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1980年第五期刊登署名“潘曉”的來信網絡截圖
2017年8月23日，魏祥到清華大學報到 攝影/本報記者 郝羿 時代
廣大青年要肩負曆史使命，堅定前進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努力成為堪當民族複興重任的時代新人，讓青春在為祖國、為民族、為人民、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放絢麗之花。
——2021年4月19日，習近平在清華大學考察時的講話
全國廣大青年要牢記黨的教誨，立志民族複興，不負韶華，不負時代，不負人民，在青春的賽道上奮力奔跑，争取跑出當代青年的最好成績！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座談上的講話
廣大青年要争做堪當民族複興重任的時代新人，在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時代洪流中踔厲奮發、勇毅前進。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座談上的講話
從潘曉的人生路窄到魏祥的足夠相信
一條紅船，在曆史的長河中駛來；星星之火，凝聚成照亮黑暗的光束。中國共産黨締造的共青團，已經走過了100年征程。這100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鬥、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國青年用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從百年空谷足音中，我們聽到了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五四”運動的呐喊；我們看到了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全國第一支青年突擊隊揮汗如雨的豪情；我們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青年學子們在 “挑戰杯”裡孕育的“闖與試”；我們更是被“青創北京”、“揭榜挂帥”這些創新機制帶上了新時代奔騰向前的列車……
青春的船兒，怎樣才能避免像無舵之舟漂泊不定？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答案似明燭照路：那就是青年要“志存高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一個“志”字，道盡了青年對理想的思考和對責任的诠釋。如果用前者為經，用後者為緯，請允許我們把曆史的坐标聚焦在兩個相隔37年的青年身上。他們，彼此雖身處不同的曆史條件，但都在苦苦探尋人生旅程的新起點；他們，雖然閱曆毫不相同，卻都經曆了巨大的苦難甚至生活的磨難，最後獲得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感悟。從他們的人生經緯中，可以觸碰到青年與時代的互動案例，可以感受到青年與家國的深沉情愫。
跨越時代的思想碰撞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長信刊登在《中國青年》雜志上。信中用沉重、幽怨、郁悶、誠摯、激憤的筆觸書寫了人生的痛苦和創傷，甫一發表，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内關于人生觀的大讨論。
信中講述了原本對人生充滿美好憧憬的作者潘曉（後來證明“潘曉”是當時兩位青年的名字拼合而成）被“人生醜惡、猙獰的面目”打擊，卻仍然執着于“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以及尋求過程中的種種困惑。信中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别人”的倫理命題，并發出“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的感歎。
這次讨論引發了空前的熱度，《中國青年》5月1日發行，14日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讨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到6月9日，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讨論稿。
這次讨論标志着青年人對人生的獨立思考。《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贊這場讨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志式的談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也就此肯定“隻有了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隻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當然也有大量的聲音将潘曉的來信上升為“階級鬥争新動向”，甚至有人寫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
讓我們把曆史的鏡頭再推進到跨世紀的2017年——來自“苦甲天下”的甘肅定西、患有雙下肢殘疾又自幼失去父親的18歲青年魏祥，用聯考648分的優秀成績即将叩開清華大學的校門。但在與清華甘肅招生組溝通時，由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入學還有不确定性，魏祥主動向清華招辦緻信陳情，講述了自己十多年來奮力求學同時被母愛呵佑的經曆，也“懇切希望清華大學能夠給我母子倆幫助解決一間陋宿，僅供我娘兒倆寄身而已”。清華招辦随即向他公開回信，表示将妥善為其解決後顧之憂，并在信末尾鼓勵道：“我們想對在求學路上荊棘叢生的學子們說：人生實苦，但請你足夠相信！”這個真實的勵志故事，當時一經《北京青年報》及旗下公号“教育圓桌”報道，旋即讓萬千網友淚目，不到兩天的點選量就達到870多萬，兩萬多網友在評論區的讨論感人肺腑——有的贊歎清華的師德“讓人熱淚盈眶”，同時更感動于“這位學生及其母親的毅力”；有的讀完此文“已經情不自禁淚流滿面，向自強不息的魏祥同學緻敬！向魏祥的媽媽緻敬！”；有的說“看哭了，相信有很多企業可以資助魏祥完成學業”；有的說“讀完兩行淚，卻給人一種内心迸發而出的精神力量”……
