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彥新 史進平
《中國青年》是大陸現存創刊最早、曆史最悠久的期刊。她經曆了大革命時期上海灘的血雨腥風,飽嘗了延安時期的艱苦歲月,在黎明前的西柏坡第二次複刊。十年浩劫中黯然消逝,經曆了12年的陣痛和嬗變,在改革開放的大潮裡第三次破土。在長達近百年的生命長河中,《中國青年》始終肩負曆史賦予的神聖使命,站在時代的最前沿,獨領風騷,鑄就了現代中國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
黃浦江畔：《中國青年》呱呱墜地
血雨腥風裡年輕的生命蹒跚倒地
二十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思想的引導下，1920年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擔任書記，成為中國革命史上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伴随着革命的潮聲，次年7月中國共産黨也在上海宣告成立。1922年1月1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在北京創刊，由鄧中夏、劉仁靜主編。這是《中國青年》的前身，創刊号至第三期由北京團組織主辦，同年4月，刊物遷至上海，改由上海團的臨時中央主辦，施存統任主編，蔡和森、高君宇也參與了編輯工作。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後，從第八期開始，《先驅》改由團中央執行委員會主辦。一直到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25期。《先驅》的出版發行，對擴大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影響，加強對團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統一全團的思想起到積極的作用。
1923年8月，團中央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創辦《中國青年》作為團中央的機關刊物。
◆《中國青年》周刊在上海創刊。
在團中央的指導下，《中國青年》于10月20日誕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為周刊，32開本，鄧中夏題寫了刊頭。《中國青年》的誕生創造了一種特立獨行的輝煌，它震耳欲聾的呼叫讓無數顆年輕的心怦然而動。第一任主編是恽代英，編輯者為林育南、鄧中夏、蕭楚女、任弼時、張太雷、李求實等。《中國青年》誕生起就有着獨特紅色背景，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它的戰鬥色彩幾乎是一種天然。其創刊時期對革命的号召源自這些革命者本身。經常發行1萬多份，最多時2萬份。在發刊詞中宣稱，它是“為中國一般青年服務的”，是供給青年以“忠實的友誼的刊物”，它要引導一般青年到活動的、強健的、切實的路上。
《中國青年》是“五四”以後最早提倡“革命文學”的刊物之一。它的前身《先驅》,早在1922年2月就設定“革命文藝”欄。《中國青年》創刊後，陸續發表有關文學問題的文章近30篇,引導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工農群衆，投身革命鬥争,培養革命感情,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反對個人享樂與頹廢悲觀的傾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澤民《青年與文藝運動》,中夏《貢獻于新詩人之前》《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楚女《藝術與生活》《〈中國青年〉與文學》,張刃光《中國所要的文學家》等。這些文章把文學看作是“儆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的一種“最有效用的工具”（《貢獻于新詩人之前》），對革命文藝思想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除譯載高爾基等俄蘇作家的作品外，《中國青年》也發表過一批較好的革命文學創作，如瞿秋白的《那個城》，朱自清的《贈友》，趙聲的《遺詩》，紹吾的《我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山巅》,吳雨銘的《烈士集》（組詩，共65首）,一聲的《奴隸們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詩》，光赤的《瘋兒》等。第144期還以《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為題，譯載列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産生了良好的影響。
在大革命時期，《中國青年》是辦得最出色、影響很大的刊物之一。刊物重視青年的要求，從内容到形式，适合青年的需要，是《中國青年》的特色。提出它所需要的是“有益而有味的稿子”。它編排得生動活潑。《中國青年》在一段時間裡每期都有《本期研究題目》，啟發讀者思考。每當寒暑假開始時，它就對學生們提出建議。回家做些什麼事情，看些什麼書，思考些什麼問題等等。它所載文字，一般都是明白流暢的，并有圖畫、詩歌、小說等。它同讀者建立了直接聯系，組織讀報組開展讨論。許多青年就是從閱讀《中國青年》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們稱贊它為“良師益友”。胡喬木回憶起當年《中國青年》對自己的引導時，還充滿感激，他說：“我第一次接觸《中國青年》後，才接觸到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
