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
作者：秋瑾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初中左右应该就学过的诗吧，内容大致如下：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一位女英雄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2岁。她就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巾帼英雄秋瑾，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
秋瑾出生在一个重诗礼传家的官宦家庭。很小受到了良好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她少年时热情而倔强，最钦佩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丛生。秋瑾救国情切，愤然赋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在诗文中热情赞美过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多位在古代中国有过巍巍功业的巾帼英雄，立志仿效她们成为振兴中华的一代英豪。
1904年，她毅然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秋瑾积极地投入了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她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学，组织“共爱会”，自己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6年，她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她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1906年，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秋瑾在浙江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泄露。7月6日，徐锡麟仓促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同志们劝她暂避一时，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于1907年7月15日英勇就义。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的地方官山阴知县李宗岳不肯对秋瑾用刑逼供，他同情秋瑾，又无能为力，在秋瑾殉难后竟然上吊自尽了，显示出难能可贵的人的良知。这是人性的震撼，是秋瑾给他的力量，使他毅然放弃生命。那个年代里，有可耻的告密者，蘸人血馒头的人，但有了李宗岳的死，我们还是看见了人性的一点亮色，那不是为了什么理想、革命，仅仅是人的良心的发现，是人性的力量战胜了求生的欲望。秋瑾被杀并无确凿证据，下令杀她的浙江巡抚对此也感到不安，自请调往江苏、山西，先后被当地人所拒，只好称病。绍兴知府贵福自请调到安徽也被拒，不知所终。可见人心不服。
秋瑾以一女儿之身而具须眉之胆识。她生前宣传革命和男女平权，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地区革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而秋瑾为发动起义动员组织起来的新军、会党、学生在后来爆发的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写挽联纪念她：“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秋瑾不仅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关于妇女解放的许多理论还停留在学术探讨和思想启蒙阶段，那么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将思想观念付诸现实行动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时期，除了兴女学、办实业等依然是妇女解放的热门话题之外，妇女参政也被历史性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作为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第一位女烈士，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后人把她与鲁迅、周恩来并称“绍兴三杰”。
鲁迅和秋瑾算是同代人，也是浙江绍兴同乡，都具有反对满清帝制、追求民主的革命思想，他们在日留学期间都积极参与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的一些集会活动，也都是“同盟会”成员。这两人因拥有众多的共同点，起初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后来鲁迅和秋瑾在一些事情上有诸多分歧，渐行渐远，甚至渐生龃龉也是事实，两人的朋友关系也就基本终止了。
这两个人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不同的人生经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性格，从小便经济窘迫，饱尝人情冷暖的鲁迅，克己自省，严肃、冷静、务实；而自小一帆风顺的秋瑾则豪爽奔放。
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实践中，秋瑾善于结交，敢说敢干，特别是行动力超强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积极登台演讲，创办报刊，发表文宣，并参加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革命性热门帮会，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
反观鲁迅，他认为医治人们的内心、思想，远远比肉体上的疗伤来得重要，在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更多的是以笔和文学作品作为“匕首”和“投枪”做出贡献，着力于革命理论的探讨和“国民劣根性”的救治为主要着力点。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客观地说，该规则的主要宗旨是让留学生好好学习，约束和限制他们利用留学搞革命活动或者混文凭。
当时日本报社的“标题党”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断章取义为《取缔规则》进行报道。留学生们一听“取缔”二字，怒火中烧，立马抗议！在抗议大会上，分成了两派，以秋瑾等人为代表的自费生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态度相当激进；以陈叔通、汪精卫、胡汉民、许寿裳、朱执信、鲁迅等为代表的官派老生不主张退学，被称为“维持派”。
两派争论异常激烈，“激进派”甚至组织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巡视，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遭到群起围殴。
事实上，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都担心众多具有革命意识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他让汪精卫在东京创办了“维持会”，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
