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胡适愛惜羽毛，他不但生前小心謹慎，還考慮到死後留給世人的印象。
他随時勸人寫自傳，自己卻沒寫，而是留下了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書信往來，這用意還不明顯嗎？——自傳我是不寫的，交給你們了！
不了解胡适的人往往浮于表面，以為他是一個理性的人，是封建婚姻下的犧牲者，一生都與裹着小腳，沒什麼文化的發妻江冬秀相守。
那顯然是大錯特錯了！什麼叫相由心生，你們看胡适照片上那“可愛詭谲（徐志摩語）”的“威爾遜式的笑”，他可沒那麼簡單喲。
還好人算不如天算，曆史之神跟胡适開了個玩笑，把接近真實的“胡博”還原給了後世人：
1948年12月，胡适匆忙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離開北平，卻來不及帶走他的一百多箱書，其中包括他所有的往來書信及部分日記。
政局的突變，讓胡适晚年沒辦法在退休閑暇之際有系統地銷毀一些他不希望後人看到的信件。是以，我們才得以知道他這顆“太陽”和他的兩個“月亮”與“星星們”的往事。
今天我要說的是他和其中一個月亮的事。這個月亮叫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韋蓮司出生旺族，她的祖父是美國伊薩卡的銀行家，父親是康乃爾大學的古生物學教授。
韋蓮司（右一）與父母、姐姐合照
韋蓮司比胡适大六歲，從小就有繪畫天賦，她1914年認識胡适時，正在紐約學藝術。而胡适當時已經結束了康乃爾大學的學業，因申請到了畢業生獎學金可以多留一年的緣故，他就租住到了橡樹街120号。
正是在那裡，他成了韋蓮司家的常客（因一些美國家庭有接待外國學生的傳統），自然就認識了偶爾回家的韋蓮司。
他在與韋蓮司相處的幾年中，漸漸對這個思想獨立、才華橫溢的新女性産生了愛慕之情，他們書信往來頻繁，胡适更稱其為他“人生的舵手”。
胡适在1939年5月17日給韋蓮司的信中，特别點出了自己當年留學時寫的詩中，有三首是為她所作，它們分别是：《滿庭芳》《臨江仙》與《相思》。這些詩寫得非常朦胧，若非胡适日後點明，也許沒人會往特别的地方想。
在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适
當時已訂婚的胡适一直和韋蓮司保持着朋友的關系，他一再拖延回國的時間，正是因為舍不得韋蓮司，但分别總是要到來的，1917年，胡适回國。
這也是胡、韋各自命運發生轉折的一年——韋蓮司因父親的病，放棄了在紐約輝煌的藝術生涯，回到伊薩卡和父母同住，形同隐姓埋名；而胡适回國後成家立業，名聲如日中天。
度過了新婚熱戀期的胡适，1923年因痔疾發作，到杭州煙霞洞養病7個月，期間發生了與曹誠英同居的“神仙生活”。他在1924年1月給韋蓮司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在煙霞洞的點滴，但隐去了與曹誠英的事情，隻說對方是自己的小表妹。
此後的兩年，胡适沒再給韋蓮司寫信，因為他自己陷入了一段萎靡期：與曹誠英藕斷絲連，與江冬秀怄氣，飲酒到爛醉……
胡适與曹誠英
他與韋蓮司的再次聯系，已經是1927年3月他再到伊薩卡的日子，當時胡适因與其師郭秉文等人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的事情而再度赴美。
他在伊薩卡呆了8、9天，拜會了韋蓮司與她的母親。不知期間他與韋蓮司聊了什麼，隻能從日後信中看出二人已互相表白了心迹，但僅此而已。
胡、韋二人真正成為“身心合一”的情人，是在1933年9月，當時胡适42歲，韋蓮司48歲。胡适那年因接受了芝加哥大學的演講邀請，同時還要參加在加拿大班福舉辦的“太平洋學會”而第三次赴美。
他9月初到達伊薩卡，12日離開。正是這段時日，他和韋蓮司突破了男女大防，發生了實質性的關系。雖狡猾的胡适沒在日記或信中留下蛛絲馬迹，但韋蓮司的信道出了一切。
胡适離開的第二天，韋蓮司就在信中提到：之類的字句。
他們二人于當月的24日再次共度良宵後，胡适又匆匆離開去演講了。第二天，韋蓮司直接在信中開頭便說：
然而冷靜的，感情收放自如的胡适，在回國後除了節日的簡短問候外，僅寫了一封還算正式的信給韋蓮司，還是為了讓她幫忙照顧即将到康乃爾大學學習的“表妹”曹誠英。
再之後，胡适又與韋蓮司斷了音訊，直到1937年他的第四次訪美。胡、韋于這次聚後，關系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少女時期的韋蓮司
韋蓮司則一如既往地深愛胡适，一切為他考慮，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是胡适最迫切的需要，因為胡适在美國這些年是“摘星”的高峰期。他和韋蓮司，仿佛又回到了當初留學時的關系——讨論人生世事以及互相給予鼓勵。他們很少通信，但依然是忘年交。
1953年，胡适的兩個月亮，韋蓮司與江冬秀終于見面了。因為韋邀請胡适夫婦到伊薩卡去避暑一個月，他們欣然接受了邀請，于7月上旬到達伊薩卡，在那裡住了27天。
終于見到這麼多年隻存在于胡适口中與信中的江冬秀，不知韋蓮司怎麼想？兩位“情敵”相處的情形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在胡适夫婦将離開伊薩卡時，韋蓮司托人送了兩人份的銀制餐具給江冬秀，還特别在上面用中文刻了“冬秀”二字。
左一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美的秘書 葉良才
1959年，眼看胡适身體每況愈下，韋蓮司提出要把自己畢生積蓄的一部分拿出來，作為出版胡适著作的基金。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酒會上，因心髒病複發而逝世。3月2日，得知消息的韋蓮司寫信向江冬秀緻哀。
1960年，胡适曾要求韋蓮司将存在她那裡的信件做副本交給他帶回台北。後來胡認為不全，讓韋再找，後來韋又找到一些。
1963年9月18日，韋蓮司寫信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美的秘書葉良才，問他中央研究院是否有需要留在她那裡的信件給胡适作傳？
一年後，葉良才回信，告訴韋蓮司“胡适紀念館”已經成立，江冬秀希望她能把胡适給她的信寄給紀念館。江冬秀不會不知道丈夫與韋蓮司半個世紀的情緣，但她還是選擇了釋然，大方接受情敵寄來的與丈夫情誼綿綿的書信。
當然韋蓮司也是善良的人，她不會不顧及到江冬秀的感受。她後來寄來的餘件，跟胡适生前讓她找到并帶回台北的信件，都是韋蓮司的打字本或謄寫本，裡面有所删節。可見，為保護胡适的身後名聲與照顧江冬秀的感情，韋煞費苦心地挑選了她認為可以留下的内容。
兩名同愛一個男人的女子，最後都選擇了一種最佳的方式，既能共同為所愛出力，又為對方保住了面子。
韋蓮司與胡适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1960年。韋蓮司賣掉了斯薩卡的房子，準備搬到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巴貝鬥司島居住，正好在紐約的胡适堅持到機場為其送行，并留下了兩人最後的合影。
1960年，胡、韋在紐約機場最後的合影
這個為了胡适終生未婚的女人，于1971年逝世，享年86歲。
很多人也許會為韋蓮司對胡适的“深情50年”感到不值。我引用一段台灣世新大學李功勤教授在《國史演義》節目中的原話：
“我認為值得。一個人一生中最驕傲的就是，你這一輩子曾經愛上過一個人，而且這個人是值得你去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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