◆1923年10月20日，《中國青年》作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秘密誕生，這是《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
《中國青年》發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時而公開發行,時而秘密傳遞。從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國青年》共出刊170期。共産黨員恽代英、蕭楚女、林育南、任弼時、鄧中夏、張太雷、李求實等先後擔任主編。大革命失敗後，由于上海辦刊條件惡劣，10月被迫停刊。停刊後，1927年11月至1932年，曾先後改用《無産青年》《列甯青年》等名稱秘密出版。
延河水邊：《中國青年》一度複刊
艱苦的戰争環境當中飛的翅膀再度折斷
1939年4月，春天的陽光安靜地灑在黃土高坡，為迎接五四運動20周年，《中國青年》在延安複刊。複刊後的《中國青年》作為1938年10月成立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簡稱“青委”）的機關刊物，由全國青年聯合會延安辦事處宣傳部主辦。時任青委宣傳部長的胡喬木，成為《中國青年》的主編。毛澤東第一次為這本刊物題寫了刊名。這時的《中國青年》多了一份沉穩，少了些火氣。在《發刊詞》中提出了《中國青年》五項任務：動員青年參加抗戰；促成全國青年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中國勞動青年和各進步青年團體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幫助青年學習和表揚中國青年在抗戰中的英勇業績。延安時期的《中國青年》隻出版到第8期後就無法維持半月刊的周期，紙張、印刷材料的貧乏使這本32開40頁左右的雜志常常無法按期出版。
這時的《中國青年》更有了一些專業的色彩，它的編輯也開始由職業宣傳工作者和文化人擔任，比如後來著名的出版家韋君宜就在這時走進了《中國青年》。盡管經濟的困難影響着《中國青年》的出版，但是它畢竟是在革命政權的中心地帶，那種創刊時期每天都有的對生命的威脅不存在了，在《中國青年》上看到的不再是急切的呐喊和激烈的抨擊，而是多了一些工作的研究和對選題的探讨。在延安時期的《中國青年》最值得驕傲的是它的那份作者名單，如毛澤東、朱德、張聞天、任弼時、王明、吳玉章、李富春等，幾乎囊括了當時共産黨的進階上司人。但是，紙張和印刷材料的缺乏使《中國青年》的出版顯得異常艱難，另一方面，它的發行也面臨着極大的問題，很難傳遞到敵後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地區。到1941年3月的第5期，《中國青年》終因無力繼續出版而停刊。
《中國青年》在延安的不到兩年間，胡喬木為該刊寫了許多文章，如《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嚴重注意投降妥協的言論》《關于新教育的二三事》《讀蔣委員長告全國青年書》《反迷信提綱》等，體裁多樣，内容豐富。這些文章充分顯示出胡喬木出衆的寫作能力，他以自己卓然的文采，為延安時期的《中國青年》增添了光彩。
那一段時間，在胡喬木的指導下，《中國青年》還發表了許立群、董純才、陳企霞、王學文、劉慕、嚴文井等人的文章，還把張聞天過去創作的小說《飄零的黃葉》也刊登了，甚至發表了學理性頗濃的雜文，如《論土地之鹽》等，使《中國青年》在當時延安出版的雜志中，呈現出從沒有過的新鮮面貌。
正是胡喬木的不懈努力，他的才華受到毛澤東的注意，進而促成了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折。
胡喬木在《中國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發表了《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此文被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看到了，他認為有獨特的見解，極為贊賞，就推薦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後，說：“喬木是個人才。”也就是從這時起毛澤東就注意到了胡喬木。而此時，毛澤東正在編“黨書”，感到人手不夠，需要充實力量。于是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增加秘書處人員。在讨論人選時，毛澤東親自點“将”胡喬木。就這樣，胡喬木來到毛澤東身邊，開始了他那長達25年的秘書生涯。
滹沱河畔：《中國青年》二度複刊
在迎接新中國的曙光的歲月裡破繭化蝶
曆史到了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對青年工作作出了兩項重大決策：籌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恢複《中國青年》雜志。建團和複刊工作由任弼時同志負責。楊述任社長，韋君宜擔任複刊後的《中國青年》主編。
離西柏坡僅三四公裡的夾峪村，是一個依山傍水，僅有一百多号人的小山村。複刊工作從1948年8月份在這裡開始籌備，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稿件，編輯部的同志都分攤了寫稿任務。當時，編輯有楊述、江明、邢方群、黎力、楊慧琳等。
◆1948年12月出版的《中國青年》雜志第一期。
複刊前，編輯部的同志都想請毛主席給題個刊名，可當時面臨的形勢又那麼嚴峻，全國就要解放了，主席又有那麼多事要做，同志們都擔心主席沒有時間。最後，讓馮文彬去的西柏坡找毛主席。很快就把主席題寫的刊頭拿回來。同時，毛澤東還把“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作為代發刊詞刊登在第一期上。這個刊名題字一直用了17年之久，直到 1966年“文革”開始前，毛主席才為《中國青年》題寫了新的刊名。
