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書法特别是清末民初書法之是以被認為是中國書法曆史發展的高峰之一，其最大的代表成就就是金石考據所導緻的碑學理論的提出，以及在實踐上的創造，開辟了傳統帖學之外的另一條書法系統。
就像顔真卿所創造的獨特的書法美學範式，成為了與二王系統并行發展的另一條審美主線一樣，其意義是裡程碑式的。 有清一代湧現了衆多碑學書法大家，幾乎所有的碑學大家都以顔體書法為主要根基，進行碑學創新實踐和“碑帖融合”。清代自傅山始顔體書系進入一個高潮，在這些書家皆為顔體書系增添了新鮮的内涵。讓我們來看看清代以顔體書法為根基的相關書家：傅山
傅山《竹雨茶煙聯》軸 紙本 225×44cm×2 山西晉祠博物館藏
在清初有極大影響的遺民書家傅山（1607—1684），雖然書法狂放不拘，拒絕細節處的描摹移形，但可見顔體鮮明的風骨。
從人格精神至書法都身體力行地繼承魯公風範，在其自述學書經曆時說到：“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争座》，頗欲似之。至于其著名的“四甯四毋”說更是與顔書氣質一脈相承。 處在帖學碑學轉換時期的“揚州八怪”，書法最具創新鮮明個性的金農、鄭燮二人，也具有明顯的顔氏家法。金農
金農（1687—1763）的楷書初學顔真卿，以拙厚樸茂為特點，其行書用筆平直鈍厚，樸實無華，字形欹正錯落，聚散有緻。鄭燮
鄭燮（1693—1765）書法融篆、隸、楷、行各體于一爐，面目奇異，于宋代蘇轼、黃庭堅兩家得力尤多，而蘇轼、黃庭堅皆屬顔體書法一系。
劉墉
雖然史稱“集帖學之成”（康有為語）的劉墉（1719—1804）治帖學始于趙、董，然其行書的寬厚、豐肥，則無疑更多地得之于顔真卿。其筋骨沉着内含，最能展現“綿裡裹鐵”的妙用風格。梁同書
梁同書（1723—1815）擅長行楷，最初學習顔、柳筆法，中年則用米芾之法，晚年入變化自然之境，負盛名60年而不衰。翁方綱
翁方綱（1733—1818）和劉墉、梁同書、王文治合稱為“四大書法家”。他的書法，初學顔真卿，繼而轉習歐陽詢。錢沣
錢沣（1740—1795）學顔，在楷書上臻形神之妙，被人譽為“魯公後一人”，其行書也自一派顔骨，錢沣以顔之剛健為基，力追雄奇蒼樸之風，在“陽剛之氣”上有光大顔體行書之勢。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以顔真卿楷法入隸，行書又融其隸法，以直率之篆籀筆法直入魯公堂奧。伊秉绶對顔真卿的行書情有獨鐘，并别有會心地專學其《劉中使帖》一路筆法，并将顔真卿與李東陽結合起來，摸索出點畫瘦細緊結、體勢疏朗流動的奇特面目。何紹基
在清代，對顔真卿行書下力最多的是何紹基（1799—1873）。“子貞以顔平原為宗，其行書如天花亂墜，不可捉摸”。趙之謙
生活在鹹同年間的趙之謙（1829—1884），學問詩文不可一世，書畫篆刻皆一流。真行書初師顔真卿，後專攻北碑，功夫極深，沉着生動。
翁同龢
清末翁同龢(1830—1904) 的書法蒼老道勁，剛健婀娜，含蓄樸素，頗得顔書的精髓。翁同龢學顔，貴能集劉墉、錢沣、何紹基之長，既保持顔之沉厚博大，又能增以剛健渾樸。康有為
關于康有為（1858—1927）的學書淵源，沙孟海先生說：“他善作擘窠大字，固然由于他的意量寬博，但其姿态，則純從王遠得來(也有幾成顔字)，衆目可看也。……康氏同時參用伊秉绶的行書，更可以說是非常高明的。
伊源于顔真卿，并在其基礎上吸收篆隸的筆意。”我們從康有為的《殿試狀》以及早期作品明顯可以看出顔真卿的影子。 其實，對于明清相當數量的書家以顔體書法作為書學根基，或者在書法創作上大量借鑒顔體書法精髓，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不值得奇怪。但是自碑學興起以來，在觀念上乃至實踐上大膽走進碑學陣營，并取得較大成就的，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顔系書家，這就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書史問題了。
它至少說明兩點：一是顔體書法與碑體書法有某種淵源關系，二是顔體書法與碑體書法的融合過渡相對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