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考古發掘領隊

田野發掘是考古工作的關鍵和考古學究的基礎，一個好的田野考古發掘領隊就是項目組織實施的靈魂。田野考古發掘領隊的專業素養、動手能力、學術視野以及工作經驗等，直接決定着田野工作能否到達預期目标、野外資料資訊是否能科學完備地提取、項目後續的研究是否有更為廣闊的空間等。那麼，如何才能做好考古領隊？一個好的考古領隊需要什麼樣的素養？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應從整個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大曆史中去了解。

一、百年中國考古的進步

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學傳入中國僅有一百年的時間。在此期間，考古學與中國傳統的金石學等有過激烈的碰撞和整合，同時也在與西方的交流中不斷吸收、融合、創新，漸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考古學。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的發展史可以分為四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9年以前的考古工作。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期。這一時期，一些受過嚴格考古學或地質學訓練的國外學者或傳教士，如安特生、步達生、德日進等在中國進行了一些田野考古活動，一批在國外學有所成的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回國之後積極投身考古工作，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誕生，這一時期有4項考古工作尤為重要。

1921年，在征得中國政府農商部以及地質調查所的同意後，安特生在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為期30餘天的發掘，之後很快就出版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報告，提出了第一個中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開啟了中國史前史的研究。周口店遺址也是安特生最先發現，作為地質學家，他還提出了“馬蘭黃土”的命名。李濟在《安陽》中評價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1]。安特生的工作對中國學術界産生了很大的沖擊，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廣闊的曆史視野，也激發了國人對考古學的興趣。以緻于李濟提出“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2]

1926年，由清華大學和美國佛利爾博物館支援，李濟對山西省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獨立主持科學意義的田野考古工作。李濟西陰村的發掘在安特生的基礎上已有很大改進。他以2米見方劃分探方分層進行發掘，嚴格按照三向座标采集遺物。這是大陸田野考古中第一次采用探方發掘方法。是以，嚴文明先生認為西陰村發掘“标志着在田野考古工作向科學化方面邁進了重要的一步”[3]。李濟自己講“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時的中國雖未引起特别注意，卻成就了我個人的名聲——工作方法現代化的、興趣超越曆史時代界限的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家”[4]。西陰村發掘使李濟從人類學轉移到考古學方面，并在兩年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進而成為了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界的學術領袖。

1927年，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美國主辦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經過多次協商，簽訂了《中國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關于合作研究華北第三紀及第四紀堆積物的協定書》，正式對周口店遺址有計劃地發掘，開啟了第一個中外聯合考古項目。在其合作發掘協定中約定的諸多事項，都為後來的涉外考古基本原則和準則奠定了基礎。後來中國考古的諸多國際合作原則都是周口店發掘時期成形确立的。如一切采集到的标本歸中國所有、考古報告必須首先在中國雜志上發表的要求等。周口店遺址的考古工作在《中國古生物志》上的發表，也使中國地質學一時成為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自然科學。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當年10月派董作賓到安陽殷墟進行發掘，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國家學術機構組織實施的考古工作。殷墟的考古發掘一開始主要受曆史學（傳統金石學）的影響，董作賓發掘的主要目标是找甲骨文。第二次殷墟考古發掘由李濟主持，完全采用了西方的科學考古方法，後來梁思永參與組織田野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發掘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進和規範。從殷墟發掘的實施情況看，中國考古學的目标就具有鮮明的曆史學特征，主要目的是尋找中國曆史的源頭。李濟、梁思永兩位先生具有考古學的知識背景，很好地利用地層學理論指導田野考古發掘活動。梁思永關于後崗三疊層的報告和論文,首次建立了仰韶、龍山與殷商“三疊層”的年代順序,明确了殷商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時間坐标地位，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成果。鄒衡先生評價說：“殷墟發掘在中國考古學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的考古學基本上就是從早年殷墟發掘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新興科學。”[5]

