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桐城文人，大多是從戴名世開始。
這個始祖在明初由婺源遷來的桐城人，自小便有大志，自負才華，睥睨一世，人稱“狂士”。他的曾祖父戴孟庵，就是一位有氣節的明末遺老，當明清易代之際，曾削發為僧，隐居龍眠山中埋頭著書。到了他本人，也頗有反清思想和“好罵人”的性格。
他有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錢神問對》，以寓言體申述金錢之惡，控訴錢财使社會風氣污濁敗壞。文中寫到，錢神以為天下人都為之傾慕追逐，甚至願為之死，稱“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
文章“戴子”回答錢神說，天下初始，本沒有錢，天下太平。至金錢産生，結果不是設心計，走坑險，蒙死僥幸，損人益己，互相攘奪，就是犯科作奸，椎牛發冢，聚為博弈，出為盜賊……然而，錢神對此很不為然，“仰而嬉笑，俯而卻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别，衆共擁之以去。”
盡管為了治生，他隻能學習時文寫時文，也就是為了應付科舉的八股制文，甚至一寫出來便成衆多士子的範文，但是他更喜歡古文，以振興古文為己任。
從古典文學發展來看，北宋以後至元明，古文一直處在不景氣的狀态。明代文壇雖有宋濂、劉基等人，随即被“台閣體”所主宰，這種不啻為六朝骈文的變種，将散文創作引入了“拍馬文學”的死胡同。雖然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等為領袖的前後七子，反對台閣體，提倡複古，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雖然古韻斑斓，卻一味摹古，對散文創作的危害，與“台閣體”幾乎殊途同歸。同時，骈文的另一世俗變種——時文，由于當局的倡導，士子的趨從，對“古文”的沖擊更大。左右夾攻，使“古文”創作遇到空前的危機。好在還有歸有光脫胎于北宋諸賢自拓新境，文章不事雕飾，饒有風趣，對後世産生了很大影響。至明末，汪琬、魏禧、候方域等人也出來拯救八家以來古文的衰勢，卻也無力回天。但這些卻為戴名世、方苞、姚鼐振興古文指明了方向。（《桐城派概說》，胡堡冬）
性格加愛好，戴名世不僅同樣擅長古文，而且一如《錢神問對》，有着鮮明的個性色彩，以及銳利的現實鋒芒。結果這也導緻了他人生的悲劇，以文而揚名，亦以文而喪命。
《南山集》便成了他的催命之符。細讀此集，可知戴名世的古文理論以“率其自然”為其主旋律，以率其自然而立誠有物，率其自然而道、法、辭合一，率其自然而精、氣、神并重為其三部曲。但有人偏偏抓住了裡面的一個小“把柄”，誣陷其心懷前明否定大清，其他人也跟着火上澆油，最終被同月同日生的康熙斬首棄市。這既是清初官場沖突的集中表現，也淋漓極緻地展現了封建王朝社會文字獄的恐怖。
盡管屈死《南山集》案，使得戴名世的文章流傳不廣，但是他的才華，以及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的貢獻，讓他和方以智、錢澄之一起成為桐城派的先驅者。
某種意義上，正是有戴名世等人的引領，以及衆多桐城文人作為依托，桐城派逐漸脫胎而出。從方苞提出“義法”說（即言有序、言有物，“義”與“法”之間為一經一緯，相輔相成，即内容與形式必須統一），經劉大魁，再到姚鼐，他們殚精竭慮，以學行程朱，文章韓歐為依歸，共同奠定了桐城派形成的基礎和發展方向。尤其是姚鼐，在義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的主張，使桐城派文論具有更完整的體系和周密的理論性。
今天，讀方苞的《獄中雜記》、姚鼐的《登泰山記》，你會發現，桐城人作文一如作人，講究文以載道，不喜空話虛話，而且，語言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
也正是在姚鼐時期，桐城派達到了聲勢浩大的陣勢。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四祖。
歸結桐城派的興起，吾球君認為，一方面自然得益于前輩們的齊心協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當時的時勢。
盡管有戴名世“添堵”，但有清一代，為了鞏固自身統治，除了對抵抗力量采取了殘酷的鎮壓，還采取懷柔政策，籠絡天下士子。尊重儒家文化、尊奉程朱理學的桐城派也是以頗受青睐。與此同時，桐城派注重氣節、注重習文，以及做人和修身，不僅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求，也得到了士人階層的認可。
當然，這也少不了桐城文人自身的推波助瀾。前面提到，桐城人喜歡追求讀書入仕。是以在科舉上的表現一直很搶眼，有這樣的資料，在明清兩代600多年的時間裡，桐城一個縣就出了236位進士。方以智家族被稱為“桂林方”，就因為該家族多人考試成功，蟾宮折桂。到最後，桐城人在全國各地做官的幾乎是無所不在，可謂是冠蓋滿京華。
其中官職最大的，便是張英、張廷玉“父子雙宰相”。雖然清朝不設宰相，但張英曾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而其次子張廷玉曆任文淵閣、文華殿、保和殿大學士及戶部、吏部尚書。入仕為官長達50年，“曆得三朝，遭逢極盛”，卒後谥文和。
張英像。
正因為上至宰輔公卿，下至州府縣令都有桐城人的身影，加上日後又為幕為僚，影響各地的主政者，桐城派的名聲也随着他們的宦迹遍布各地。
即使像姚鼐，一輩子都沒當過實質性的大官，但是他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學人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劉開、李宗傳、方績、姚瑩；上元（今南京）梅曾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臯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而弟子又傳弟子，如梅曾亮主講京師，高徒雲集。自此，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
那個時候，誰若不加入桐城派的“朋友圈”，誰都沒有資格進入主流階層。就連封疆大吏、理學大家曾國藩，也自稱私淑姚鼐。盡管姚鼐去世時，他隻有四歲，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對姚鼐的尊敬。所謂私淑，就是說沒有得到某人的親身教授，而又敬仰他的學問并尊之為師。
也正是他，正式打出了“桐城派”這一旗号。1859年，他寫下《歐陽生文集序》，在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曆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号桐城派。”
這種對桐城派的追随，和鼓吹，讓人看到了桐城派持續興旺的希望。隻是，時間卻再也不給桐城派獨享光榮的機會了。
此文為吾球商業地理《天下文都唯桐城》第二章，欲知桐城故事，請繼續關注本壹點号《天下文都唯桐城》第三章：《姚鼐的後人，曾助寶島台灣，取得抗英五戰五捷》。
采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說《媒體這個圈》、《無所适從的荷爾蒙》，主編有《無法獨活：緻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近年來相繼推出《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甯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以及《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制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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