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人心點燃”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文學的巅峰，1871-1881》，[美]約瑟夫·弗蘭克著，戴大洪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貝貝特，2022年3月版，1160頁，198.00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文學紀念碑”叢書（魏東主持）于2014年推出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最後一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巅峰，1871-1881》（原書名Dostoevsky: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1871 -1881，2002；戴大洪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煌煌五大卷、總共近四千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文學紀念碑”中那座最宏偉的碑，是文學與思想、理想與信仰之間最深邃的幽谷，其意義遠超出一般的文學翻譯出版項目。

想起來這是我為這套陀傳寫的第四篇書評了，讀一部人物傳記而寫了四篇書評，在我是從未有過的。在連續追着閱讀與寫作的過程中，也經常與夫人和兒子讨論。印象很深的是夫人談起以前讀《卡拉馬佐兄弟》，特别感動的是在結尾阿遼沙對一群孩子講的那番話；兒子則和我讨論弗蘭克的這套陀氏傳記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就是“終結者”，他自己也把弗蘭克這五大卷的英文原版買齊了。他說弗蘭克掌握資料的豐富與論述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從傳主生活所切入的文學分析、俄國社會史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恐怕都難以被超越。我談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是從車爾尼雪夫斯基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從政治和文學的角度經曆了對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六十年代人的認識與思考的過程，但是對于其間的思想争論與文學創作的關系認識還是很簡單。雖然自九十年代以來閱讀了不少關于蘇俄革命、思想和文學的論著，通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部偉大作品也早已确立了他作為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對他的文學創作與生活經曆及思想變化之間的複雜關系仍然是不甚了然，現在讀到弗蘭克這套堪稱博大精深的陀氏傳記算是遲來的補課。更重要的是，我在每一次閱讀這套陀氏傳記和寫書評的時候，我都要重複談到一個問題：曼德施塔姆夫人把俄國“知識分子”“全都在‘勝利者的統一意識形态’前繳械投降”的罪孽看作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棄絕”。（《曼德斯塔姆夫人回憶錄》，劉文飛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9月，28頁）這或許是我們必須繼續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由吧——或者說，不需要任何理由，永遠也不會忘記。

在七天裡四次排隊做核酸的間隙中寫完一篇“書記”、修訂完一篇五萬字論文，然後看完這部一千兩百多頁的陀傳第五卷，還要不時翻看手機上的戰争、疫情和所有牽動人心的資訊，而且是在南方4月的廣場上排隊，有時真的會出現幻覺。似乎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在我們的核酸隊伍中激烈争論起來，好像是關于對普希金的評價問題，還有從業人員不時走過來善意地提醒他們要保持一米距離。

由于寫到了最後一卷了，弗蘭克在“前言”中的一些論述頗有概括性。比如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人物，如果不懂得他們如何深受當時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态和各種問題的困擾，不懂得這些人物的心理與意識形态的複雜關系，就不可能讀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還要懂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那些問題提升到道德與哲學的高度，并且是以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和環境的俄羅斯方式呈現出來；在那些偉大的長篇小說集中表現了俄羅斯文化的各種問題，而且是以他的末世論觀點和救世主眼光改變了問題的形式。是以弗蘭克說實際上他是在寫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中心的經過濃縮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化史，并非虛言。他認為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遠見和卓識在當時引起的那些反應，我們要澄清其意義，而且這變得更加重要。

同時，第一章“引言”也帶有回顧性。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聚會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偶爾發言時“總是懷着強烈的義憤嚴厲譴責構成俄國社會秩序基礎的這種制度令人無法容忍的不公”，以後他終生不忘自己的這段經曆：聚會、被捕、監禁、假槍斃、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苦役營，通過痛苦的個人經曆，他發現了階級之間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鴻溝，發現具有個人自由意識的人性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以及發現認為可以依靠理性的力量控制并且支配人類生活的想法是多麼愚蠢。（9-10頁）1861年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廢除農奴制，從流放地歸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相信俄國沒有必要為本國的社會問題向歐洲尋求解決方案，他擔心的是以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和H.A.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六十年代激進主義對群眾的煽動會延緩甚至阻礙解放者沙皇正在進行的不僅涉及農奴而且涉及軍隊、司法系統以及政府其他部門的改革。1871年7月8日，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國外回到俄國首都那一天，對涅恰耶夫小組成員的公開審判正在進行，由米哈伊爾·巴枯甯或謝爾蓋·涅恰耶夫撰寫的充滿冷酷無情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和一些重要檔案向社會公布了。事件的起因是涅恰耶夫上司的一個秘密小組謀殺了該小組的一名成員，據說是擔心告密。對政治犯的審判通常都是秘密進行的，政府決定公開審理和公布這些檔案，目的是讓公衆看到激進分子為達到目的如何不擇手段和殘忍。結果是一方面辯護律師和一些被告在法庭上以自由和正義的名義發表的激動人心的演說，對青年學生産生了政府不願意看到的影響，另一方面涅恰耶夫的手段中各種陰險邪惡的細節也使人們産生極度的反感，就連那些贊同其目标的人也不例外。這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創作了《群魔》。