新中國成立後，田野考古發掘的一些規程，包括考古工作的關鍵主導人梁思永、夏鼐、郭寶鈞的考古理念等，都是安陽殷墟發掘方法體系的完善與延續。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者，不論是裴文中、賈蘭坡還是楊鐘健，都受到了周口店考古模式的強烈影響。賈蘭坡、黃慰文的《周口店發掘記》、胡厚宣的《殷墟發掘》都詳細記錄了周口店和殷墟考古工作的肇始。另外，1921年國立曆史博物館裘善元主持的河北钜鹿古城[6]、1929年北京大學馬衡主持的河北燕下都遺址、1930年中央研究院吳金鼎主持的山東城子崖、1933年北平研究院徐旭生主持的陝西寶雞鬥雞台、1936年浙江西湖博物館施昕更主持的浙江良渚等考古發掘工作，在早期中國考古學程序中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陳星燦在《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一書中，系統地對1949年之前的中國史前考古研究做了詳細梳理，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中國考古學的緣起和早期發展狀況。

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1950年中國科學院組建成立考古研究所，文物局局長鄭振铎任所長，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長，首先恢複了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由郭寶鈞主持發掘殷墟武官村大墓。1950年到1952年由夏鼐任團長、郭寶鈞任副團長又前往河南輝縣琉璃閣、固圍村等進行考古發掘。當時考古研究所12名人員全員出動，是安陽殷墟之外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工作。輝縣考古發掘，不僅在考古技術領域有新的突破，對後來考古學的發展也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國内考古學家屈指可數，面對國家“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經濟建設任務要求，能勝任考古發掘的專業力量極端缺乏。基于此，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從1952年至1955年，面向全國連續組織舉辦了四期考古人員教育訓練班，培養了341名考古人員。考古教育訓練班的學員來自于三個方面，主要是在各省從事文化文物的從業人員和當時在北京大學曆史系讀書的一些學生，此外，還從各地選拔一批具有高中文化水準的年輕人。訓練班在短時間内向學員們講解一系列的考古學基本知識，同時與田野考古實習相結合，通過參加實際工作提聯考古技能水準。實習集中在當時建設任務量大的河南鄭州、洛陽和陝西西安，在鄭州主要是發掘遺址，洛陽除遺址外主要發掘兩周到漢魏時期的古代墓葬，在陝西則發掘了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灞橋的漢唐墓葬。這些結業的學員初步緩解了各地生産建設急需的考古發掘人員，有不少人也成為了各地文物考古事業的骨幹力量和上司人。

從國家“一五”期間開始，西安、洛陽、鄭州、長沙等中心城市配合基本建設開展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蘇秉琦、安志敏、石興邦等先生都曾分别在這些地方主持考古工作，并随之出版了一批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報告。比如《西安半坡——原始社會公社聚落遺址》，考古項目主持人石興邦先生對半坡遺址發現遺迹及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結合民族志的資料，分析了半坡的社會制度、社會形态，認為半坡遺址是一處母系氏族社會的仰韶文化聚落。石興邦先生或可以稱為大陸最早開展史前“聚落形态”的考古學家。

此外，鄭州二裡岡遺址發現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遺存，《鄭州二裡岡》報告根據遺存的層位關系，将二裡岡發現的商文化分為二裡岡下層文化和二裡岡上層文化，對于夏商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洛陽燒溝漢墓》兩部考古報告，對洛陽地區兩周文化、漢墓分期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還有《廟底溝與三裡橋》《上村嶺虢國墓地》《西安郊區隋唐墓》等一系列考古學報告的出版，反映了新中國建立至改革開放前，大陸考古學發展的大體狀況，為中國考古學研究建立了架構體系和行業學術範式。

第三個階段是1980年至2015年的考古工作。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了經濟建設新的發展時期，考古學與其他學科一樣如何适應社會經濟發展，人才隊伍就成了一個關鍵問題。前面講到的考古訓練班培養的人員還留在考古行業的已成為骨幹，加上1966年前僅有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三所高校設有考古專業（1954年後一度稱為“考古專門化”），其他個别高校僅有考古教研室或考古通論課程，而沒有專門的考古專業，更無相關科班學生的培養。1972年，北京大學和西北大學恢複考古專業招生。自這一年起，四川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鄭州大學、山西大學等也先後設立考古專業并招收學生，但各校之間存在考古教學力量、實習規範等方面的差異，培養的專業人員也遠不能勝任當時經濟發展對考古專業人才隊伍的需求。

