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丨帕慕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恐怖魔鬼
我認為，《群魔》是世界最偉大的小說。20歲時，我第一次讀到這本小說。我被驚呆了，震撼了，吓住了，同時，也深深地信服了。沒有一部小說對我的影響如此深刻，沒有一個故事讓我如此深入地了解到人類的靈魂——人對權力的欲望，人的寬容能力，人的自欺與欺人能力，人對信仰的愛、恨與渴求，人對神聖與世俗的沉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這一切是交雜在一起的，并且，他将這一切置于一個普通而又複雜的，關于政治、欺騙與死亡的故事中。這令我感到震撼！
難以說明的是，為什麼這部小說在我心裡喚起如此巨大的恐懼？我尤其被那個慘不忍睹的自殺場景（剪掉燈芯，陷入黑暗，從另一個房間觀看一切）和那個殺人犯（他因恐懼而滿腦子胡思亂想）的暴力驚吓到了。或許，讓我震驚的是，小說的主人公以飛快的速度在偉大的思考與渺小狹隘的生活、以及他身上的膽大妄為之間不停地轉換。是以，閱讀這部小說時，似乎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渺小的細節皆與偉大的思考相關，這種聯系帶我們走入一個充滿偏執與瘋狂的恐怖世界。那裡，所有偉大的思考、理想都彼此相關，人與人都彼此相連。這是隐藏在所有思想背後之真理的一張面具，也是一條通道。在這個世界之後，還存在另一個世界。在那裡，我們可以質問人的自由與上帝的存在。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塑造了一位主人公，他通過自殺去肯定這些偉大的思考——人的自由與上帝的存在。他的所作所為讓人終生難忘。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作家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将信仰、抽象概念與哲學沖突拟人化、戲劇化得如此完美。
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寫作《群魔》。那時，他58歲，住在歐洲（佛羅倫薩與德累斯頓），剛剛寫完并出版了《白癡》，正在寫另一部名為《永遠的丈夫》的作品。兩年前，為了避開債主安靜地寫作，他來到了歐洲。那時，他已經構思好了一部小說，是關于信仰和丢失信仰的(即無神論)，名為《大罪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虛無主義者滿懷怨恨（我們或者可以将這些人定義為半無政府主義者、半自由主義者），他正在寫的這部小說，譏諷了這些人對俄國傳統的輕視，對西方的狂熱膜拜和信仰的缺乏。不久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對這部小說有點失去興趣，并偶然卷入了一場對一樁政治殺人案（他從俄國報紙上得知了這一事件，也從他妻子的一個朋友那裡聽說了這一切）的攻擊之中。那一年，一個名為伊萬諾夫的大學生被他的四個朋友謀殺了，他被認為是一個警方卧底。這一内部互相殘殺的政治小組，由一個聰明絕頂、詭計多端、邪惡無比的涅恰耶夫——在小說中，斯特凡諾維奇·韋爾霍文斯基扮演這一角色——上司。在《群魔》中，和真實事件一樣，韋爾霍文斯基與他的朋友塔羅臣科、威爾金斯基、拉姆辛在一個公園裡，殺死了涉嫌告密的沙托夫,把屍體扔進了湖裡。
這個兇手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重新審視俄國虛無主義者、西化主義者的革命和烏托邦夢想，并發現了這些人對權力的一股強大欲望——它超越于我們的丈夫或妻子，超越于朋友超越于周圍的一切事物，甚至超越于整個世界之上。是以，在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左派分子時，我讀到了《群魔》我覺得這個故事寫的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俄國，而是那時的土耳其——這個國家深陷于一種暴力化的激進政治中難以自拔。那時，我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對我耳語，教給我靈魂的秘語，帶我走入一個激進主義者的社會：這些人為改變世界的夢想激動不已，但同時也被囚禁在一種秘密組織中，借革命之名欺騙他人，并以此為樂，詛咒、侮辱不說他們的語言、與他們思想不一緻的人。我記得，當時我問自己，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談論這本書中所揭示的真相？《群魔》的确談到了我們那個時代的許多東西，但在左派分子的圈子裡，這一切被漠視了。
我之是以感到害怕，還有一個個人原因。在涅恰耶夫案件發生一百年後，也即《群魔》出版百年之後，一樁相似的殺人案發生在了當時的土耳其——羅伯特學院。在我的同學也參與的一個革命政治小組裡（這個小組在一個聰明而又邪惡的“英雄”的鼓動下成立，之後，他就人間蒸發了），一個人被認為是叛徒，于是，他們殺了他，用一根棍子砸破了他的腦袋，把屍體塞進一個箱子裡，企圖乘一艘劃艇把屍體運過博斯普魯斯海，但卻被抓住了。“最危險的敵人是靠你最近的人，也就是說，是那個第一個離開的人。”這就是那個鼓動、驅使他們不顧一切成為罪犯的思想。因為我之前讀了《群魔》，是以，我可以在内心深處感受到這一切。多年後，我問一個曾經參與這一政治小組的朋友，是否讀過《群魔》？
在卡拉馬季諾夫這一冷酷的人物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營造了一種漫畫的效果。他的原型即是屠格涅夫。在生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屠格涅夫愛恨交加。讓陀思妥那夫斯基難以釋懷的是屠格涅夫是一個有錢的地主并支援虛無主義者和西化主義者，蔑視本土文化（至少,在陀翁看來是如此）。《群魔》在某種意義上是一部與《父與子》辯駁的小說。
