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先生，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曾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明由傳說成為信史，并由此将中國的曆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
直到今天，這依然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之一。
上世紀30年代殷墟發掘現場
1954年，李濟先生在一篇題為《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的學術講演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
“中國兩千年來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
什麼意思呢？
李先生解釋說，中國的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長城不隻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長城“封鎖”了。
傳統史學曆來以長城為中國文化北方的界限；但李先生認為，在漢朝以前，我們中國人祖先活動的範圍，是否以長城為界限，是很有問題的。
那麼，研究中國的上古史，應該在多大的範圍内進行考察呢？
李濟先生給出的範圍，囊括了大半個地球。他說：
從考古學的立場來看，烏拉爾山以東（烏拉爾山是俄羅斯境内大緻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脈，系歐亞兩大洲的分界線），喜馬拉雅山以東和印度洋以東——
平均地說，大緻在東經90度以東的亞洲大陸，包括環太平洋的各群島，從北極到南極，還包括南北美洲，“這一個大的區域之内，就人類文明發展的程式說，最早的中心點在中國。”
李濟先生指出，殷商文化所達到的高度，尤其是甲骨文，在同一時代上，是上述區域裡的任何地方所不能比的。
也就是說，殷商文明的輝煌盡管發生在黃河流域，但它的背景卻是一個廣大的區域。
如果我們要尋求殷商文化的來源，則其範圍不是長城以南、長江以北可以滿足的；而必須向四面輻射，包括了上述大半個地球。
“這區域裡一切考古學、民族學的資料，都是中國上古史的參考資料。”李先生說。
同時，他也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國文化，“以此為中心，研究中西文化的關系，也是同等的重要。”
殷商甲骨文
在這篇講演中，李濟先生還用很大的篇幅，批駁了“華夏文明外來說”。
西方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早期的文化，不是來自西方，就是來自北方，沒有任何成分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發展的。
而他們慣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把中國的年代拉晚，把其他地區的年代提早，“于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裡來的了”。
李先生舉例說，像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董作賓先生定為公元前1111年，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事實上他們雙方所根據的資料是一樣的，都缺乏決定性的性質。
又如周口店的北京人，中國人和在中國工作的外國科學家将其年代放在更新統中較早的時代，西洋人則将其放在更新統中較晚的時代，以便在讨論文化、人種的遷移時，他們可以安排。
殷商青銅器紋樣
正是通過類似的一系列“安排”，在不少西方學者的“研究”中，中國早期文化變得相當貧乏，很多東西都是外來的，從家禽家畜到糧食作物，從青銅兵器到戰車、版築，等等。
李濟先生并不反對，中國文化接受、吸納了外國文化；而且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優點——能接受才能發展。
但如果認為中國人的祖先完全沒有創造性，那絕對是胡說八道。
李先生舉出了三樣中國獨立發展的東西，那是“任何有偏見的科學家也不能不承認是中國所有的東西”：一是骨蔔，二是蠶絲，三是殷代的裝飾藝術。
其中，骨蔔代表當時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蠶絲代表物質生活的一部分，而裝飾藝術代表他們的藝術生活。
“這三件東西，整個來看，代表一種自成一個機關、具有本性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為立足點，接受了外國的文化，正表現着它優美的彈性。”
李濟先生仔細察看剛出土的文物
可見，考古發掘及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不僅對追溯中國文化的起源意義重大，而且對講清楚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也非常緊要。
沒有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材料和研究，沒有曆史話語權，中國文化就有可能被一筆抹殺，甚至中國人也會被認為是沒有創造力的民族。
對曆史的研究，從來就不僅是一個過去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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