為了更快地适應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提聯考古專業人員的業務水準，國家文物局決定再次舉辦“考古骨幹訓練班”。1984年9月起在山東兖州、河南鄭州、湖北宜昌等地，連續用了十年時間舉辦了九期田野考古領隊教育訓練班，教育訓練了300多名考古發掘的領隊人員。各省市也結合重要的考古發掘項目，有計劃地安排了一系列考古教育訓練，提高了基層文博機構從業人員的專業水準。這些都為各地做好大規模基本建設考古，做了必要的考古專業人員及技術準備。

為了進一步規範考古工作管理，在組織大規模田野考古領隊教育訓練前，國家文物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要求，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掘申請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掘證照》（1982年）以及《田野考古工作過程》（1984年）等規範性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編寫了《考古工作手冊》。從法規和技術層面上明确了對考古領隊田野發掘組織、資料整理、文物保護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田野考古領隊工作進一步走向制度化。

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時間裡，我們絕大部分的考古工作是伴随基本建設項目而進行，同時也開展了大量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考古研究工作。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

1.配合大規模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組織協調與有效實施。除各地城市化、城鎮化建設外，大型項目如三峽水庫、南水北調、西氣東輸以及多地區的公路、鐵路建設，其任何一項工程建設影響的文物保護數量和考古發掘面積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三峽工程的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在工程設計之初從1992年起，國家文物局調集全國30多家考古機構300多名工作者，曆時三年的田野考古調查工作，完成 “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淹沒及遷建區文物古迹保護規劃報告”。在三峽工程實施之前，人們所知的文物點僅有40多處，通過調查共發現的文物考古遺址多達兩千餘處。按照淹沒區175米水位線的設計，需實施搶救性保護發掘的就有1200多處。在三峽文物保護工程中國家文物局組織全國70多家考古機構，開展了近十年的搶救性考古工作，對三峽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演變及區域考古學譜系等基本情況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

2.在堅持做好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的同時，始終保持對重大學術問題研究的高度敏感性。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重要的考古發現都與配合基本建設密切相關。除前面提到的西安半坡遺址外，在山西侯馬配合建設工程發現了東周城址、古代盟書、鑄銅陶範等遺迹，促進了晉文化的研究。1951年到1956年夏鼐帶隊配合長沙的基建工程，發掘了540多座東周楚墓，此後又有信陽長台觀楚墓、江陵楚墓、當陽楚墓、淅川下寺楚墓以及楚郢都紀南城、大冶銅綠山古礦業遺址等發現，使楚文化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就。還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1983年為配合河南首陽電廠建設發現偃師商城遺址，這一發現無疑對夏商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城市考古。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國家文物局和科技部組織的一項重大的考古學研究項目，旨在通過考古學方法探讨中華文明如何形成、發展的曆史演化程序。此前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推進了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建立，而且這項同樣為國家工程的項目在研究方法上極大地促進了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融合和科技考古的發展，進而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基礎和借鑒。配合城市建設開展的城市考古推動了曆史城市考古學研究。像西安、洛陽、北京、南京、杭州、揚州、廣州等城市的古代城址，大都被現代的城市所疊壓，考古學家通過長期艱苦的田野工作，将零散的考古發現與曆史文獻互相印證研究，為我們拼接起這些城市輝煌的曆史圖景。

4.建立了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等學科門類。通過30多年的努力，我們建立了從事水下、航空考古方面專門研究機構，形成了立體式、海陸空一體化的考古模式。國家文物局組織實施了遼甯綏中元代沉船調查發掘、南海I号整體打撈、沿海及南海諸島重點海域水下考古調查等一系列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2014年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獨立建制，統籌全國水下考古與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并在青島設有北海基地，廣東設有陽江基地，水下考古事業不斷開拓新的發展局面。從90年代開始我們與德國相關機構合作發展航空考古事業，在國家博物館設立航空考古中心，開展了赤峰、洛陽、西安、臨淄等地航空遙感考古的實踐，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5.多學科方法使考古學資訊擷取、文物保護和研究解讀能力得到提升。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低空拍攝技術、機載雷射掃描遙感等現代化資訊擷取技術應用于考古調查、測繪，顯著提升地理與環境資訊采集的科學化、便捷化水準。考古工地資訊數字化采集系統為考古資料的全面系統采集、科學管理和後期分析提供了支援。考古現場保護技術提升， “考古現場移動實驗室”列入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移動實驗車在重要考古現場配置比例越來越多，河南東趙遺址、陝西石峁遺址考古移動工作站的建立，等等，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現場科技保護的綜合能力。

