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是中國曆史上最高壽的皇帝。在位前期乾隆勵精圖治，将“康乾盛世”推到了頂峰；晚年好大喜功，對外征伐不休，對内六次南巡，大規模組織編書、制造器物，收集文玩字畫、玉石鐘表等，把以前積攢下的家底花得所剩無幾。乾隆帝的收藏種類之多超過了宋徽宗。
美人不及美玉
曆代不少皇帝擁有美人無數，縱欲于奢華淫亂的生活中。乾隆也有佳麗三千，但美人并不是他主要的消遣對象。相對于美人，他更愛美玉。故宮博物院藏玉三萬多件，其中一半為乾隆所藏，這足以道明乾隆對玉的極度沉迷。
乾隆皇帝總是想盡辦法謀得好玉，在每年三次常貢之外，他允許上貢的官員随時進貢，最多的官員一年可以上貢三十多次，為了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美玉，他竟然拿出高于市場價格的錢回贈上貢官員。
但是清朝政府的開支和皇家開支是分開的，作為一國之君的乾隆不可能随便動用國庫資金。為滿足自己欲望，他便下令：凡是朝廷犯錯的官員，如果沒有妨礙大清社稷安全的，交些銀兩上來就可以免除罷官的懲罰，這些罰款也就變成了乾隆買玉的“零花錢”。
有了這筆資金後，乾隆更加狂熱地收藏玉石，到了晚年時，他收藏的古玉接近一萬件。空閑的時候，乾隆每天都會把這些古玉拿出來擦拭，撫摩，把玩。癡迷美玉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他迷戀美色的欲望。
《詩經》中有“謙謙君子，溫婉如玉”之說，漢代許慎說：“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人們愛玉，受“君子如玉”的傳統觀念浸潤。
玉石經長期佩戴之後，受人體皮膚的影響，自身的光潔度等也會有所改變，古人認為這可以給自己帶來好運，自然對玉有好感。
但是，掀起玩玉高潮的是乾隆。乾隆如此嗜玉，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官員為讨好乾隆，到處搜求好玉進獻，自然也帶動了玩玉的風氣。
帝王“表哥”的絕世鐘表
乾隆皇帝對鐘表的熱愛大多是從祖父康熙和父親雍正那裡繼承來的，而且“青出于藍更勝于藍”，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鐘表，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随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鐘表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裡，從歐洲運來機械裝置，在廣州開辦了鐘表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産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産品，并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進鐘表、洋漆器皿、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他不遺餘力地收集各種奇鐘異表， 據《乾隆朝貢檔》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粵海關總督李永标、廣州将軍李侍堯進貢“鑲玻璃洋自鳴樂鐘一座，鍍金洋景表亭一座”。乾隆帝看過貢品，傳谕：“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樣好的多覓幾件， 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 不必惜價”。乾隆一朝，授意購買、制造、改造鐘表的谕旨比比皆是。
乾隆帝喜歡洋鐘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不到端陽貢時，李侍堯等人就按特旨傳辦的方式， 進獻“大小自鳴鐘十三架、金鑲洋 景鐘一座”。乾隆的關注和推崇，自然促進了鐘表制作的發展，于是鐘表匠為鐘表設計和改進了許多妙趣橫生的功能， 諸如變換文字、音樂鳥、活動人偶、水法、行船、轉花、滾球等複雜的功能，令人眼花。不止是鐘表，乾隆皇帝還對西洋自動玩具着迷，特别是“機器人”和“機器動物”。宮中的西洋傳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頭“自行獅子”，體量大小與真獅子無異，發條藏在獅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遙。皇帝親自前來觀看，看着“自行獅子”昂首闊步向他走過來，大為開心。(《乾隆皇帝大傳》)
另外，乾隆皇帝對西洋樂器很好奇。他命傳教士魏繼晉與魯仲賢教小太監學習“大拉琴”和“小拉琴”，在宮中組織了一個包括了大小提琴、鋼琴、雙簧管、單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樂隊，以便讓居于深宮的女眷們也領略一下異國風情。
書籍的收藏和編纂
乾隆皇帝一生，在藏書編書上發起的活動就有好幾次，最有名的就是《四庫全書》的編纂。《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叢書。與《四庫全書》編纂的過程伴随着發生的，是乾隆朝大興文字獄。據記載，為了編纂《四庫全書》，乾隆皇帝下令從全國各地征集各方面的書籍，收上來一萬多種圖書，但編成後隻收錄了三千五百餘種，餘下的絕大部分都作為“禁書”統統銷毀了。從這種意義上說，《四庫全書》的編纂可謂“功不補患”，這也是《四庫全書》為後人诟病的所在。
在書畫收藏方面，由于乾隆皇帝的喜愛，曾一度掀起全國書畫買賣征獻的熱潮，這在整個中國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與他的父親雍正皇帝一樣，乾隆皇帝對漢族文化特别熱衷，經常把自己裝扮成古代漢族士子，着漢服焚香鼓琴，吟詩作賦、賞玩書畫金石。
乾隆最有名的收藏是“三希堂法帖”。乾隆皇帝酷愛書法，曾幾次下令在全國征集曆代名家書法，其中他最喜歡的就是王羲之的書法。所謂“三希堂”的“三希”，即“三件稀世之寶”，這三件稀世之寶都出自東晉王氏之手，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這三件書法作品，被乾隆皇帝視為自己所有藏品中的無上至寶，辟專室收藏，而這個收藏室就被命名為“三希堂”。
收藏固然是怡心悅性、陶冶情操的風雅事，但凡事都要有度，更要認清自己的角色。如果因為收藏荒廢了事業，那就是玩物喪志了。
作為皇帝，宋徽宗顯然不明白“天子一跬步，事關民命”的道理，一味玩物喪志。雖然說過分愛好收藏并不是導緻北宋滅亡的唯一原因，但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徽宗害得自己被囚黃龍、坐井觀天，還坑害了無數軍民百姓，為後人所譴責。
相比之下，乾隆皇帝要好得多，他雖玩物，但還不至于喪志。他在位期間屢次平定叛亂，建了不少功業；将“康乾盛世”推向頂峰，也算造福百姓。但是他的好大喜功和“頑主”作風，卻大大損耗了清朝的國力。到了嘉慶的時候，清朝已經空有天朝虛名，而實則危機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