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吳宓在清華園留影
國學大師、教育家吳宓(1894-1978）早年留學哈佛，精研英國文學，回國後在清華等多所高校任教，學術研究成果斐然，桃李遍天下。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李永晖撰文，回憶與吳宓的交往片斷，追慕先生的博古通今、獨立自由的學問人格，思索時代風雨侵襲下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沉浮。本文選自《世紀》雜志2015年第一期。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外語系。離開家鄉前，西師外語系畢業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豐中學任教的劉昌和先生前來道賀，并向我介紹說：西師校園很大，風景很美，師資力量很強，特别是著名學者、詩人、紅學家、翻譯家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之父吳宓先生在此執教，為西師這所名校平添了一線異色。
聽了劉先生的這番講述，我對吳宓先生肅然起敬，決意到校後一定要去拜訪他，向他請益。
上門向恩師請教
到了西師後，我打探到吳宓先生有一個幾成定式的生活習慣，即每天晚飯後都要從居所文化村出來，沿着大操場到三教樓這條路散步，于是便邀約同班同學唐永齊與我一道到大操場邊“候駕”，一睹這位泰鬥級學者的風采。到了大操場邊約摸等候了半個多小時，吳宓先生果然現身了。他七十多歲，個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頂，戴了副極為普通的眼鏡，身着灰色布衫，腳穿圓口布鞋，毫無一點大教授的派頭，俨如四川人所稱的“糯米老頭”。但若細心觀察，也不難發現有與衆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時左臂挂着拐杖，顯得有點洋氣。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搖一晃地作細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時雙眼直盯路面，決不左顧右盼，精神之專注，有如做學問一般。
入讀西師外語系，教授我們漢語言文學的老師是中文系教授楊欣安先生。由于我酷愛中國文學，習作成績不賴，楊先生挺喜歡我。當與楊先生混得較為熟絡以後，我便向楊先生啟齒，請他帶我去拜訪吳宓。殊料楊先生以“教務忙”為由，拒絕了我的請求。老夫子畢竟是老夫子，終究經不起我的死攪蠻纏，他最後還是應允了。于是在沒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楊先生便帶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見到了我心儀的吳宓。
吳宓的房間不大，隻有兩間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這間屋子，陳設極其簡單，隻有一張床、一個寫字台、一個書櫃和一把藤椅，看上去顯得有些寒碜。楊先生向吳宓問安後馬上切入“正題”：“這是外語系李生，我的學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對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帶他來看望你，向你聆教。”
吳宓聽罷直擺手說：“宓老朽無用，愧不敢當，欣公很有學問，要好好跟欣公學。”說罷轉過話鋒：“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個狀元叫楊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個大學問家，且很有氣節，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被流放永昌（今雲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詩：“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頭春雪遍，馬蹄今去落誰家。”吟罷長歎一聲，流露出他與當年升庵先生一樣，懷才不遇，滿腹愁怅與凄怆。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個冬夜，我向先生請教怎麼才能學好文言虛詞活用。先生告訴我：“掌握文言虛詞活用，其實并不難，隻要多讀、多記、多用，特别是結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學好。”旋即以“之”字為例，給我講授它的若幹種用法，并現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慶，我便可說‘吾送李生之重慶’。這裡的‘之’是動詞，‘去’和‘到’的意思。”這次聆教，我受益匪淺，永生難忘。
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個春夜。我将自己寫的一篇兩千字散文《春到缙雲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燈下，将此文細細地看了兩遍，然後笑着對我說：“散文難寫，短篇散文更難寫。這個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書和繁體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是以要我使用繁體字，後來我才知道是他對使用台灣字持有異議使然。
那時我太嫩，思想單純，每去一次先生家回來都要将實情告訴同學。殊料這一“實情告訴”卻給我帶來一些麻煩。出于對我的關心，班裡一位“團幹”告誡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團嗎？共青團員必須具備敏銳的政治嗅覺。吳宓很反動，前年‘四清’運動挨了批，如果你繼續和他攪在一起，就會喪失階級立場，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團幹”所說的這番話，着實把我吓壞了，從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吳宓先生。