第四個階段是2016年以來中國考古的快速發展。“十三五”時期，國家文物局積極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實施，同時，設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印發《“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申報管理指南（2020～2035年）》，積極推動各地文物部門、考古機構和高校，策劃、凝練成型“夏文化研究” “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 “長江下遊區域文明模式研究” “長江中遊文明程序研究（新石器時代）” “長江中遊文明程序研究（夏商周時期）” “中原地區文明化程序研究” “海岱地區文明化程序研究” “川渝地區巴蜀文明程序研究” “甘肅吐谷渾墓葬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11項重大考古項目。浙江良渚遺址、陝西石峁遺址、湖北石家河遺址、山西碧村遺址、河南二裡頭遺址、新疆吉仁台溝口遺址、西藏瑪不錯遺址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發現，為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提供了更加豐富翔實、更具信服力的實物證據。

與此同時，配合基本建設考古工作持續增長，“十三五”時期全國共開展基本建設考古發掘項目3945項，發掘面積多達325.6萬平方米。在土地開發建設中“先考古後出讓”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雄安新區、北京城市副中心、冬奧會場館、高速公路鐵路、重大水利設施等建設和城市化程序中的考古工作及時全面開展，廣大的考古工作者為實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目标，保障“京津冀一體化” “長江經濟帶” “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水下考古蓬勃發展，南海海域深海考古調查、西沙群島水下考古、南海一号保護發掘、中日甲午黃海海戰遺迹考古調查（緻遠艦、經遠艦、定遠艦）等水下考古項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基礎上組建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設國家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南海基地，與沿海（内水）主要省份加強協作，初步建立起“立足沿海，兼顧内水，依托中央，調動地方”的水下文化遺産保護格局，大陸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遺産保護水準位居世界前列。

大陸考古機構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圍繞“一帶一路”人文交流主題，積極走出國門開展國際合作。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烏茲别克斯坦共和國通路期間，親自接見在當地的大陸考古隊員代表，高度評價了中烏合作考古，極大地鼓舞了考古工作者的士氣。2016年至2019年大陸國内32家各類機構前後赴國外開展涉外考古調查發掘項目36項，以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重點，涉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的21個國家和地區。合作考古及專題研究，進一步揭示了絲綢之路沿線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族群遷徙與交融等。在“走出去”的同時，大陸學者還結合史前文明、聚落考古、古代手工業等重要課題，吸納國外機構、學者開展合作，許多研究成果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二、中國考古工作的成就與基本經驗

中國考古學經過百年的發展，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論是在學科建設、研究領域、學術視野，還是在考古管理、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逐漸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體系。突出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立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對本國曆史文化遺産保護管理是現代國家的重要職責。從19世紀中期開始主要西方國家開始制訂本國的文化遺産保護法律法規。到了20世紀30年代，亞洲和中東地區不少國家也開始制訂自己的古物保護法。大陸1930年民國政府頒布《古物儲存法》，大體到1935年前後，逐漸建立文物儲存、保護的法規體系，其中對如何進行采集、調查、考古發掘等工作都做出了基本的規定。新中國成立以後，1950年政務院就釋出了《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和《關于保護古文物建築的訓示》。此後，還專門就基本建設考古工作、農業生産建設中保護文物等頒布專門規定。1961年國務院釋出《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對考古發掘做出了系統的規定。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93年國務院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以及配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198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1991年），明确了考古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國家文物局依據法律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規體系。

