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酒
作者：秋瑾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國中左右應該就學過的詩吧，内容大緻如下：不吝惜很多錢去買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換酒也算得上豪邁，革命者要充分愛惜自己的生命，抛灑鮮血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
1907年7月15日淩晨，一位女英雄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年僅32歲。她就是我國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巾帼英雄秋瑾，号“競雄”，别号“鑒湖女俠”。
秋瑾出生在一個重詩禮傳家的官宦家庭。很小受到了良好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她少年時熱情而倔強，最欽佩曆史上的“巾帼英雄”。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本已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叢生。秋瑾救國情切，憤然賦志：“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她在詩文中熱情贊美過花木蘭、秦良玉、沈雲英等多位在古代中國有過巍巍功業的巾帼英雄，立志仿效她們成為振興中華的一代英豪。
1904年，她毅然沖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縛，隻身東渡日本求學。在日本，秋瑾積極地投入了中國留學生的革命鬥争。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後，她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還聯絡當時留日的女同學，組織“共愛會”，自己任會長。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壓迫留日學生，秋瑾憤然回國，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1906年，她由徐錫麟介紹，加入了光複會。她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設立革命機關，并主持《中國女報》，第一個提出建立“婦人協會”的主張，為近代婦女解放吹響了第一聲号角。
1906年，秋瑾傳回紹興，主持大通學堂。大通學堂原為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是光複會訓練幹部、組織群衆的革命據點。在大通學堂，秋瑾為了進一步訓練革命力量，成立了“體育會”，招納會黨群衆和革命青年，進行軍事操練，并積極聯絡浙江各地會黨，組成“光複軍”，推舉徐錫麟為首領，秋瑾任協領，積極地進行起義的籌備工作。
1907年5月，徐錫麟準備在安慶起義，秋瑾在浙江等地響應。但徐錫麟起義計劃洩露。7月6日，徐錫麟倉促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在安慶發動起義，由于準備不足，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也被捕犧牲了。安慶起義的失敗，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區起義計劃完全洩露，形勢十分危急，同志們勸她暫避一時，她決心做中國婦女界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堅決留在大通學堂與前來包圍的清軍作殊死戰鬥。因寡不敵衆，秋瑾不幸被捕，于1907年7月15日英勇就義。
值得一提的是，紹興的地方官山陰知縣李宗嶽不肯對秋瑾用刑逼供，他同情秋瑾，又無能為力，在秋瑾殉難後竟然上吊自盡了，顯示出難能可貴的人的良知。這是人性的震撼，是秋瑾給他的力量，使他毅然放棄生命。那個年代裡，有可恥的告密者，蘸人血饅頭的人，但有了李宗嶽的死，我們還是看見了人性的一點亮色，那不是為了什麼理想、革命，僅僅是人的良心的發現，是人性的力量戰勝了求生的欲望。秋瑾被殺并無确鑿證據，下令殺她的浙江巡撫對此也感到不安，自請調往江蘇、山西，先後被當地人所拒，隻好稱病。紹興知府貴福自請調到安徽也被拒，不知所終。可見人心不服。
秋瑾以一女兒之身而具須眉之膽識。她生前宣傳革命和男女平權，有力地推動了浙江地區革命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漲。而秋瑾為發動起義動員組織起來的新軍、會黨、學生在後來爆發的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曾寫挽聯紀念她：“江戶矢丹忱，感君首贊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
秋瑾不僅提倡女權女學，為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如果說在辛亥革命前關于婦女解放的許多理論還停留在學術探讨和思想啟蒙階段，那麼經過辛亥革命的戰鬥洗禮，将思想觀念付諸現實行動就成了一種曆史的必然。這一時期，除了興女學、辦實業等依然是婦女解放的熱門話題之外，婦女參政也被曆史性地提到了議事日程。
