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他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曾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安阳殷墟博物馆
李济在《我的初学时代——一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的回忆，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敬意。他说：我的父亲原本就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用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
私塾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李权被钟祥地方教官选为优贡，让他作为钟祥代表，去京城参加会考。李权前往北京，参加了会考，获得了一个七品文官。在当时清朝七品文官大多都是翰林院编修等。李权本来可以到福建当一个知县，但他推掉了到京外做官的机会，选择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于是李权计划着将全家搬迁至北京。李权在北京安顿好后，就把自己的夫人涂氏、儿子李济、小女李葆华以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当时处于懵懂时期的李济就这样随着家人来到了北京。李济家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16号，这个地方距皇宫不远。
皇宫
父亲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同时也对李济之后的学习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济也曾说假若没有这次的搬迁，也许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李济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写道：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是幸运地被包工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混凝土的一份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
清华园
1920年暑假之后，李济就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土。那个时候由清华学堂派遣的留学生，拥有充足的官费支持，留学生不用为生活而发愁。李济在美国的五年之中，除了有一个暑假为了“体验生活”而在工厂干过一个月的活，其他假期时间全都是在学校图书馆或讲习班中度过的。李济是1918年由清华选派到美国的留学生，在前两年的时间里，李济在克拉克大学拿到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的学位，后三年的时间转入了第一流的哈佛大学拿到了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来说，确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李济自己也颇为踌躇满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
哈佛大学
从1923年回国到1928年，李济一直担任着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大学教授兼研究学者的工作。他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1923-1925年）和母校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任教(1925-1928年)。1925年到1926年李济负责主持了在山西南部夏县西阴村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是由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联合举办的。李济因此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28这一年是李济一生中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从这时候开始，李济的学术生涯就和安阳的发掘再也分不开了。
河南殷墟
抗战期间的1941年，李济搬迁到四川宜宾李庄工作。李济身兼中央博物院和史语所两职，而中央博物院搬迁到上河街张家祠堂，李济两头奔跑非常不方便，所以每个星期只上山办公一两次。由于现在考古工作暂时无法展开，李济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中央博物院的发展上，积极筹备自然馆的建立，并先后举办了“贵州夷苗衣服展览”“麽些民族经典衣饰用品展览”“川康民族宗教画展览”等一系列展览。同时李济注重人才的招揽和培养，在李庄期间设立了“专门设计委员”这一职位，招揽了郭宝钧、吴金鼎、尹焕章、王天木、曾昭爝、李霖灿、赵青芳、庞薰栗等人才，为中国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学术团队。暂时安定下来了，国家的形势却日益危急，福州、香港相继沦陷。对中国的侵略并非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还有大量文化上的侵略，日本学者和军方勾结，对中国的名胜古迹进行猖狂的盗掘，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外。在爱国情怀的激发下，李济要同日本人比拼学术与科学，燃起了野外考古的雄心。1941年李济组织了川康考察团，目的是对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做一次大规模调查、发掘。
李庄古镇
在李济忙于中央博物院事务和川康考察团时，不幸的阴霾又笼罩在李家的上方。李济长女李凤徵当时已经十七岁了，由于感染风寒夭折，这让李济万念俱灰。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又遇到让人极为气愤之事。李济家当时住在羊街6号，和房东签了两年的租房合同，可是刚到一年，旧房东曾某将房子卖给了罗辅周，罗辅周直接让李济全家搬出。李济根据合同严词拒绝了罗辅周的无理要求，罗辅周恨恨离去。谁知几天后，罗辅周勾结当地邓姓军人，向李济施压，李济仍据理力争，拒绝交房。其后邓姓军人军队开拔，罗辅周失去靠山后更加穷凶极恶，雇使当地的流氓将石条搬入李济家，妨碍李家人出行。李济对罗辅周的行为忍无可忍，找到了区长向其申述，区长了解原委后，明令罗辅周不得再骚扰李家，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李济是中研院考古组主任兼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却被一个地痞流氓欺辱到这般地步，不由让人唏嘘。
1948年底李济一家到达台湾，其子李光谟在台湾一共住了五十五天。李光谟因不舍同济大学未完成的学业，不顾父母的劝说，执意要回到母校完成学业。1949年2月22日晚上，李光谟离开父母的身边，乘坐商船顶着风浪返回大陆。一个家庭，不一样的选择，作为父母，李济夫妇尊重儿子的选择。李光谟从此走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
十一年后，仅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李济夫妇见过儿子一面。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1960年8月经过香港回台。大陆了解到这一信息后，想趁此机会劝李济回国。大陆提出三个方案供李济选择：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或去北京及各地参观，往返自由；或去广州与家人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三个方案都被李济拒绝了。李济说：我若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的人太多，在台的亲友、学生必会遭大不幸；即便只是参观访问，回去也有极大风险。
李济和傅斯年
其实，李济当时怎么能回大陆呢？因为两地的学术氛围完全不一样。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1995年李光谟返回台湾参加父亲李济的百年诞辰，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父亲留给自己的手稿、书籍、书信等物，其中还有李光谟当年留在台湾家中的一些东西。我们不难想象，每每想起儿子时，父亲李济总是会看着儿子李光谟留下来的东西，仿佛儿子从未离开过自己，所谓的睹物思人也不过如此吧。在整理父亲的文集过程中，李光谟或许能理解父亲李济当初为何非要跟着殷墟文物一起到台湾，明白父亲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一次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对话。
考古现场
从早年留学美国开始，李济就对中外学术不抱任何成见，志在做一门学问报效国家而择善固执，但又不涉足政治活动。安阳殷墟发掘的古物，是李济毕生研究的目标。此后，李济再也没有离开过它们。在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的同时，他还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兼任系主任，培养了一批享誉海外的考古学家；他和董作宾等一批早期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参与者，不断地发表研究成果。李济的《安阳》英文版和日文版，就是在1977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的。《安阳》的中文译本于1989年在内地首次出版。
李济在台湾工作照
李济去世后，他的学生们在台大校园里为他立了一块墓志铭，上书八个大字“清标自守，师表百世”，概括他一生的学德和人格。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人类学家；他也是中国的头一位科学考古工作者；他的考古学的一大特色正是他具有人类学的特点，是广博的，不是狭隘的、专业化的；是重比较、向外开放的，不是闭关自守的。李济不愧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李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