作者回顧這些是為了說明在1872年《群魔》完成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與藝術生涯開始進入新的階段，他發現俄國激進主義發生變化，願意承認基督教道德價值觀念的正當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七十年代的作品明顯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甚至使他與左派民粹主義者的短暫結盟，在他們的雜志《祖國紀事》上發表他的作品，并且将使他獲得了先知的地位。“以此我們開始了本卷的叙述，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令人吃驚的最後十年，不僅通過個人的成功，而且通過《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他的天才以藝術形式對使其一生備受折磨的所有焦慮的回應——他的人生達到了頂峰。”（16頁）

從思想傾向和政治立場上看，此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沖突，他對俄國君王制一直持維護的态度，支援亞曆山大二世的改革，認為無論在實行過程中有什麼缺陷，這些改革對于維持俄國内部的穩定至關重要。（49頁）“他被認為是一個盡管忠于沙皇但卻成功地超越了狹隘的派别争鬥的人；在七十年代，随着時間的流逝，當一度冷靜溫和、遠離政治的民粹派人士由于絕望轉向恐怖活動時，他試圖利用這種地位防止逐漸迫近他的國家的災難發生。”（111頁）他在擔任《公民》周刊主編的時候發表的專欄文章《作家日記》受到讀者歡迎，在這些專欄文章中他廣泛地讨論過各種社會問題，從農村、城市的貧困問題到家庭與兒童問題，從教會到司法機關的體制，從西歐到俄國的未來，使他成為引導公共輿論的意見分子。其中有些看法相當獨特，是他此期文學創作的重要思想來源。比如亞曆山大二世推行的陪審制度改革，使農民陪審員對許多即使被明确認定有罪的罪犯也會做出從輕處理甚至免于刑事處罰的裁定，有一種觀點認為這說明俄國群眾恥于運用他們獲得的權力，并且對這種作為禮物恩賜給他們的權力感到恐懼，而且認為“如果我們碰巧陷入同樣的處境，我們甚至可能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是以他們總是寬大為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感到這些看法令人感到“安慰”，但是他認為這種“環境論”違背了基督教的教義，而且會降低群眾的道德水準，是以堅持認為對犯罪行為予以懲罰。（122-125頁）這些思想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也展現出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決反對陪審團盡可能宣判案犯無罪的傾向，而要求實行“嚴厲的懲罰、監禁和苦役”；而作為《卡拉馬佐夫兄弟》基礎的法理思想，則是“犯罪的思想也應當與犯罪的行為一樣受到懲罰”。（954頁）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張嚴懲思想，這很值得研究。