作為第一批為推翻滿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第一位女烈士，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是以後人把她與魯迅、周恩來并稱“紹興三傑”。
魯迅和秋瑾算是同代人，也是浙江紹興同鄉，都具有反對滿清帝制、追求民主的革命思想，他們在日留學期間都積極參與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和浙江、湖南同鄉會的一些集會活動，也都是“同盟會”成員。這兩人因擁有衆多的共同點，起初自然而然地成為很好的朋友。
但是後來魯迅和秋瑾在一些事情上有諸多分歧，漸行漸遠，甚至漸生龃龉也是事實，兩人的朋友關系也就基本終止了。
這兩個人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不同的人生經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從小便經濟窘迫，飽嘗人情冷暖的魯迅，克己自省，嚴肅、冷靜、務實；而自小一帆風順的秋瑾則豪爽奔放。
在救國救民的革命實踐中，秋瑾善于結交，敢說敢幹，特别是行動力超強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緻。她積極登台演講，創辦報刊，發表文宣，并參加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革命性熱門幫會，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實幹派”。
反觀魯迅，他認為醫治人們的内心、思想，遠遠比肉體上的療傷來得重要，在救國救民的民主革命過程中，更多的是以筆和文學作品作為“匕首”和“投槍”做出貢獻，着力于革命理論的探讨和“國民劣根性”的救治為主要着力點。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出台了《關于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客觀地說，該規則的主要宗旨是讓留學生好好學習，限制和限制他們利用留學搞革命活動或者混文憑。
當時日本報社的“标題黨”将《關于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斷章取義為《取締規則》進行報道。留學生們一聽“取締”二字，怒火中燒，立馬抗議！在抗議大會上，分成了兩派，以秋瑾等人為代表的自費生主張退學回國以示抗議，态度相當激進；以陳叔通、汪精衛、胡漢民、許壽裳、朱執信、魯迅等為代表的官派老生不主張退學，被稱為“維持派”。
兩派争論異常激烈，“激進派”甚至組織了“糾察隊”，帶上棍棒武器滿東京巡視，看到清國留學生就威脅他們：“你回不回國？”說“不回國”的，立即遭到群起圍毆。
事實上，當時公認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都擔心衆多具有革命意識的留日學生回國之後，會被清政府一網打盡，他讓汪精衛在東京創辦了“維持會”，規勸留學生不要跟風回國、盡快回歸課堂、恢複學業。
據說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上，秋瑾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随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其實，這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日本人永田圭介在其著述中的誤傳。據秋瑾的學生徐雙韻在《記秋瑾》中說所述，在1905年到了12月底，秋瑾作為“退學派”的中堅決定退學回國，浙江留學生同鄉會為她召開送行會。在會上，秋瑾慷慨陳詞，并随手從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講台上立誓：“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當然，誤傳的原因也是魯迅曾經拒絕像“黑社會”馬仔一樣，不顧一切地聽從組織安排去搏命，魯迅曾回憶：“我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曾經被指令去暗殺。但是我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後丢下母親，我問母親怎麼處置。他們說擔心死後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正是因為此事，受到主張激烈手段的秋瑾等人的誤解和攻擊！性命都托付給“組織”了，魯迅要求“組織”對老娘如何處置有個“說法”卻得不到，這個也太勉為其難了！
不管孰是孰非，魯迅和秋瑾在革命的大目标上是一緻的，但是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分歧很大，是以漸生龃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兩人最後形同陌路，不再往來。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先生有一本書《金融可以颠覆曆史》，這裡面講到，鐵路 與金融啟動了現代中國的産業革命，而一張鐵路債券誘發了辛亥革命。
1876年6月30日，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上海河南路橋—吳凇口，14.5公裡）通車，英國怡和洋行按照英國窄軌技術修建了一條鐵路，運作一年後由清政府贖回拆除，，拆除的原因除了這條鐵路是英國未經中國同意私自修築的，還和周邊群眾在土地權力上發生了許多的沖突有關，加上鐵路通車一個月之後就壓死了一名中國士兵，中英經過磋商後就拆除了，鋼軌車輛運往台灣準備修建縱貫鐵路，但後來廢棄。