任弼時對《中國青年》的複刊非常關切，刊物的編輯方針、計劃和第一期的全部稿件，都經他親自審閱。籌備建團的負責人馮文彬原決定要在第一期上發表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什麼》的文章，準備登報的要目裡有這一篇。但是，到付印的時候，這篇文章還需要修改，臨時抽下來了。當時，任弼時就認為：《中國青年》的發刊，乃是建團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步驟。第一期沒有一篇解釋團的性質的中心文章，顯得刊物缺乏力量。後來終于因為準備出刊的日子已經很久，還是如期出刊了。任弼時對這件事提出了批評：我們沒有能盡我們最大的能力，把刊物品質做到盡可能高的地步，這還是工作中的一個缺點。那家登廣告的報社遠在石家莊，雜志社派去登廣告的人又沒有接到編輯部的通知，就把廣告發到報社登出來了。任弼時對此很關心，說：“這不行，你們預告給讀者，有這一篇。實際上沒有。這就是對讀者的失信!一個刊物決不應該這樣做的!”後來編輯部遵照任弼時的意見，在第一期封底臨時增印了一則啟事，說明這件事的原委。任弼時對工作的嚴肅認真深深教育了編輯部的同志。
當時，胡喬木不再任主編，但他仍心系《中國青年》，關心編輯們的成長，指導他們寫作。有一次他給做文字工作的幹部們講寫作知識，拿了毛澤東寫的一篇新聞稿做範例，作了怎樣開頭、怎樣照顧全文、怎樣結尾等方面的分析。時任《中國青年》主編的韋君宜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就把自己的記錄稿整理出來，标上标題《寫作範例——一則新聞》，想在《中國青年》上發表。寫好後，她拿着稿子去找胡喬木。她覺得這篇文章不能說是她的，應當表明是胡喬木的，就署上了個名字“聽橋”。胡喬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處作了修改，講了改的道理，然後說：“橋怎麼能聽？”提筆改為“聽樵”，發出來了。
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夾峪村正式出版。1949年的第四期稿子已經編好，還沒來得及印刷，就奉命遷往北平。
大紅牆下：《中國青年》三度複刊
伴随着新中國改革開放腳步
一路風雨走來
《中國青年》遷入北京後，迅速成長，引領着時代的潮流。然而，1966年“文革”開始後，《中國青年》進入了第三次長達12年的停刊期，直到1978年的第三次複刊。沉寂了12年後的複刊猶如一次涅槃，1978年的《中國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創刊時有過的激情和勇氣成就自己在中國新聞史上驚世駭俗的業績。
然而她的複刊卻經曆了其他國内刊物不能比拟的周折和磨難。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決定《中國青年》雜志要積極準備，在團代會前後複刊。
胡耀邦是團中央老上司，當時已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仍然一直關心着《中國青年》的複刊工作。1978年7月5日，編輯部分别給胡耀邦和原團中央書記處老上司胡克實、王偉和邢崇智等同志寫信。信中懇切地說：“各地對《中國青年》複刊期望很大，我們感到壓力。希望和上司同志近期面談一次，聽取指點。”
胡耀邦盡管很忙，但第二天就回複說，同意面談一次。7月7日上午，關志豪帶着複刊籌備小組同志登門拜訪。這次來到胡耀邦家，看到胡耀邦雖然很勞累，卻精神昂揚、熱情招呼，大家感到格外親切。
在彙報第一期的設想和要目時，談到《破除現代迷信》的文章，胡耀邦十分贊同。他說：“你們要用通俗的辦法，理論聯系實際的辦法來撰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基本的東西。過去總想站在全黨的立場上論述階級鬥争，現在有的同志文章寫出來自己都不懂，或者不聯系實際。如果這個問題搞不清楚，什麼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那是吹牛皮。”
談到典型宣傳時，胡耀邦表示這兩方面的先進青年都應該宣傳。他說：“要優先宣傳反‘四人幫’的青年英雄人物。一年都宣傳不完，你們可以開設一個欄目，叫反‘四人幫’青年英雄譜，複刊後可以連續報道，開出名單來，報道10個20個都不算多，這才能反映出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風貌。當然，要搞确實。要引導他們繼續前進，不要捧殺他們。”他又說：“雜志不要像《人民日報》那樣，站在全民的角度來批‘四人幫’。要搞那些具體的事例、具體的典型，批判‘四人幫’對青年的毒害和危害。究竟是誰愛護青年，這個問題要搞清楚。”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取消全國範圍内的紅衛兵組織，決定10月中旬召開共青團“十大”。團中央“十大”籌委會決定，《中國青年》雜志定于1978年9月11日正式出刊，迎接共青團“十大”。
按照整體的設計，還要編輯一組《天安門革命詩抄》。當時社會上廣為流傳的《天安門革命詩抄》，也是被“四人幫”定性為“反動詩詞”，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同志們，冒着生命危險在天安門廣場抄錄和收集。粉碎“四人幫”不久，他們就用共同筆名“童懷周”，即“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編輯，自費印刷成書，頗受廣大群衆歡迎。宋文郁、陳漢濤和陳端民三次走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同“童懷周”的代表李先輝、汪文風、白曉朗等同志商談，他們當即表示同意。為了順利通過審查，進行了巧妙“包裝”，沒有采用《天安門革命詩抄》的題目，而是改用《青年革命詩抄》為标題，但在大标題左側占三分之二字段置的題圖，畫的是高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人群與花圈的海洋；右側署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并突出“童懷周”的名字。
