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日，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病逝于台北溫州街寓所，他前後發表考古學著作約150種。李濟去世後，人們回憶：“他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但他對待真心為學的人則給予最大的幫助。”其實豈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台灣名人李敖就曾寫過文章，稱李濟為“最後一個迷人的學閥”。李濟因固執而獲罪為“學閥”，但饒是刻薄如李敖，也從不否認他身上“迷人”的一面。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張光直曾說：“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
安陽殷墟博物館
李濟在《我的初學時代——一留學前所受的教育》中的回憶，對自己的父親充滿了敬意。他說：我的父親原本就是一個苦讀成名的孤兒。祖父逝世時，他年方一歲半，另有一位半歲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幾畝薄田，把他們兄弟兩位撫育成人。父親小時候讀書的成績很好，是以得到若幹近親的幫助，上進得很快。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就開始教家館，用來貼補家用。等到入學後，又很快地，他就成為本縣教“大館”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
私塾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李權被鐘祥地方教官選為優貢，讓他作為鐘祥代表，去京城參加會考。李權前往北京，參加了會考，獲得了一個七品文官。在當時清朝七品文官大多都是翰林院編修等。李權本來可以到福建當一個知縣，但他推掉了到京外做官的機會，選擇留在皇宮内務府聽任。于是李權計劃着将全家搬遷至北京。李權在北京安頓好後，就把自己的夫人塗氏、兒子李濟、小女李葆華以及一位堂侄從湖北接到北京。當時處于懵懂時期的李濟就這樣随着家人來到了北京。李濟家住在廠甸附近的達子營16号，這個地方距皇宮不遠。
皇宮
父親的這次升遷，改變了全家的命運，同時也對李濟之後的學習生涯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李濟也曾說假若沒有這次的搬遷，也許他的人生就是一個在紙上“格物緻知”的舊式讀書人。李濟在《我的初學時代——留學前所受的教育》中寫道：與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隻記得我并不算什麼特别聰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這些幼年朋友們，大半都像洪濤中的沙礫一樣，沉澱到海底去了。我卻是幸運地被包工運送到建築場所，構成了混凝土的一份子，附屬在一個大建築的小角落上。
清華園
1920年暑假之後，李濟就轉到哈佛大學，攻讀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土。那個時候由清華學堂派遣的留學生，擁有充足的官費支援，留學生不用為生活而發愁。李濟在美國的五年之中，除了有一個暑假為了“體驗生活”而在工廠幹過一個月的活，其他假期時間全都是在學校圖書館或講習班中度過的。李濟是1918年由清華選派到美國的留學生，在前兩年的時間裡，李濟在克拉克大學拿到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的學位，後三年的時間轉入了第一流的哈佛大學拿到了人類學專業的博士學位。這在當時來說，确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李濟自己也頗為躊躇滿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好像初出籠的包子似的，總帶了些熱氣。”
哈佛大學
從1923年回國到1928年，李濟一直擔任着一種典型的美國式的大學教授兼研究學者的工作。他先後在天津南開大學（1923-1925年）和母校清華大學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任教(1925-1928年)。1925年到1926年李濟負責主持了在山西南部夏縣西陰村一處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是由清華的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聯合舉辦的。李濟是以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1928這一年是李濟一生中的轉折點，也是中國考古學和曆史學的轉折點。1928年至1937年，李濟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并由此将中國的曆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從這時候開始，李濟的學術生涯就和安陽的發掘再也分不開了。
河南殷墟