修築鐵路需要大量資本，但是清政府也沒錢，清末的鐵路政策經曆過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這三個階段。在合股官辦時期，隻能向外國借，就是清政府發行的以政府信譽和鐵路權益作為條件發行的債券，并承諾利息發行的有價憑證，就是債券；由于大舉借債，不但喪失了路權連主權也一并喪失。1903年起，随着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清政府開始從洋人手裡贖回路權，轉由民間集資商辦。到1911年，大清又以“鐵路乃政權所系，故不能永屬民間”為由，想要再次翻盤收到中央。
而執行鐵路國有政策的就是在中國鐵路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工業史上，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是盛宣懷。有學者統計，清朝共修築鐵路9100公裡，其中3962公裡是外國人修築并經營的，中國自築的鐵路5100公裡（含政府籌款修築的4465公裡，商辦鐵路657公裡），而盛宣懷督辦築成的路2254公裡，占政府籌資修鐵路的近一半。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盛宣懷，科舉不第，隻能給李鴻章當助手。李鴻章倡議修鐵路，建電報局、輪船局。盛宣懷作為李鴻章的助手跟洋人打交道，他在鐵路、礦山、電報、輪船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李鴻章（後期是張之洞）的指揮下獲得的。可以說，李鴻章、張之洞是決策者，盛宣懷隻是個執行者。
滿清末年，袁世凱遭到排擠，張之洞病逝，盛宣懷這個官商倒成了載沣的心腹。在專家看來，他這種商人思維有兩個明顯的弱點：
第一，沒有政治原則，隻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曾幾何時，他反對鐵路國有化，力陳商辦的諸多好處。此時，他又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把鐵路收上來，顯然這都是因為“位子”變了。
第二，迷信金錢以及以金錢為目的的商業規則。在他的思維裡，一切事情都由錢而起的，因而也能用錢解決。在他一生中，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商業談判，而要想在商業談判中取得成功，首先是隐藏好“底價”，然後再頑強地讨價還價。
當清政府想将鐵路收歸國有，再向外資進行抵押融資的過程中，盛宣懷針對不同省份的情況制訂了不同的方案：廣東省：傳回股東投資原值60%的現銀，餘下40%轉成國家無息債券，日後擇期還清；湖南省、湖北省：商股全部按原值返還現銀，另外少量的米捐、租股轉成國家保利股票。
此方案一出，基本上平息了粵、湘、鄂三省的保路風潮。最早鬧起來的湖南，既然領到了全額現銀，就不鬧事了。盛宣懷能“照顧”這三個省，主要是因為兩湖返還現銀很少，各省隻有二百多萬兩，不給也沒太大意義。至于廣東，等于打了六折，朝廷顯然占了便宜。
四川的情況與其他三省不同：一是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了1400萬兩的股款本，是以強制方式、“值百抽三”地從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餘萬四川男女，股東代表就是百餘州縣的大小紳商。已經集到的路款達1000萬兩之巨，即便經曆了A錢與股災風波，賬上仍餘700多萬兩現銀；二是這些錢中有76%屬于“租股”乃是地方政府靠攤派農民強征而來的。
盛宣懷對待川漢鐵路的态度就與其他三省不同。川漢鐵路的問題，實質是那700多萬兩剩餘資金歸四川還是歸中央的問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問題，是以，他堅持用官訂價格強制将民營鐵路國有化。
同時，盛宣懷又在北京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北、湖南兩省境内粵漢鐵路，湖北境内川漢鐵路借款合同》，通過“湖廣鐵路債券”借款600萬英鎊，由四國均分承擔，以兩湖厘金及鹽厘稅捐作抵押，并聘用英國、德國、美國總工程師各一名，分别修造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至此，上述本來屬于民辦的鐵路，被清政府強行收走，并将鐵路收益權抵押給外國人。
清政府的這一草率和霸道行徑，遭到民間資本的強烈反對，各省于是成立保路同志會，以“破約保路，維護完全商辦”為宗旨，抗議清政府出賣路權，後發展成為大規模的保衛路權運動，四川則成為保路運動發展最為迅速、激烈的地區。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衆所周知：四川谘議局緻函四川總督趙爾豐，要求轉奏朝廷暫緩接收川漢鐵路。但是，清廷非但不順應輿論和民情，反而下令趙爾豐彈壓，最終釀成“成都血案”。由此，保路運動發展成為各地群衆的武裝反抗，同盟會乘機組織同志軍在各地發動起義，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趙爾豐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軍入川協助鎮壓，造成武漢地區兵力空虛，籌劃已久的革命黨人乘機起義，武昌終于得手，辛亥革命從此啟動并大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