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寿的皇帝。在位前期乾隆励精图治，将“康乾盛世”推到了顶峰；晚年好大喜功，对外征伐不休，对内六次南巡，大规模组织编书、制造器物，收集文玩字画、玉石钟表等，把以前积攒下的家底花得所剩无几。乾隆帝的收藏种类之多超过了宋徽宗。
美人不及美玉
历代不少皇帝拥有美人无数，纵欲于奢华淫乱的生活中。乾隆也有佳丽三千，但美人并不是他主要的消遣对象。相对于美人，他更爱美玉。故宫博物院藏玉三万多件，其中一半为乾隆所藏，这足以道明乾隆对玉的极度沉迷。
乾隆皇帝总是想尽办法谋得好玉，在每年三次常贡之外，他允许上贡的官员随时进贡，最多的官员一年可以上贡三十多次，为了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美玉，他竟然拿出高于市场价格的钱回赠上贡官员。
但是清朝政府的开支和皇家开支是分开的，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不可能随便动用国库资金。为满足自己欲望，他便下令：凡是朝廷犯错的官员，如果没有妨碍大清社稷安全的，交些银两上来就可以免除罢官的惩罚，这些罚款也就变成了乾隆买玉的“零花钱”。
有了这笔资金后，乾隆更加狂热地收藏玉石，到了晚年时，他收藏的古玉接近一万件。空闲的时候，乾隆每天都会把这些古玉拿出来擦拭，抚摩，把玩。痴迷美玉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迷恋美色的欲望。
《诗经》中有“谦谦君子，温婉如玉”之说，汉代许慎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人们爱玉，受“君子如玉”的传统观念浸润。
玉石经长期佩戴之后，受人体皮肤的影响，自身的光洁度等也会有所改变，古人认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自然对玉有好感。
但是，掀起玩玉高潮的是乾隆。乾隆如此嗜玉，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官员为讨好乾隆，到处搜求好玉进献，自然也带动了玩玉的风气。
帝王“表哥”的绝世钟表
乾隆皇帝对钟表的热爱大多是从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那里继承来的，而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他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奇钟异表， 据《乾隆朝贡档》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乾隆帝看过贡品，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 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 不必惜价”。乾隆一朝，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
乾隆帝喜欢洋钟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不到端阳贡时，李侍尧等人就按特旨传办的方式， 进献“大小自鸣钟十三架、金镶洋 景钟一座”。乾隆的关注和推崇，自然促进了钟表制作的发展，于是钟表匠为钟表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功能， 诸如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功能，令人眼花。不止是钟表，乾隆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乾隆皇帝大传》)
另外，乾隆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和“小拉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书籍的收藏和编纂
乾隆皇帝一生，在藏书编书上发起的活动就有好几次，最有名的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与《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伴随着发生的，是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据记载，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下令从全国各地征集各方面的书籍，收上来一万多种图书，但编成后只收录了三千五百余种，余下的绝大部分都作为“禁书”统统销毁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可谓“功不补患”，这也是《四库全书》为后人诟病的所在。
在书画收藏方面，由于乾隆皇帝的喜爱，曾一度掀起全国书画买卖征献的热潮，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一样，乾隆皇帝对汉族文化特别热衷，经常把自己装扮成古代汉族士子，着汉服焚香鼓琴，吟诗作赋、赏玩书画金石。
乾隆最有名的收藏是“三希堂法帖”。乾隆皇帝酷爱书法，曾几次下令在全国征集历代名家书法，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所谓“三希堂”的“三希”，即“三件稀世之宝”，这三件稀世之宝都出自东晋王氏之手，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书法作品，被乾隆皇帝视为自己所有藏品中的无上至宝，辟专室收藏，而这个收藏室就被命名为“三希堂”。
收藏固然是怡心悦性、陶冶情操的风雅事，但凡事都要有度，更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如果因为收藏荒废了事业，那就是玩物丧志了。
作为皇帝，宋徽宗显然不明白“天子一跬步，事关民命”的道理，一味玩物丧志。虽然说过分爱好收藏并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徽宗害得自己被囚黄龙、坐井观天，还坑害了无数军民百姓，为后人所谴责。
相比之下，乾隆皇帝要好得多，他虽玩物，但还不至于丧志。他在位期间屡次平定叛乱，建了不少功业；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也算造福百姓。但是他的好大喜功和“顽主”作风，却大大损耗了清朝的国力。到了嘉庆的时候，清朝已经空有天朝虚名，而实则危机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