“文革”中慘遭迫害
“文革”中的吳宓
1966年中央下達《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燒到西師，甯靜的校園頃刻間沸騰起來。吳宓首當其沖，難逃一劫。據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給吳宓羅織的罪名大抵有這麼五條：一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先生主編《學衡》，竟樹起拂逆時尚、獨領風标的大旗，與魯迅打筆仗。二是在上個世紀舉國上下鬧饑荒的“三年困難”時期，先生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授“何況”一詞的用法時造句說“三兩尚不足，何況二兩乎”。先生使用這句話作例句，被說成是“發洩對現實不滿”，“惡毒攻擊黨的糧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課、寫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鑰匙寫一則遺失啟事，皆用繁體字，從不寫台灣字。台灣字是國家頒布的，不寫台灣字就是“反對黨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經常寄錢給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詩人吳芳吉之子，幫其解決生活困難，不時還周濟個别有“政治曆史問題”、生活窘迫的教師。于是上綱上線，厚誣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錢去養活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五是愛妻鄒蘭芳去世後，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飯時總得多擺一副碗筷來寄托哀思，有時到北碚街上看電影，還要多買一張票放在自己旁邊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歡娛。殊料先生所采用的這些紀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說成“迷戀小資産階級生活情調”。為了抓“現行”，覓“鋼鞭”，中文系革命小将還對吳宓先生實施抄家。可是“戰績”不佳，隻從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煙盒紙記的日記，所記内容全屬“早餐稀飯一兩，饅頭兩個，雞卵兩枚”之類的生活流水賬。“小将”們看了哭笑不得，空着兩手，悻悻離去。
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開展“大揭發大批判”的狂熱時段。我親眼目睹了這麼一些“批判”場景：一是“群醜亮相”，即将包括吳宓在内的全院數十個“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網球場挂黑牌、戴高帽，“坐噴射機”，讓烈日暴曬，一個個被折騰得氣喘籲籲，滿頭大汗，苦不堪言。二是遊街示衆,即押着包括吳宓在内的全院數十個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冊的“黑幫分子”到北碚遊街，進行人格侮辱，如若哪個不低頭或走得慢了點，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開小竈”，即在大禮堂單獨批判吳宓。盡管場内彌漫着濃濃的“火藥味”，先生總是埋着頭，眯着眼，一聲不吭。一位“小将”見先生如此“頑固”，便氣急敗壞地沖上台，揮起皮帶朝他頭上一陣猛抽。他痛苦地用雙手捂住頭頂，看着這位“小将”說：“同學，别打了，已經流血了。”于是幾位“小将”一擁而上，在一片口号聲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學校衛生科去包紮。目睹先生慘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頭十分難過。
1970年，我畢業離開西師，再也未見過吳宓。先生後來的情況，我從中文系老師那裡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據說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中國學界敢于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反對“批孔”的人為數不多，吳宓就是其中一位。聽中文系一位老師講，有一天系裡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有個“造反派”跳起來要吳宓批判孔子的“克己複禮”，殊料這位倔老頭子毫無畏懼地站起來高聲頌揚孔子“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說：“‘克己複禮’是很高的道德标準，林彪是反革命，他永遠做不到！”先生的這席話，弄得全場一片嘩然，搞得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憤憤地罵了聲“老頑固，反動透頂”便離開了。類似這樣在批判會上“攪局”還有一次：有個“造反派”在批判吳宓時罵先生是“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先生聽了十分不滿，馬上站起來：“請問革命同志，這‘不齒’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齒’嘛，就是看不起你這個狗屎堆。”先生聽罷大笑起來：“謬矣，大謬矣，這‘不齒’實為‘不與同列’之意。‘齒’，列也。”批判會結束後，有位好心的老師勸說先生何須與這種不學無術之徒咬文嚼字，先生義正辭嚴地說：“學問大小姑且不論，重要的是辨其真僞，不可讓‘不齒’二字謬種流傳。”在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慘遭蹂躏之時，先生竟能置自己榮辱與生死而不顧，堅持自己的學術思想，堅守中國傳統文化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