自然不允许谁复制这种模式，所以在枢密院这个重要部门绝不能用王溥。于是王溥在被罢相后虽然处于太子太傅或太子太师的高位，却只是荣誉性质的存在，并不掌握朝廷大权。
王溥不被重用的第三个原因，是赵匡胤采纳了赵普的建议，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强化柴荣留下的以文御武的军事制度，限制和监督武将权力，避免有人复制"陈桥兵变"的故事。而这个事情是要赵匡胤绝对信任的人来完成，还不能与后周就将有私人关联。
以王溥的尴尬地位，推动这种军事改革是不可能的，只能激化两派将领之间的矛盾。这不但无益于朝廷政治的稳定，还会给国家带来内乱的风险。当时掌握禁军大权的如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对于后周派系的文武是有很大排斥心理的，绝对不允许他们来虚弱自己的权力。所以赵匡胤要完成军事改革，就必须用赵普和赵光义这样的大臣。一方面两人在新派文武中地位和影响力较重，另一方面赵光义还是赵匡胤的亲弟弟，推行改革让掌握禁军大权的将领们无话可说，这都是王溥不具有的优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溥从一开始配合赵匡胤在禁军中安插私人时就已经大错特错了。他自以为和赵匡胤互相勾结，能够扩大自己在朝廷的权限和影响力，利用赵匡胤的军队来压制范质、魏仁浦等朝廷其他大臣。可是赵匡胤却有着更高的政治目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王溥作为柴荣临终前的托孤大臣，注定了在政治上打上后周的标签。不论朝廷怎么改朝换代，他都不可能脱离这个政治标签。而只要这个标签存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他的地位永远是最尴尬的。为了稳定朝政大局，新皇帝不可能继续用这种尴尬的大臣，否则将是自找麻烦。
从这个角度看，王溥在政治上选择赵匡胤完全是极为昏聩操作。这个操作不但无助于他的政治利益，还让他背上卖主求荣的骂名，实在是利令智昏。虽然宋朝建立后赵匡胤依旧给予王溥极高的殊荣，在荣华富贵上有很好的待遇，但是相较于处于后周副宰相的地位，完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王溥这种害人害己的操作，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也是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中国历史上像王溥这样投机型的政客不少，可对历史造成如此大影响力的却还是不多。赵匡胤对王溥的本质很了解，为了宋朝的安全，不用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