我常把《群魔》看做這樣一部小說：它描寫了一群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之外，住在歐洲的邊緣，他們與自己的西方夢鬥争，備受懷疑上帝存在之痛苦的折磨。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一個無恥的、極力向人們掩飾的秘密。而《群魔》揭開了這一切。
《卡拉馬佐夫兄弟》
那一年我18歲，獨自一人坐在屋子裡，窗外是一片博斯普魯斯海。這是我第一次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的情景，現在依然曆曆在目。我讀到的是一個1940年的土耳其文譯本，就在我父親的書房裡，與康斯舊丁·哥耐特的著名英譯本放在一起。《卡拉馬佐夫兄弟》是我讀到的第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一書名獨特又有力，富于一種強烈的俄羅斯異域風味，召喚着我踏入它的世界。
《卡拉馬佐夫兄弟》，與所有偉大的小說一樣，給我一種快速而又充滿沖突的雙重影響。它讓我覺得，我在這個世界上不再孤獨，同時又讓我覺得，我是如此的無助，幾乎遠離了所有的人。之是以不孤獨，是因為我完全沉浸于小說的畫面與世界中，我覺得，小說中的所有偉大發現都是我的發現，源自于我自己的思考。之是以孤獨，是因為這本書也向我展露了控制那些暗影背後的規律，這一切從未有人談論過。我覺得，我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讀到此書的人。我想說的是，我讀了一本書，它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的一生從此改變，正如博爾赫斯所說的：“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平生第一次看見愛或大海——那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以及他的其他偉大小說中，到底向我吐露了什麼秘密？是不是我對上帝與信仰的渴求，雖然最後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相信了。是不是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一個魔鬼，他大聲咒罵、敵視着那些最深刻的信仰？抑或幸福不僅來自于深沉的情感、愛慕和主宰生命的偉大思想，也來自于與這些華麗的概念完全相反的東西——謙遜（那時的我天天思考着這一切）。是不是人類天生就是一種在希望與絕望、愛與恨、真實與想象之間不斷搖擺的動物，而且，這種搖擺比我想象的更頻繁、更不确定？是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摹老卡拉馬佐夫時所說的，人們即使在哭泣時也沒那麼虔誠，甚至他們身體上的另一些部分還在做着遊戲？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在年輕時候，就是獲得一個又一個驚人的發現。
對某些作家來說，世界是一個完全成熟之地，一個已完成的國度。像福樓拜、納博科夫這樣的作家，他們更關心的是這個世界的顔色、對稱陰影與半裸露的笑話，而非開掘出統治這個世界的基本法則與結構，他們更關心的是生命與世界的表面，或肌膚，而非生命與世界的法則。閱讀福樓拜與納博科夫的快樂，不在于發現作者的一個偉大思想，而在于觀賞他們對細節的關注程度和他們的叙事實驗。
但我想說，世界上還存在着另一群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能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們中最明晰、有趣的一個，因為他是這個群體中唯一的一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家來說，世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尚未完成的、有缺陷的地方。這個世界與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相像，它總是在不停變化着。于是，我們渴望走得更遠：了解統治這個世界的法則，找到我們身在何地——在那樣的一個角落，我們自己來決定什麼是對，什麼又是錯。但那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幾乎已經成為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極力探尋的，剛剛完成一半的那個世界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每當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感到如此的害怕——因為這些法則從未明晰過。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力開掘本土文化及其謙遜的傳統，對抗現代的神聖價值觀，如進取心、權力、戰争、發問和反抗的權利。《白癡》中的一些思想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表達得更為酣暢淋漓，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萬·卡拉馬佐夫之口告訴我們：聰明導向謙遜與罪惡，愚蠢走向純潔與堅定。第二次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我發現自己已不再跟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引導，去憎恨老卡拉馬佐夫。他粗俗的行為，對孩子的喜愛，沉溺于享樂中難以自拔，對說謊的嗜愛，這一切都讓我開懷一笑。因為我知道他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同時又很近。頗有意味的是，卡拉馬佐夫三兄弟在靈魂上也是三個兄弟。讀者會在他們之間進行抉擇、認同探讨、争論他們誰更好——最終，對每一個卡拉馬佐夫的争論變成了對生命本身的争論。