為了慎重起見，編輯部将“本刊特約評論員”文章和報道韓志雄的長篇通訊的小樣，再次送給胡耀邦審閱，請他把關提意見。胡耀邦的秘書很快回電話說，第一篇關于破除現代迷信的文章，耀邦同志看過了，認為觀點是站得住的。第二篇報道韓志雄的長篇通訊，耀邦同志說不看了，特意叮囑說“重要的是你們一定要把所寫的事實重新核對準确”。
編輯部遵照送審程式的規定，将全部清樣送給團中央“十大”籌委會主任韓英和各位副主任審閱。他們都未提出異議。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國青年》複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繼承了傳統風格，又以新時代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廣大青年面前。
正當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歡愉中，情況突變！9月10日下午，主管工青婦群團工作的中央上司打電話給共青團“十大”籌委會主任韓英，指出複刊第一期《中國青年》有問題。主要是四條：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麼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志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 “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怎麼又出來了？
4、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鑒于事态發展非常嚴重，團中央書記韓英當即代表籌委會宣布：“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發，等待研究處理。”到讀者手裡的4.1萬份将來要用新出的刊物換回來。
為此，編輯部連夜給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等四位副主席分别寫信，說明情況，懇請恢複正常發行。
9月11日上午，編輯部将上述報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給華國鋒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時抄送共青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韓英召集雜志社部主任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主管中央上司對這期刊物處理的四點意見：由汪東興副主席去請華主席題詞；增加新發表的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的“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 ”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
關志豪和其他幾位同志一再申述，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我們都可以趕印加頁；但要删改《革命何須怕斷頭》和《青年革命詩抄》文章非常困難，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響。但是，編輯部的意見被拒絕了。
9月14日，編輯部将信又再次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華國鋒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時呈送團“十大”籌委會。與此同時，編輯人員通過各種管道、用各種方式向葉劍英、鄧穎超、陳雲、王震等同志申訴，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發行。
9月14日下午，團中央“十大”籌委會通知雜志社，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以上幹部開會。晚上8點，大家準時到新疆廳等候。晚上8時15分，中央主管上司在秘書的陪同下走進大廳。落座後，首先批評雜志社無組織無紀律，沒有經過他審查，《中國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主管上司一口氣批評了幾個小時，越到後來口氣越和緩，從“居高臨下”變成為“彼此商量”，說：“華主席讓我和你們商量，一是不動，就照你們的意見辦，毛主席詩詞不登，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都不動。”韓英代表大家表态：“我們感謝華主席和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就按照您說的第二條意見辦，把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及照片都放進去，其他的都不動。”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時針正指在0時50分，回到雜志社已是15日淩晨1點半。
最後解決的結果在客觀上産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這場風波帶來的這一特殊效應，赢得廣大人民群衆空前熱烈的歡迎，這期刊物270萬份在全國各地迅速争購一空，又加印了30多萬份，創下曆史最高紀錄！10月21日，新華社發表題為《發揚敢于講真話講真理的戰鬥風格》的消息，專門報道了《中國青年》複刊的盛況。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援：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