如果說對理想的思考是青年人的精神涅槃，那麼敞開心扉的大讨論則始終是一種青年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不管是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怎樣為光明的中國貢獻青春”的大讨論，還是新時代像魏祥一樣的勵志青年引發的讨論，雖然因跨越時代而載體不同，但都是“沉浸式”的，其交流的本質、思想的碰撞、推動時代向上向善發展的原生動力從未改變。
“潘曉”的“三苦”和魏祥的“三福”
如果今天再來審視“潘曉”和“魏祥”，站在曆史的坐标系上，我們可以看到兩位熱愛思考的青年所帶來的不同時代特征，那就是“潘曉”的“三苦”和魏祥的“三福”。
潘曉的第一苦是“碰壁之苦”。為了尋求人生的意義，他看書，卻總是從概念到概念，找不到書本以外的現實的回應；他求教他人，卻總是覺得空洞不着邊際，覺得周圍的同僚用現實利益掩蓋了一切。
潘曉的第二苦是“務虛之苦”。他常常思考而不得，于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用概念求解概念，用書本求解現實，于是發出了“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的靈魂拷問。
潘曉的第三苦是“方向之苦”。在經過特殊曆史時期的心靈創傷之後，在思想禁锢尚未完全破除、求真務實還沒有蔚然成風的時代前夜，潘曉苦苦思考的人生困惑，實質上是一個時代的苦悶在一個青年個體上的投影。他的“方向之苦”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
而新時代的魏祥相對應地卻有“三福”。一是“融合之福”。一個殘障人士看似無法參與的運動會，魏祥卻成為了坐在輪椅上搖旗的“隊列指揮官”，“我們不希望他感覺到自己和别人有什麼不一樣”，班主任魏亞軍接受北青報采訪時的話語生動闡釋了教育學意義上“平等”的内涵——那就是殘健融合、愛心如水、壁壘消融。
二是“實在之福”。魏祥的青春曆程中似乎并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的臉蛋兒貼在媽媽的後背上冒雨去上課；他解出了一道實體難題分享給同學；他在床頭反複按下按鍵悉心感受那首《感恩的心》……這些事唯其“小”，才更顯得“實”。“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魏祥從不務虛，在求學奮進的路上，他每天把握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愛、實實在在的奮進、實實在在的點滴積累。
三是“感恩之福”。單身母親12年如一日送兒子魏祥上下學是一種“養育之恩”；同學默默将魏祥的長條凳換成靠背椅是一種“知遇之恩”；善于發現并發揮魏祥特長的班主任老師是一種“伯樂之恩”……當感恩的種子在心裡漸漸發芽，向上向善就是他成長的方向。
兩位青年對時代的思索說明了什麼？
站在曆史的時間軸上回望潘曉和魏祥，兩個個體在各自的時代裡踽踽獨行，他們通過自身的思索和實踐勾勒出的時代畫像迥然不同。
人生的軌迹超越不了時代的條件。潘曉沒有上過大學，卻渴求知識的潤澤；她沒有經過曆練，卻特别想擁有成熟的人生。而魏祥呢，雖然生于苦甲天下之地，但通過自身不懈努力叩響了清華之門；他不善言辭，卻在“讓人足夠相信”的教育氛圍中，“活成了讓人尊敬和崇拜的樣子”。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人都必須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生、創造曆史。青年，是标志時代最靈敏的晴雨表，這“靈敏”表現在潘曉身上，就是他的疑問本質上是青年人走出思想僵化迷信，對人生作出自己的獨立思考。正如1982年黨中央在給團十一大的祝詞中強調，“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的黨和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青年的覺悟和奮鬥”。而表現在魏祥身上，卻是以苦難孕堅韌、以大愛攜平凡的人生實踐演繹了新時代的榜樣力量。
人生的軌迹超越不了時代發展的階段。潘曉引發的人生觀大讨論，曾被比喻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初戀的愛也許是真摯的，但又往往是稚嫩的；初戀的情也許是急迫的，但又往往是短暫的。那個特殊的時代階段，讓潘曉陷入了“窄”與“寬”的人生之路的诘問中無法自拔；而在新時代裡，魏祥所做的，正是在實實在在的“奮鬥中摸爬滾打，體察世間冷暖、群眾憂樂、現實沖突，從中找到人生真谛、生命價值、事業方向”（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人生的軌迹超越不了時代對青年的引領。潘曉的迷茫實質上是時代的迷茫，在思想禁锢的迷霧尚未散盡的前夜，長于思索的青年們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思想的“真空”；然而對于今天的魏祥而言，時代為他提供了廣闊的奮鬥舞台，他也在這個舞台上實作了自我。習近平總書記在闡釋青年人思想修為時多次辯證地論述“大”與“小”的關系：所謂“大”者，就是謀劃時統攬大局，所謂“小”者，就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項任務、履行每一項職責中見精神。有道是把小事當成大事做，“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回顧殘疾青年魏祥勤于圓夢清華的過程，生動地說明了新時代的青年們那些所有敢于“有夢”的堅持、勇于“追夢”的奮鬥無不是在“大”與“小”的時代邏輯中完成的。
是時代的洪流，造就了每一代青年獨有的際遇和機緣；讓時代的畫像，永遠為我們每個人的青春韶華作證！
文/本報記者 雷嘉 蔣若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