在此期，不能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皇室的關系。當他聽說亞曆山大皇太子對他的《作家日記》感興趣的時候就非常高興，馬上寫信給皇太子解釋沒有從一開始就呈送刊物的原因，信中的一些話也很難聽：“俄國曆史所蘊含的巨大的時代能量已經煥發出難以想象的活力，把俄國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使他們可以了解以前無法了解的許多事情，并且使神聖的俄羅斯思想在我們的意識中比以前更加清晰鮮明。我對在大陸的大地上和大陸正直、非凡的人民中發生、出現的一切事情不能不全神貫注地做出反應……我[也]早就考慮和夢想有幸把我卑微的作品呈獻給殿下。”弗蘭克說他有充分的理由對羅曼諾夫王朝的皇室感恩戴德：尼古拉一世為他減刑并且恩準他保留公民權；亞曆山大二世準許晉升他為軍官的要求；三年前皇太子饋贈了錢幫他度過了一個困難時期。（317頁）1878年2月的某一天，亞曆山大二世的兩個小兒子的家庭教師以沙皇的名義來訪，邀請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的學生見面認識。弗蘭克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慨萬千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曾經被判決犯有反叛國家罪的罪犯和苦役犯人，現在以貴賓的身份受邀進入最高貴、最排外的宮廷，擔任俄國的未來最終将被托付給他們的那些人的導師和顧問！“他發現自己具有一種非常特别的身份，不僅年輕一代激進分子，而且還有統治家族的年輕成員，都把他當作值得重視的顧問。是以，如果他感到命運（或上帝）在俄國曆史的這一決定性時刻賦予他一項使命的話，那麼，他肯定也有充分客觀的理由相信，這一重大使命就應當落在他身上。的确，快速回顧他的一生我們可以清晰明确地發現，自從一八六〇年從西伯利亞歸來以後，他一直努力扮演的正是他現在所充當的角色——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與整個俄國社會之間的仲裁人和調解人。”（522-523頁）但是，秘密警察仍然把他當作一名前政治犯進行監視，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利用他現在結識的權勢人物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努力得到回應，保證不會再有問題，隻需要由他本人正式提出申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申請材料中寫道：“我通過成百上千頁的文章作品已經表明而且還在繼續表明我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我希望，這些信念和信仰不至于提供懷疑我的政治道德的理由。”他的名字終于從第三廳的被監視者名單上劃掉了，但是留給他的自由的時間隻剩下兩年了。（567頁）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俄國的政治鬥争越趨激烈，激進派的道德理想與犧牲精神越來越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1877年，政府三次把民粹派人士送上法庭，其中第二場審判被稱為“五十人”審判，它給激進派知識分子留下了特别深刻因而難以磨滅的印象。“保持着尊嚴的被告有力地證明他們不得不忍受難以忍受的拘押條件，這使越來越多具有人性并且受過教育的公民直接面對專制統治的殘酷現實。這場審判使公衆感到震驚的是，這些年輕人在接受審判之前被極其不公正地長期監禁，而使他們被判重刑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溫和的合法行為，甚至經常是慈善行為。”（343頁）更為感人的是，所謂“五十人審判”把那些年輕的女士為傳播社會主義的“福音”而甘願自我犧牲的行為公之于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絕沒有任何激進思想的詩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寫了一首題為《女囚徒》的詩，開頭是：“她是我的什麼人？——不是妻子，不是情人 / 她也不是我的女兒，/ 可是，她那該死的命運為什麼 / 讓我日夜牽挂？”（344-345頁）對于這些鬥争于犧牲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願望是影響那些經常被人們比作基督教早期殉道者的民粹派青年，使他們沿着阿遼沙的道路而不是他們自己的道路前行”。（345頁）

在政治與階級壓迫的恐怖社會中，“打人”常常成為一種奴役與反抗的象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一月号的《作家日記》生動地回憶了一件往事：當年他與父兄一起前往彼得堡，在途中一個驿站目睹了一名政府信使像例行公事一般揮拳猛擊他的農民馬車夫的後腦勺，而馬車夫則馬上揮鞭抽打他的馬匹。“這一令人憎惡的情景終生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為“它成為習慣性殘忍野蠻的俄國社會秩序的象征”。後來他想，如果有朝一日要創辦一個政治團體的話，一定要把這輛馬車刻在團體的徽章上，“作為一種象征和警示”。（365頁）

另外一件“打人“事件是激進女青年薇拉·紮蘇利奇聽說聖彼得堡市市長費奧多爾·特列波夫将軍竟然下令鞭笞一名拒絕在他面前脫帽的民粹派政治犯，于是她以正式求見為借口冷靜地走進将軍的辦公室并向他開槍，但是将軍隻受了一點輕傷。結果在對她的公開審判中，由于辯方提出詳細的證據證明鞭笞囚犯的殘酷無情，結果被告居然被判無罪釋放，“擠滿了政府高官和彼得堡上流社會顯貴的法庭裡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512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鞭笞囚犯深惡痛絕，是以對以牙還牙的紮蘇利奇抱有某種同情。但是他認為無論判決她有罪還是無罪，都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如果判決她有罪，她将成為殉道者；如果判決她無罪，她的行為将被賦予某種合法性，俄國的國家權威将是以受到損害。”後來的局勢也證明了他的擔心。她走出法庭後，歡慶的人群把她高高舉過肩頭，激進分子的歡慶引發了一場示威，以警察開槍打死一人死而告終。“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下，許多俄國人突然發現自己身陷忍受一個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的政權與訴諸暴力進行反抗之間左右為難。”（513頁）“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指責那些願意做出自我犧牲的血統純正的俄羅斯青年，他希望引導他們走上别的道路。”（515頁）順帶要說的是，所謂血統純正，也暴露了他的反猶思想和立場。

