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百年：建構中華文明發展脈絡

2021年10月，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百年華誕。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渑池縣的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标志着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也證明了中國存在非常發達的遠古文化。

此後，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科學、規範的階段。安陽殷墟、章丘城子崖、廣漢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師二裡頭、赤峰紅山、鞏義雙槐樹……百年來，随着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現和發掘，中國的曆史軸線随之不斷被拉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古人類學家吳汝康（右一）、考古學家賈蘭坡（右二）、蘇秉琦（右三）、安志敏（右四）正在對金牛山人類化石進行認真鑒定。新華社記者喻惠如/攝

短短百年的中國現代考古史上，功勳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閃爍。開辟了中國人自己進行科學考古發掘道路的李濟，中國第一位受過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并一生緻力于考古事業的梁思永，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鬥”文明觀的蘇秉琦，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群組織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紮根田野，栉風沐雨，聆聽泥土下傳出的絮語。他們用一把小小的手鏟，從一方方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寶，逐漸揭開古老中華文明的密碼。

從仰韶開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縣一塊黃土台地上，三面環水，仰首即可看見巍峨蒼茫的韶山，是以得名“仰韶”。這裡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聖地”。

從1918年起，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助手數次來到這個小村莊，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銳地作出判斷：仰韶村是中國遠古時代一處重要文化遺址，極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

在中國政府的支援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帶領袁複禮等中國學者到仰韶村，正式開始發掘。曆時36天，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仰韶文化”由此被發現并命名。

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仰韶村遺址的發掘，開啟了對仰韶文化的認識，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國人為此欣喜、振奮。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國遠古之文化》中卻提出，“然以河南與（中亞）安諾之器物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後來，又在甘肅、青海地區發現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當時華北地區沒有發現比新石器晚期時代更早的遺址，而在此之前，歐洲、中亞均有彩陶出現，安特生進一步推斷，中華遠古文化是在歐洲和西亞文化影響下産生的，進而提出了“中華文化西來說”——中華文化是西方“新文化”與中國原有文化融合的産物。

可想而知，在那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對于中國文化的論述，既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新興學科的探索熱情，又喚起了他們對民族命運的隐隐陣痛。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言：“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這些情形，至少我們希望，不會繼續很久。”

以李濟為代表的中國考古人很快就行動起來。1926年初，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着寒風，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梁啟超曾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他說這些中國學者“想翻這個案”。

西陰村的發掘，再次擴大了已發現的仰韶文化範圍，也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李濟在掌握西陰村發掘材料的基礎上，堅定了對“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謹慎懷疑：“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得着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确發源于西方。”

另一條路徑

“（他們）演說中裡頭還帶着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之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将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1月10日晚間，梁啟超懷着激動的心情給遠在美國的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當天，李濟等人從西陰村考古發掘歸來，清華國學院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參會并聽了李濟做的報告。

這一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中斷學業。回國一年間，他擔任清華國學院助教，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察員，大都沒有薪水。利用在美國所學，他對山西西陰村發現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複原的器物，但通過與國内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繼續深造。基于回國一年間的經曆，他完成了碩士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這是中國考古學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對後來的考古研究具有示範意義。

梁思永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确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1931年，山東城子崖遺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當時他年僅27歲。1939年，根據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龍山文化的發現，也讓當時無法推翻“中華文化西來說”的中國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條解釋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以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為首的學者認為，中國文明的根在環渤海灣一帶，提出龍山文化自東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東發展的“東西二進制對立說”。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這一學說在學術界始終處于主導地位。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如果要給百年中國之考古作階段劃分，1921年仰韶遺址的發現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為第二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為第三階段。

“在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曆史，是‘整理國故’的具體表現；二是希望用中國材料來回應‘中國文化西來說’，主要是針對安特生的觀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說。

從“實習生”到“創始者”

1935年春季，從發現之初就帶給世人無限驚喜的殷墟，迎來了第11次發掘。25歲的夏鼐以實習生身份參加了這次發掘。此前一年，他從清華大學曆史系畢業，并以絕對優勢的成績拿到了公費留學名額。

畢業前夕，他為自己選好了繼續求學的研究方向——中國近代經濟史。但當時，留美考試在北平擇定的專業是“考古學門”，是以成績一公布，他就面臨研究方向的選擇。1935年3月，正在殷墟發掘現場參加實習的夏鼐，得知這一年的留美考試有“經濟史”一門時，他“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學也”，認為自己本是埋首讀書的人，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并非所長。在殷墟兩個多月後，即将結束實習時，他在日記中仍流露出類似的想法，“我覺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對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厭了，覺得它的單調，不生興味”。

