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代的大變動、大戰亂時期，中國湧現了一批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傅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傅山（1607～1684），字青主，号公它、僑黃、布衣道人、酒道人等，祖籍由大同移居忻州頓村，終落籍太原陽曲西村。傅山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友人畢振姬評他：“公他來曆奇，行事奇，詩文書畫奇。”當時又有人稱他“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極贊其人品高尚，風骨凜凜。綜觀傅山卓爾不群、博學多才的一生，傅山确實稱得上是一位明清之際的布衣奇士。
傅山前半生38歲前在明朝，後半生在清朝。其人生互相交織、互相滲透。青年傅山具有豪邁不羁、剛直不阿的性格。這種性格的形成與他從小所受書香之家的教育大有關系。據傅山回憶，他的曾祖傅朝宣于正德十五年（1520）還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俊秀青年時，便移居太原府陽曲縣西村，不知怎麼被晉藩王府相中。一天，傅朝宣騎馬路過王府中尉大門，突然就被王府一夥人拉下馬，擁入王府。接着便被披紅戴花，與王府的小姐強逼成婚，成了王府的入贅女婿。成婚後的傅朝宣在王府被嚴加控制，不得自由出入，“不命坐不得坐”。這種人格侵害，使他内心異常痛苦，直至臨終猶懷耿耿。傅朝宣因之留下遺書：“子孫再敢與王府結親者，以不孝論，族人鳴鼓攻之。”傅山說，這篇遺囑，“凜凜在子孫耳目間也。”可見，入贅之事對傅朝宣刺激之深，而傅山也是受教惟謹，不敢或忘的，這就激發了他終生鄙視權貴的傲岸志節。傅山所受的教育是傳統的經學，傅氏一門以治《春秋》傳家，從7歲至15歲就學家塾，傅山接受了嚴格的訓育，他後來有詩回憶道：“我十五歲時，家塾嚴書程。眼界局小院，焉得出門庭。”後來，他讀了一本《神僧傳》，由此接受了不少佛學知識，20歲之後傅山試高等，食廪饩，成為官學生，遂肆力十三經、諸子史與佛道典籍的攻讀，又勤習書畫，這大大增加了他的知識積累，開闊了眼界，形成了他後來不專主一家，博采兼收的學風。傅山天資聰穎，記憶力極佳，一次晨課，他與同學馬生比賽背書，老師圈定的五十三篇文章，他竟上口朗誦。他一生受老莊思想尤深，但在日常行事中仍嚴守儒家規範，忠孝仁義觀念深植于心，展現在他的一生中。
傅山名震海内的時候正是明朝政治腐敗沒落的時期。傅山抱有強烈的忠君憂國之志，鑒于明廷對百姓的高壓盤剝，兼以天災不斷，激發民變蜂起，爆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大規模農民軍的起義，且滿蒙軍隊多次擾掠京城，朝廷頗有建議遷都的輿論。為此，傅山曾憤然作《喻都賦》，提出反對遷都，以安定内部為要務的主張，要求明廷“寬徭”“緩征”“撤榷采之監使”。這些政見切中時弊，維護了在戰亂和困苦中掙紮的廣大農民的利益。但是，傅山以一介布衣提出的救時之策，根本沒有受到崇祯帝和明廷權要的理睬，明朝政權早已風雨飄搖，自顧不暇了牞終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間被李自成農民軍徹底摧垮，接着，清兵入關取代了明朝政權，入主中原。這使傅山思想上受到極大刺激，轉向了反抗民族壓迫的鬥争。他曾作詩表抒自己未能以死報國的遺憾：“三十八歲盡可死，栖栖不死複何言？”（《甲申守歲》）又道“中原用劍戟，偷生亦可恥”（《七機岩》）。這年8月，傅山抱着亡國遺民的孤臣孽子之恨，在山西壽陽五峰山拜名道士郭靜中為師，加入道教，自稱布衣道人，開始了“興亡著意拼”的秘密反清活動。
傅山決心反清，成為反抗清廷暴政的民族志士，是因為清兵入關南下時是以血腥屠殺的民族高壓政策開路的。這就激起中原廣大群眾的反抗鬥争。這種鬥争是正義的，應當肯定。當時，原先推翻了明朝政權的廣大農民軍也卷入了這一抗清洪流，這樣，即使對農民軍抱敵視态度的傅山也政治立場發生了變化。當初，傅山像許多士大夫知識人士一樣反對農民軍，有一種說法，認為傅山曾協助明廷的山西巡撫蔡懋德策劃固守太原，抵抗李自成的進攻，并參與編過“馬在門内難行走（寓‘闖’難行之意），今年又是弼馬溫”的童謠，詛咒農民軍。此事或為誤傳，尚難落實，但傅山曾為蔡懋德作傳，傳文多處指斥李自成的大順軍為“賊”卻是事實，說明傅山确實是忠于明廷，敵視農民軍的。到明亡之後，從事反清活動時，傅山則以反清的農民軍為勤王之師，表達了企望乃至歡迎的态度。明亡前夕，大順軍入晉，崇祯帝命大學士李建泰督師援晉，聘傅山為軍前贊畫（參謀），傅山欣然欲赴京受命。但是，大順軍攻占李建泰的家鄉山西晉南的曲沃，李便無意進軍，而退守保定，傅山對之深為失望而途中傳回。不久，清軍入京，迅速南下，勢如破竹殺進山西。傅山便立即入道，積極反清。