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極為關注社會政治問題，同時也把這些關注與思考與他的文學創作緊密聯系在一起，但是他也極力警惕和反對政治觀念對文藝創作的支配。在發表美術評論的文章中，他反對一些畫家呈現出的按照某種“思想傾向”創作繪畫作品的趨勢，反對“他們允許自己的靈感被激進的功利主義觀念所支配，把藝術首先當作為社會正義而鬥争的一種武器。……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堅持認為，盡管文學和藝術無疑扮演着某種重要的社會-文化角色，但是，使文學和藝術産生影響的最好辦法隻能是允許藝術家根據他們的才能完全自主地進行創作。否則的話，藝術家最終将穿上‘制服’……”他談到涅克拉索夫最近一首詩的某個細節：一個來到西伯利亞陪伴服刑的丈夫的妻子在他們相見時首先親吻丈夫戴着的鐐铐，在完成了這個表示公民抗議的姿态後才去擁抱他；這表明“我們這位公民詩人現在肯定正在把制服穿在身上”。（144頁）我覺得這個細節例子還可以讨論，但是他對于文藝“制服”的警惕和反對仍然不過時。他對青年作家提出的忠告是：“永遠不要出賣靈魂。……永遠不要因為稿費……而被迫寫作。”（565頁）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筆之作，他的“天鵝之歌”，是弗蘭克用作書名的“文學的巅峰”，這也是這部第五卷的核心主題。由于篇幅關系，在此無法繼續談這部小說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全書的末尾，阿遼沙對孩子們說的那番話可以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什麼是愛與善良的思想的最感人的表述，我甚至覺得是他的在天之靈看到今天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的惡人、那麼多底層互害的冷漠與暴行而對我們說的。阿遼沙的心靈裡仿佛被什麼東西強烈地震動着，面對一群孩子——他親切地叫他們“小鴿子們”，他嚴肅而莊重地說了一番話：“我們以後也許會成為惡人，甚至無力克制自己去做壞事，嘲笑人們所流的眼淚，取笑那些像柯裡亞剛才那樣喊出：‘我要為全人類受苦’的話的人們——也許我們要惡毒地嘲弄這些人。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我們怎樣壞，隻要一想到我們怎樣殡葬伊留莎，在他一生最後的幾天裡我們怎樣愛他，我們怎樣一塊兒親密地在這塊石頭旁邊談話，那麼就是我們中間最殘酷，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們将來會成為這樣的人的話，也總不敢在内心裡對于他在此刻曾經是那麼善良這一點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許正是這一個回憶，會阻止他做出最大的壞事，使他沉思一下，說道：‘是的，當時我是善良的，勇敢的，誠實的。’即使他要嘲笑自己，這也不要緊，人是時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東西的；這隻是因為輕浮淺薄；但是我要告訴你們，諸位，他剛一嘲笑，心裡就立刻會說：‘不，我這樣嘲笑是很壞的，因為這是不能嘲笑的呀！’”孩子們聽到這裡都很激動，也想說點什麼，但是忍住了，繼續聽阿遼沙說：“我說這話，是害怕我們将來會成為壞人，”阿遼沙繼續說，“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會成為壞人呢，諸位？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其次是以後永遠不要互相遺忘。這話我還要重複一下。諸位，我要對你們發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他……。”孩子們全部激動地用響亮的嗓子喊着“是的，是的，永遠的、永遠的！”阿遼沙繼續說：“孩子們，親愛的小朋友們，你們不要懼怕生活！在你做了一點好事、正直的事的時候，生活是多麼美好啊！”“是的，是的”，孩子們歡欣地附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4卷，《卡拉馬佐夫兄弟》（下），耿濟之譯，秦水、吳鈞燮校，人們文學出版社，2018年，916-918頁）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誡世人：即便是作惡的時候，也要在内心保持一點最後的良知，面對苦難中的婦孺下手不要那麼狠；不要以為時代的灰塵永遠不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即便不為自己打算，也要想到家人可能會受到的報應——在陀氏的小說中，個人與家庭、此生與彼世總是連接配接在一起。過去在一些文學評論中陀氏的這些思想會被看作“連篇累牍地向讀者進行他關于愛與善的說教”，但是在時代的灰塵蔽日的時候，這不是說教，而是最高的祈禱。當年俄國畫家伊·尼·克拉姆斯科伊在1881年2月14日寫給帕·米·特列季亞科夫的信中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個人的生活中都起過巨大的作用，隻要生活對于這人不是歡樂、而是深刻的悲劇的話。”他還說自己在讀《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時候，“好幾次恐懼地環顧四周，感到奇怪，一切居然還是老樣子，而且世界也沒有在自己的軸心上翻個過兒。似乎覺得：卡拉馬佐夫父子在佐西馬長老的修道室開過家庭會議之後，在‘宗教大法官’之後，人們還在照樣地掠奪他人，政界還在照樣地公開宣傳僞善，進階僧侶們還安之若素地照樣認為，基督的事業在自行其道，實際的生活也在自行其道——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簡直是預言性的、燙手的和啟示錄性的，它使人覺得再不能待在我們昨天待過的老地方了，再不能抱着我們的老感情，再不能除了可怕的末日審判以外淨是胡思亂想了。我說這話隻是想對您說，大概，像您我這樣的人絕不是個别現象。肯定有許多靈魂和心靈感到惶遽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我們的社會良心”。（同上，956頁）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歡的詩歌之一是普希金的《先知》，他經常大聲朗誦這首詩：“把海洋和大地統統走遍，/ 用我的語言把人心點燃。”他的确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