盡管殷墟的發現是如此驚天動地，“一片甲骨驚天下”，殷墟使傳說中的商朝徹底被證明，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往前推進了1000年。但是從夏鼐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位日後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創始者之一，當時對考古并無多少興趣。

殷墟的發現頗具傳奇色彩。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發現中藥店中所售龍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元号，意識到這或許是珍貴文物，于是開始重金收購。後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考證、調查，發現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陽小屯村，正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

對殷墟遺址的發掘，打開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的一座寶庫。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先後組織殷墟發掘15次，發掘大墓11座、方坑1個、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以及大量建築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兩萬片和大量陶器、銅器、玉器等。

“殷墟的發掘，把輝煌的商代文明展現給了世界。中國之是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和殷墟發掘有很大關系。”陳星燦說。

當年參與殷墟發掘的夏鼐，與梁思永幾次面談，并與李濟通信，反複商酌自己留學的去向問題。在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學改為赴英。在選擇方向時，他認為，“中國将來之考古學，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模為先範，故中國之考古學界，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以其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鏡。”

轉入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前，通過幾個月的潛心學習思考，以及在殷墟發掘中打下的基礎，夏鼐逐漸對考古學産生了興趣，從最初的猶疑彷徨轉變為方向明确的決心。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日後他會上司中國考古事業長達30餘年。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樓，一尊夏鼐的石像神情安詳，目光斜望遠方。這是一個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員敬仰的名字，不僅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更因為他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群組織者，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創始者之一。

1950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河南輝縣戰國時代車馬坑的發掘。他親自動手，冰天雪地裡，在車馬坑裡一蹲好幾天，用木炭一邊烤一邊剔。終于，19輛大型木車的遺存，完整重見天日，震驚世界。

1955年，夏鼐首次關注到碳14測年技術，并把它向中國考古界做了介紹，馬上引起考古界強烈反響。在夏鼐的上司下，中科院實體研究所的年輕實體學家仇士華、蔡蓮珍夫婦被調到考古所，中國第一個碳14實驗室正式籌建。

“夏鼐先生同樣在文物保護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經他提議，不主動發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個定規。”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

又一次轉向

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日益發展，為了應對基本建設中考古力量嚴重匮乏的局面，當時的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1952年至1955年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人。而這四期學員，逐漸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堅力量，被譽為考古界的“黃埔四期”。

蘇秉琦和夏鼐同為訓練班的教員，參與了訓練班的籌劃和上司工作。蘇秉琦也是考古學教育的主要創辦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專業30年，為辦好考古專業、培育考古人才、充實全國各地考古隊伍做出了突出貢獻。而蘇秉琦更常被人稱道的，是他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理論。

1986年7月24日，遼甯淩源牛河梁遺址被發現。牛河梁遺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于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以赤峰東郊紅山後遺址命名，距今6500年到5000年，分布于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這一發現，将當時所認知的中國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而同時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發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個流域都已形成複雜社會。這些重大發現，也讓考古學界一直秉承的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岌岌可危。

中華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時何地？這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核心問題。蘇秉琦提出：認為文明隻起源于中原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個“怪圈”，需要跳出來。中華文明并非一燈燭照，而是滿天星鬥。他把中華大地分為6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隻是其中的一塊。到夏商時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蘇秉琦的這一學說，與美籍華人學者張光直提出的“中國（文化）互相作用圈”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迅速在學界内引發熱議。在蘇秉琦的啟發下，學者嚴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論，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結構”，“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在文明的發生和形成過程中，中原都起着領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區則是“花瓣”。

蘇秉琦在學術上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國史前史的考古學新任務。蘇秉琦通過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又進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國古史架構、建構中國國史架構，做社會考古學的目标：“持續多年的結果，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的研究被人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貫通，以至對中國史前史各自隻能有片斷的而非完整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後，以上世紀90年代為界，在此之前中國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做文化譜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建構中國古代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時空架構，這一階段夏鼐先生是當之無愧的領袖。此後開始側重曆史和社會研究，強調透物見人，代表人物則是蘇秉琦先生。”孫慶偉說。

常志國史丹心

縱觀中國現代考古百年曆史，考古已不僅是一門學科，對于中國考古人來說，考古更代表着常志國史丹心的求實精神。

采訪過程中，我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新時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王巍的回答也許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國考古人始終以建構中華文明發展脈絡作為自身最根本的任務。

曆史離不開考古。我們從哪兒來？未來到哪兒去？關于中華文明演變曆程的尋根探源，飽含着公衆素養提升、建構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的情感，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更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作。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國家和民族的根脈，就是曆史和文明。正是一代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讓現代人得以聆聽泥土下的文明絮語，也讓我們尋回了那一塊又一塊關乎曆史文化遺産的“拼圖”。

（《新華每日電訊》2021.10.15 桂娟、雙瑞、翟濯）

來源：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