据说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其实，这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日本人永田圭介在其著述中的误传。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在《记秋瑾》中说所述，在1905年到了12月底，秋瑾作为“退学派”的中坚决定退学回国，浙江留学生同乡会为她召开送行会。在会上，秋瑾慷慨陈词，并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立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当然，误传的原因也是鲁迅曾经拒绝像“黑社会”马仔一样，不顾一切地听从组织安排去搏命，鲁迅曾回忆：“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正是因为此事，受到主张激烈手段的秋瑾等人的误解和攻击！性命都托付给“组织”了，鲁迅要求“组织”对老娘如何处置有个“说法”却得不到，这个也太勉为其难了！
不管孰是孰非，鲁迅和秋瑾在革命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策略上分歧很大，所以渐生龃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两人最后形同陌路，不再往来。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先生有一本书《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这里面讲到，铁路 与金融启动了现代中国的产业革命，而一张铁路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1876年6月30日，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上海河南路桥—吴凇口，14.5公里）通车，英国怡和洋行按照英国窄轨技术修建了一条铁路，运行一年后由清政府赎回拆除，，拆除的原因除了这条铁路是英国未经中国同意私自修筑的，还和周边民众在土地权力上发生了许多的冲突有关，加上铁路通车一个月之后就压死了一名中国士兵，中英经过磋商后就拆除了，钢轨车辆运往台湾准备修建纵贯铁路，但后来废弃。
修筑铁路需要大量资本，但是清政府也没钱，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过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这三个阶段。在合股官办时期，只能向外国借，就是清政府发行的以政府信誉和铁路权益作为条件发行的债券，并承诺利息发行的有价凭证，就是债券；由于大举借债，不但丧失了路权连主权也一并丧失。1903年起，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清政府开始从洋人手里赎回路权，转由民间集资商办。到1911年，大清又以“铁路乃政权所系，故不能永属民间”为由，想要再次翻盘收到中央。
而执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就是在中国铁路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是盛宣怀。有学者统计，清朝共修筑铁路9100公里，其中3962公里是外国人修筑并经营的，中国自筑的铁路5100公里（含政府筹款修筑的4465公里，商办铁路657公里），而盛宣怀督办筑成的路2254公里，占政府筹资修铁路的近一半。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盛宣怀，科举不第，只能给李鸿章当助手。李鸿章倡议修铁路，建电报局、轮船局。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助手跟洋人打交道，他在铁路、矿山、电报、轮船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李鸿章（后期是张之洞）的指挥下获得的。可以说，李鸿章、张之洞是决策者，盛宣怀只是个执行者。
满清末年，袁世凯遭到排挤，张之洞病逝，盛宣怀这个官商倒成了载沣的心腹。在专家看来，他这种商人思维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没有政治原则，只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曾几何时，他反对铁路国有化，力陈商办的诸多好处。此时，他又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把铁路收上来，显然这都是因为“位子”变了。
第二，迷信金钱以及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规则。在他的思维里，一切事情都由钱而起的，因而也能用钱解决。在他一生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商业谈判，而要想在商业谈判中取得成功，首先是隐藏好“底价”，然后再顽强地讨价还价。
当清政府想将铁路收归国有，再向外资进行抵押融资的过程中，盛宣怀针对不同省份的情况制订了不同的方案：广东省：返回股东投资原值60%的现银，余下40%转成国家无息债券，日后择期还清；湖南省、湖北省：商股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另外少量的米捐、租股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此方案一出，基本上平息了粤、湘、鄂三省的保路风潮。最早闹起来的湖南，既然领到了全额现银，就不闹事了。盛宣怀能“照顾”这三个省，主要是因为两湖返还现银很少，各省只有二百多万两，不给也没太大意义。至于广东，等于打了六折，朝廷显然占了便宜。
四川的情况与其他三省不同：一是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已经集到的路款达1000万两之巨，即便经历了贪污与股灾风波，账上仍余700多万两现银；二是这些钱中有76%属于“租股”乃是地方政府靠摊派农民强征而来的。
盛宣怀对待川汉铁路的态度就与其他三省不同。川汉铁路的问题，实质是那700多万两剩余资金归四川还是归中央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问题，所以，他坚持用官订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时，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通过“湖广铁路债券”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抵押，并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至此，上述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被清政府强行收走，并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遭到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各省于是成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四川则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四川谘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下令赵尔丰弹压，最终酿成“成都血案”。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地发动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武昌终于得手，辛亥革命从此启动并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