第二，形成以國家考古研究機構為龍頭、省級考古研究機構為骨幹、地市級考古研究機構為補充的考古隊伍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在依然是全國最重要的考古研究機構，在人員構成、業務能力、研究水準等方面都起到了帶頭作用。省級考古研究機構則是骨幹力量，如陝西、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山東、山西、河北、四川、新疆等，是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主力，不少重要的考古項目都是由省級考古研究所（院）來實施的。地市級考古研究機構則是一種重要的補充，很多地市級機構都有很強的實力和研究能力，一些已經成為區域考古的核心力量。目前全國具備考古發掘資質機關已達到91個。國家文物局積極支援有條件的地區建立專門的考古研究機構，努力壯大國内現有機構的人員力量。

第三，構成較完備的考古專業人才教育體系。中國考古學體系化教育，是從新中國建立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目前已形成包括考古專業基礎教育、研究所學生教育以及田野考古實習教育訓練為主線的專業人才教育體系。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學校産生過模式化的影響，但很多高校也努力地結合自身學術傳統和地域優勢特點，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學術教育體系，如以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為代表，受很強的人類學傳統影響；四川大學的西南考古、西藏考古，西北大學的西部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吉林大學的東北亞考古、高句麗、渤海考古等。從學術視野出發，各校也在努力增設國外考古課程，或邀請國外考古學家舉辦世界考古專題講座等，努力完善中國的考古專業教育體系。2012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将考古學調整為一級學科後，目前設立考古專業的高等院校已達47家。

第四，已初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田野考古發掘保護技術規範體系。根據大陸獨特的自然環境特别是大面積的黃土堆積、西北幹旱沙漠、南方地區多水等不同的埋藏優勢，大陸考古工作在西方考古技術原有基礎上，結合各地埋藏條件，在長期的田野考古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一套适應不同地區環境的發掘技術規範。這些集中反映在大陸考古行業技術規範文獻中，如《考古工作手冊》（1982）、《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試行）》（1984）、《田野考古工作規程》（2009）等。完善的考古發掘程式方法，對野外作業技術要求、采集與取樣要點、記錄要點、庫房管理要點、資料整理要點等都做出了明确規定。尤其是考古類型學、地層學在實際田野考古實踐中的廣泛創造性應用，漸已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田野考古發掘保護技術體系。

第五，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時空架構體系。在“區系類型學”考古學理論指導下，經過考古工作者的持續努力，豐富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逐漸建立了中國廣大地區的考古學時空架構體系，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考古學的重大貢獻。絕大多數地區和省份，從舊石器到先秦時期的文化發展演進譜系已經基本清晰。目前各地區開展的考古任務除完善已有的時空架構體系外，更多地轉向研究區域曆史文化演變、文化交流與互動，不斷地從單純區分文化之間的早晚序列，過渡到探尋區域間文化交流交融，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特征形成途徑。過去有文化西來說、文化南來說等，今天我們已有充分的考古學資料和學術自信，把這些推論置于中國考古學時空架構體系内，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研究，求得更加客觀科學的論斷。

第六，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日趨完善。老一輩考古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及摩爾根社會進化的理論，來探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遺址發現的遺迹現象，探讨不同曆史時期的社會性質，不少結論今天看似乎有再商讨的必要，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傳入是對中國考古學的巨大貢獻。中國考古學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不斷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新的理論發展成就，也創造了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在學科體系上，中國考古學在區系類型基礎上更加重視專題、專項研究，關注社會變化、文明演進、人群遷移、意識形态等深層次問題。自然科學引入、技術方法創新到科技考古分支的發展，科技考古已成為推動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重要因素。

第七，樹立了基本建設考古工作是考古學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的信念。世界各國都有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但像大陸這樣主要由考古專業研究機構來負責的并不是主流，相當多的國家或地區是由市場化的專門公司來承擔。在大陸考古學界已形成基本的行業共識，認為基本建設考古工作既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搶救文化遺産的社會責任，更是考古學研究與發展的曆史機遇。新中國建立以來考古學家就義不容辭地投入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的考古工作中，許多考古學的熱點、難點問題或都是通過在基本建設考古中解決或取得重大突破。大型基本建設考古工作成績斐然，從某種意義上看，或是構成了中國考古黃金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巨大貢獻。

