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陳壽有問題的，記載于《晉書陳壽傳》裡。主要有2個故事，一是丁儀、丁廙兄弟都是魏國名人，按道理應當立傳。陳壽找2兄弟說，隻要給我1000斛米，就幫你們父親立傳。2兄弟家庭貧困，拿不出來1000斛米，陳壽也沒有寫相關傳記。
丁儀
二是說陳壽的父親是馬谡的參軍，由于街亭之敗馬谡被諸葛亮治罪，他的父親也受到了牽連，被處“髡刑”（剃頭發）。陳壽懷恨在心，在寫書時刻意貶低諸葛亮。例如：“奇謀為短”“無謀斷略”，此被認為“曲筆”“阿晉”“洩私憤”。
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的髡刑
要清楚的是，陳壽生于公元233——297年，《三國志》成書性質為現代史。《晉書》作者為唐代房玄齡，時間上差了300年，寫的是古代史。2書同列24史，都是官方所承認的正史。誰更可信？
房玄齡
《晉書》在記錄陳壽向2兄弟索賄這件事時，語氣并不确定。講的是“或雲”，即“有這麼個說法”，“據人說”。可信度存疑。既然丁儀、丁廙兄弟如此有名，會不會因為不列傳導緻重大事件的遺漏呢？也沒有。
晉書
可參照裴松之《三國志注》《資治通鑒》等其他文獻。關于2丁的記載，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無足輕重且品行很差。不給他們立傳是天經地義。清代《三國志考證》也有旁證，丁儀、丁廙不過右刺奸掾和黃門侍郎的小官，無寸尺之功。
黃門侍郎就是皇帝的近侍
還想立傳？确實該給你1000斛！陳壽不僅沒有抹黑諸葛亮，作為晉臣，在《三國志》中共為8人單獨立傳，除主公級别人物外，單列的僅僅諸葛亮和陸遜2人而已，給足了敵國丞相的面子，陳壽對諸葛亮的總評趨于褒揚，字數亦最多。
和帝王同檔次的丞相
超過劉備、劉禅、曹操、曹丕，謂之為“治世良才”。評價的語氣也是，孔明4出祁山而未建寸功，大概是其奇謀詭計不如治理國家的才能“吧”！乾隆在勘定《二十四史》時也将《三國志》納入，足見其史學價值的崇高地位。
乾隆欽定二十四史
《三國志》取材精煉，陳壽對史料進行了嚴格的考證、慎重的删選，對可信度不高的資料都予以廢除，不妄寫評論。這也是《三國志》全文僅有35萬餘字原因。但史料不足，出現順序颠倒、前後邏輯很難理順也是其特點。
古代史官
現在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研究三國皆以《三國志》為優先，凡是《三國志》寫的就引經據典，凡是《三國志》找不到的資料又排除在外，就顯得簡單粗暴了。這樣又會使曆史文獻範圍變得狹隘。殊不知，正史之外亦有古史。
三國志
比如，因為司馬遷、班固“紀傳體”史書的載體内容過于繁多，漢獻帝劉協就曾令史官重作“編年體”的《漢記三十篇》，作為正史的補充。《春秋》《左傳》《資治通鑒》包括《裴注》等均不在《二十四史》之列，我們仍然稱之為“編年體”史書。
各類曆史體例
最初兩部《後漢書》為東吳史官所記，長達百卷，被評為“書謬少信”。《後漢書》依然被列為《二十四史》之一。《四庫全書》一向就存在毀書、删文的弊端。對赤壁之戰描寫得不清不楚的紀傳體《三國志》，遠沒有編年體《資治通鑒》來得順暢。
資治通鑒
可見判斷史書優劣并不能以是否為正史來判斷價值。正史、古史兩種載體互為補充，正史裡面也良莠不齊、可信度不高的一類。此外雜史、野史、逸史等因為達不到标準，也被正史排除在外。
明代手抄野史
其實内容往往更豐富，視角更多面，多是博采衆家之長的大儒所著，也是正史的有益補充。比如衆所周知的《戰國策》就被24史排除在外。《魏晉世語》《典略》《建康實錄》僅僅是因為既不是“紀傳體”、又不是“編年體”就被歸為雜史一類。
戰國策
故此，正史、古史、雜史互相印證，互為補充才是立體了解古代史的正确途徑。裴松之就給我們立起了标杆，以《三國志》為核心，旁列正史、編年史、雜史、僞史、雜傳等内容，加以論辯，為我們搞清楚事情提供了空間。
裴松之
研究曆史也并非隻有死讀史書一條出路。例如，複旦大學在研究曹操墓時，就推翻了《三國志》中關于曹操有夏侯氏血統的說法。現代史學家也綜合考古拿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廣開言路、廣開門路、廣開才路，才有利于我們樹立科學的曆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