抗戰期間的1941年，李濟搬遷到四川宜賓李莊工作。李濟身兼中央博物院和史語所兩職，而中央博物院搬遷到上河街張家祠堂，李濟兩頭奔跑非常不友善，是以每個星期隻上山辦公一兩次。由于現在考古工作暫時無法展開，李濟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中央博物院的發展上，積極籌備自然館的建立，并先後舉辦了“貴州夷苗衣服展覽”“麽些民族經典衣飾用品展覽”“川康民族宗教畫展覽”等一系列展覽。同時李濟注重人才的招攬和培養，在李莊期間設立了“專門設計委員”這一職位，招攬了郭寶鈞、吳金鼎、尹煥章、王天木、曾昭爝、李霖燦、趙青芳、龐薰栗等人才，為中國培養出了新一代的學術團隊。暫時安定下來了，國家的形勢卻日益危急，福州、香港相繼淪陷。對中國的侵略并非隻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還有大量文化上的侵略，日本學者和軍方勾結，對中國的名勝古迹進行猖狂的盜掘，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外。在愛國情懷的激發下，李濟要同日本人比拼學術與科學，燃起了野外考古的雄心。1941年李濟組織了川康考察團，目的是對四川、西康兩省的古迹做一次大規模調查、發掘。
李莊古鎮
在李濟忙于中央博物院事務和川康考察團時，不幸的陰霾又籠罩在李家的上方。李濟長女李鳳徵當時已經十七歲了，由于感染風寒夭折，這讓李濟萬念俱灰。還沒有從悲傷中走出來，又遇到讓人極為氣憤之事。李濟家當時住在羊街6号，和房東簽了兩年的租房合同，可是剛到一年，舊房東曾某将房子賣給了羅輔周，羅輔周直接讓李濟全家搬出。李濟根據合同嚴詞拒絕了羅輔周的無理要求，羅輔周恨恨離去。誰知幾天後，羅輔周勾結當地鄧姓軍人，向李濟施壓，李濟仍據理力争，拒絕交房。其後鄧姓軍人軍隊開拔，羅輔周失去靠山後更加窮兇極惡，雇使當地的流氓将石條搬入李濟家，妨礙李家人出行。李濟對羅輔周的行為忍無可忍，找到了區長向其申述，區長了解原委後，明令羅輔周不得再騷擾李家，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李濟是中研院考古組主任兼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是社會精英知識分子，卻被一個地痞流氓欺辱到這般地步，不由讓人唏噓。
1948年底李濟一家到達台灣，其子李光谟在台灣一共住了五十五天。李光谟因不舍同濟大學未完成的學業，不顧父母的勸說，執意要回到母校完成學業。1949年2月22日晚上，李光谟離開父母的身邊，乘坐商船頂着風浪傳回大陸。一個家庭，不一樣的選擇，作為父母，李濟夫婦尊重兒子的選擇。李光谟從此走上了嶄新的人生道路。
十一年後，僅在一個特殊的場合李濟夫婦見過兒子一面。1959年秋，李濟夫婦應邀到美國進行學術通路，1960年8月經過香港回台。大陸了解到這一資訊後，想趁此機會勸李濟回國。大陸提出三個方案供李濟選擇：留在大陸居住和工作；或去北京及各地參觀，往返自由；或去廣州與家人及考古界人士會面，往返自由。三個方案都被李濟拒絕了。李濟說：我若是回到内地不會有大的貢獻，對國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牽連的人太多，在台的親友、學生必會遭大不幸；即便隻是參觀通路，回去也有極大風險。
李濟和傅斯年
其實，李濟當時怎麼能回大陸呢？因為兩地的學術氛圍完全不一樣。1959年，以《考古》雜志為代表的大陸考古學界對李濟發起了猛烈的“圍剿”。李濟的兒子李光谟甚至還收藏了當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不知道李濟對于此種“圍剿”的反應如何，但他曾對1949年後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對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稱“保密”。
1995年李光谟傳回台灣參加父親李濟的百年誕辰，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父親留給自己的手稿、書籍、書信等物，其中還有李光谟當年留在台灣家中的一些東西。我們不難想象，每每想起兒子時，父親李濟總是會看着兒子李光谟留下來的東西，仿佛兒子從未離開過自己，所謂的睹物思人也不過如此吧。在整理父親的文集過程中，李光谟或許能了解父親李濟當初為何非要跟着殷墟文物一起到台灣，明白父親的堅守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是一次父親與兒子之間的對話。
考古現場
從早年留學美國開始，李濟就對中外學術不抱任何成見，志在做一門學問報效國家而擇善固執，但又不涉足政治活動。安陽殷墟發掘的古物，是李濟畢生研究的目标。此後，李濟再也沒有離開過它們。在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負責人的同時，他還創辦了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兼任系主任，培養了一批享譽海外的考古學家；他和董作賓等一批早期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參與者，不斷地發表研究成果。李濟的《安陽》英文版和日文版，就是在1977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的。《安陽》的中文譯本于1989年在内地首次出版。
李濟在台灣工作照
李濟去世後，他的學生們在台大校園裡為他立了一塊墓志銘，上書八個大字“清标自守，師表百世”，概括他一生的學德和人格。李濟先生是中國現代的第一個人類學家；他也是中國的頭一位科學考古工作者；他的考古學的一大特色正是他具有人類學的特點，是廣博的，不是狹隘的、專業化的；是重比較、向外開放的，不是閉關自守的。李濟不愧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彭忠富/整理；參考文獻《李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