第八，國際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考古學的世界性更加凸顯。古代中國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無疑是具有世界意義。是以，中外合作考古從中國現代考古産生那一天起就已經存在，同樣也經曆了百年曆程。新中國建立以後由于受國際國内政治形勢的影響，直到改革開放前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國際合作考古研究工作。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大陸考古國際合作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起初多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考古機構申請來大陸從事田野考古調查發掘或專題研究，但近年來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是大陸考古機構在“走出去”的同時，還主動邀請國際著名考古機構或專家來華開展合作研究。中國許多重要考古和研究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如陝西石峁遺址入選美國考古學會評選的過去十年間世界十大考古發現。中國考古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此外，一批國外考古學名著被翻譯引進，如倫福儒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特裡格的《考古學思想史》等，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氣息。

第九，考古學從單一的學術科學研究到更加重視文化遺産保護、更加關注與社會公衆的成果分享。考古工作是一項學術研究和文化遺産保護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工作。新時代考古工作者更加重視融入社會發展，積極吸收運用新理念和新手段開展公衆考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央視合作策劃的《考古進行時》受到社會公衆的一緻好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體驗館受到成都市民的歡迎。考古專業機構舉辦的考古夏令營在青少年中普及科學的考古知識發揮了積極影響。考古工作越來越多得到了社會關注。不少的考古發掘報告既是行業内的專業報告，也是與社會公衆分享成果的重要形式。各地區的田野考古發掘現場，定期向公衆開放，分享考古成果漸漸成為常态化。

三、考古項目負責人的制度與基本要求

在社會更加關注考古學，關注文化遺産保護的今天，我們的考古發掘工作應該怎麼做，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應擔負什麼樣的責任，完成好每一項考古研究項目，負責田野考古發掘的上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陸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對做好考古與研究工作提出四點要求：一是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三是要搞好曆史文化遺産保護工作。四是要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2021年10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向“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發緻賀信，希望廣大考古工作者增強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發揚嚴謹求實、艱苦奮鬥、敬業奉獻的優良傳統，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我們深感激動，備受鼓舞，更深感責任的重大。在今天任何一項考古發現、任何一個考古遺址保護狀況、任何一件考古事件都會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熱點，社會關注度越高對考古項目負責人的要求也會更多、更高。

田野考古實施項目負責人制是考古工作的特征、性質所決定的，是世界各國考古工作組織實施的共同特點。如周口店遺址發掘中，項目負責人步達生去世後，中美雙方共同協商從世界範圍内選擇最優秀的學者來主持發掘，最後標明德國的魏敦瑞主持發掘工作，可見對項目負責人重視程度。從石璋如《考古學方法的改革者梁思永先生》一文裡，我們也同樣看到當年殷墟發掘對項目領隊的培養。當時參加發掘的一些年輕考古從業人員，經過幾年的實際發掘已經具備相應的能力，但年輕人缺乏實踐機會，考古隊就有意在遺址旁邊選擇一些重要的發掘點，設立支隊或分領隊，讓這些年輕人去負責。

大陸将考古項目負責人作為一項制度，從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明确寫入法規，“考古發掘機關和考古發掘項目領隊人員資格，由國家文物局認定，并頒發證書”。2003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更加清楚表述為，“考古發掘項目實行領隊負責制”，2017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二條修改為，“考古項目實行項目負責人制度”。關于考古發掘項目領隊或項目負責人，《考古管理辦法》要求考古領隊或項目負責人應是“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取得中級職稱後，從事考古發掘兩年以上；具有獨立組織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能力，勝任《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規定的領隊職責，能組織考古發掘報告編寫；作為組織者之一或主要參加者，完成過一項以上較為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并執筆完成年度報告或主要成員參與完成中型考古報告；在組織和實施考古發掘過程中，熟悉考古學某一領域前沿問題，能根據學科發展趨勢標明并研究有一定價值的課題，撰寫有一定學術水準的論文”的考古專業人員。

基于以上法律法規要求和大陸考古工作實踐，我們認為考古項目領隊應該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素養。