汾州軍反清失敗，傅山活動于晉中一帶，期間與南明派往山西組織策動群眾反清的宋謙秘密接觸。宋謙事洩被捕，株連傅山，傅山被逮下獄。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雲：“甲午（1654）以連染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者得免。”因當時傅山已确知宋謙被“正法”，故傅山一口咬定不承認與宋同謀；而門人出奇計，則是指其門人暗中遊說清廷一些參與定案的同情傅山的權要如龔鼎孳、紀伯紫、魏一鳌等人，為之開脫，放傅山一馬。最終，受盡酷刑、抱定必死之心的傅山被無罪釋放。
傅山出獄後不是自感僥幸脫險而高興，而是深懷内疚，認為自己本應以死報國，他以詩明志：“死之有遺恨，不死亦羞澀。”自感“生出獄門羞”“無面對神州”（《山本病中望村僑作》）。是以，他沒有畏禍之心，繼續着反清事業。在以後的數年間，南方抗清鬥争頗有聲勢，鄭成功、張蒼水率師攻破南京，不久，進軍失利而退。傅山聞訊，便不辭風塵之苦，“南遊浮淮渡江，南至金陵，複過江而北，至海州。”
北返後的傅山對複明大業仍耿耿于懷，卻總感失望。他的足迹主要是留在了三晉大地，且隐居于太原故裡為多，他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學術研究，從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正像顧炎武提出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辯論，傅山認為故國明朝亡了，但不能亡天下，亡文化。這樣，傅山這位明末遺老終于成為一位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并列的學問大師，當時人對之有“學海”之譽，梁啟超評論稱“其學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清代學術概論》）。
成為隐士的傅山居住于太原東山腳下的松莊。順治十七年（1660），摯友戴廷縂在祁縣構築了丹楓閣，聚書其中，傅山亦屢往遊學，為之題《丹楓閣記》。在這兩處居所，傅山交結了一批著名學者，他們相聚探讨學問，彼此切磋，樂在其中，這是傅山一生中最開心的日子吧。由于早年的聲名和正直的人品，傅山為當時士林推重，故而不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傅山在北返途中，就曾到河南輝縣拜訪了儒學大師孫奇逢，兩人相見甚歡，傅山并請孫為其母撰寫《貞髦君陳氏墓志銘》，傅山在這裡也留下了書法作品《百宗帖》。
傅山本拟潛心治學，遠離政治。無奈政治卻不放過他。清廷在康熙時統一中國，鞏固了政權，開始改變當初的血腥民族鎮壓政策，轉而注重文治，力求安定天下。康熙初年，清廷推行薦舉優異的措施，開博學宏詞科，籠絡大批漢族士大夫任職為官，為其服務，以粉飾太平。傅山、顧炎武等一批懷抱家國之恨、故國之思的人士，身為亡明遺老自然不願接受，多方表示與清廷的不合作态度。康熙十七年（1678）傅山時年72歲，由人薦舉，被征博學宏詞。傅山以老病為辭，但“屢辭弗獲”。次年，地方官登門催請，這是出于清廷強制性的指令。在逼迫下，地方官命役夫擡着他起程赴京，傅山身邊隻有其子傅眉與二孫蓮蘇、蓮寶為伴。傅山到京後住崇文門外的園覺寺，便以病重為由，卧床不起，不去應試。慕名造訪者不絕于門，傅山均倚床緻意，表示病弱不能為禮。刑部尚書魏象樞以其老病事上奏，康熙帝則表示體諒，下诏：“傅山文章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内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意謂授中書舍人的官職，同意放還。當時馮溥等要員強行命人擡傅山入朝謝恩，至午門，傅山淚涔涔下，馮溥上前強拉傅山下跪，傅山則不禁一仆倒地。這時，魏象樞忙上前扶起，說“止，止！是即謝矣！”這就算謝恩罷了。次日，傅山即登程返晉，他歎道：“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接着又說：“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表明自己決不願做元代入仕的劉因那樣的人物。傅山裝病拒征，不事新朝的高風亮節，震動了朝野，有三韓孫川者作《送傅青主先生歸裡》一詩道：“春色皇都盛，蕭然物外身。難禁雙眼淚，不染一絲塵。側席勞明主，還山老逸民。”傅山還鄉後，有官員緻賀者，他卻一口一個“民”字自稱，有人問“君非舍人乎？”他掉頭而去，不予答應。縣令贈以“鳳閣蒲輪”之匾，也被他斷然拒絕，表明了不事天子、不臣異姓的铮铮風骨。
這就是傅山，一個敢于傲上，卻親近平民，懷瑾握玉而鄙視權貴，純樸達觀、幽默風趣而令人可愛的老頭子。
傅山就這樣在清貧生涯中“窮愁著書”，平靜地度過晚年，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溘然辭世，終年7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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