年輕時，我最喜歡阿遼沙。他内心的純潔，希望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找到善良的閃光點，努力了解他身邊發生的一切，這些皆與我體内的那個衛道士志同道合。但是，我體内的另一個靈魂——《白癡》中的梅什金公爵——告訴我，這種純潔太難抵達。是以，後來我發覺，伊萬這個癡迷于書籍與理論的獨裁者，離我的靈魂更近。在非西方的國家裡，有一群憤怒的年輕人，他們在書籍與思想中埋葬了道德化的自我。他們的身上都有一種殘酷的沉着，就像伊萬一樣。在《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一群政治密謀者進行了研究。在伊萬的身上我們仍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影子，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他們依舊統治着俄國：為了追求一個偉大的理想，人們願意走向任何極端，甚至不惜采用最為嚴厲的酷刑。然而伊萬依舊是一個卡拉馬佐夫兄弟。不管他有多麼憤怒、狂熱、極端，他對愛的渴望讓他遍體鱗傷，況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在他身上灌注了一種善意的同情，這讓他的負面效應減輕了。老大德米特裡，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主人公，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在觀察、思考他的原因。他過于世故，這一點倒是和他的父親很像，他和父親因争奪一個女人而起的鬥争讓他離現實更近，但同時也更容易被人遺忘。另一個兄弟，即那個當仆人的男孩、私生子斯梅爾加科夫，他讓我感到害怕。他兜售那個恐怖的想法（依他之見，我們每一個人的父親或許會有另一種生活與結局）也喚醒了中産階級對窮人的恐懼一一害怕被監視，評判，抑或詛咒。在殺人之後，他以誠實、無情、精準的邏輯評判了一切。這種行為讓人聯想到，有時，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可以通過智慧和直覺，最終掌控一切。
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正值他與政治文化的窘境搏鬥之時——這些東西糾纏了他一生。那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是俄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時，人們終于承認了這一點。年輕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一個西化的左翼自由主義者，但到晚年時他開始轉向泛斯拉夫主義，以至于最後開始贊美沙皇。沙皇在1861年解放了農奴——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樁心願（1849年沙皇也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為自己與這位沙皇家族建立了小小的關系而感到驕傲。1877-1878年，在泛斯拉夫主義的鼓動下，俄土戰争爆發。陀思妥耶夫斯基聽到這一消息後，跑到教堂裡，淚眼婆娑地為俄國人民祈禱（按照土耳其的慣例，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各種譯本中，這裡删去或置換了一些内容與詞語——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責土耳其人對戰争有一種狂熱）。70歲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了一個疲憊不堪的老人，天天收到衆多讀者與仰慕之士的來信，甚至赢得了他的敵人的尊敬。《卡拉馬佐夫兄弟》出版一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多年後，他的妻子回憶，他的丈夫如何堅持爬上四層樓梯，參加一個定期的文學聚會，他會累得筋疲力盡、氣喘籲籲，僅為填補上他那永不知足的驕傲：他一進門整個會場就變得鴉雀無聲了。盡管由肝病引起的黃疸時不時會爆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拒絕放棄寫作的快樂，他會寫到黎明，然後，抽一支煙、喝一杯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奇迹。在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的情況下，他寫出了至今最偉大的一部小說。沒有任何一部小說可以如此反反複複地出現于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沒有任何一部小說具有如此偉大的思想，沒有任何一部小說像這部小說一樣讓人刻骨銘心。小說與管弦音樂并稱西方文明中最偉大的藝術。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厭惡西方與歐洲,但卻寫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部小說，這真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土耳其當代最著名的小說家。西方文學評論家将他與馬塞爾·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論，稱他為當代歐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學家之一。1998年《我的名字叫紅》出版，該作品獲得2003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同時還赢得了法國文藝獎和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2006年，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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