一是要有較高的學術素養。領隊必須具有課題意識，了解學科發展的趨勢。既要将學術課題要求設計到發掘計劃之中，又能将發掘的對象置于科學研究的目标和背景之下。能夠從整體的學術角度，保持對具體問題的敏銳洞察，尤其是面對具體的發掘對象時，要做前期的學術準備，由點及面（小到整個遺址機關，大至整個區域或前後相當長的時間段）。是以，領隊應兼具宏觀和微觀兩種視角。有明确的問題意識是一項考古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

二是要熟悉田野考古各類技術。熟練掌握傳統的發掘、勘探技術以及地層學、類型學等，熟悉《田野考古工作規程》要求的基本規定，通曉現代科技手段和技術方法，最大限度提升發掘機關面積的資訊量。提聯考古發掘的科技含量，了解考古技術的基本原理，知道在什麼情況下，需要什麼樣的技術手段來完成，這樣才能熟練調用相關技術力量。這些都是保證考古發掘品質的關鍵要素。

三是要有較強的溝通能力與協作意識。考古工作是一個和不同的部門、不同階層人群打交道的工作，要具有外交家的才能，善于與各方溝通，能真誠、客觀且靈活處理好各方的利益關系。要完成一項考古任務，團隊需有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和人才參加，具有“集團化”合作的特點。同時，今天很多考古項目常常也是由不同的機構和機關人員組成，需要團隊成員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互相尊重，避免不和諧的事情發生。是以，領隊除了駕馭和管理能力外，協作意識也同樣至關重要。

四是要有嚴謹求實的科學态度，更要有“不怕苦”的敬業精神。田野考古的一個優良傳統就是為學術和事業的奉獻和“畢其功于一生”精神。1985年夏鼐曾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的開幕式上做了“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獻身精神”的講話。雖然現在考古工作的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們也不主張“不必要的自苦”，但不怕苦的精神什麼時候都是需要的。特别是面對今天社會的各種誘惑，如果沒有一種信念是不可能在這個考古行當“混下去的”。現在一些考古項目的領隊蹲不下來，甚至作挂名的領隊或者把工地交給技工，這是最要不得的。

五是要立足崗位強化能力建設。由于大陸各地區發展和專業人員需求的差異，國家文物局在考古項目負責人認定中也嘗試分級和差異化管理。對于國家級和文物大省考古所的領隊，強調要有比較高的學術研究水準，具備承擔重大考古項目和學術課題的能力。一般省級考古所和地市級考古所的領隊，承擔大量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任務，強調需具備過硬的田野考古能力，重要的任務是把發掘做清楚、把考古發掘報告寫出來，在研究方面強調有一定能力進行所在區域某一領域考古學研究工作。高校的領隊肩負考古專業人才培養的重任，學術研究能力一般都比較強，關鍵是田野考古技術水準和現代技術掌握程度，強調在田野發掘方面也要具備較高的水準和理論研究能力，能夠把考古發掘現象做明白，向學生講清楚，要具有田野考古理論方法研究、探索的能力。

總而言之，考古領隊絕不是一個“工頭”，也絕不是上司式的“隊長”，他必須是一個考古科研項目的負責人，負責統籌學術、技術與團隊管理。發掘是考古學和一切與考古學相關工作的基礎，是學術研究、保護、展示和服務社會的起點。領隊就是考古發掘的靈魂，他必須充分認識到理論方法、科技手段與多學科合作的重要性，并能最大限度的擷取考古工作的資訊。今天的發掘已不同于個人興趣愛好和探險，也已超出了一般意義的考古學研究範疇，既包括了考古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也要關系到出土文物和遺址的後續保護及展示利用和資料共享問題。

為此，考古領隊要轉變觀念，不斷深化學術，完善自身知識結構體系，始終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态和負責的态度，努力将發掘資訊最大化，社會效益最大化，并将考古學術轉化為文化遺産保護和相關工作的有力支撐，這也是考古領隊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附記：本文根據2021年4月2日在“2021年度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崗前教育訓練班”上的講話整理而成。

（作者：宋新潮，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責編：段姝杉

稽核：方 勤

陳麗新

——版權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