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牟宗三
牟宗三的心性哲學無法脫離“政治哲學”單獨存在。衆多的牟宗三研究者都指出了這一點。但是，牟宗三政治哲學的特殊地位至今并未得到足夠的考慮。占居着統治地位的觀點依然是：牟宗三的政治哲學不具獨立地位，不過是其心性哲學“自上而下”的演繹結果罷了，唯是“以學術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經濟”。
由此，牟宗三遭受了嚴厲的批評，同時也受到了高度的贊揚。
前者大端有三。一是說其傲慢、獨斷如同一位大教主，意欲高出侪輩，來上司一切，這既不科學也不民主。
二是說其隻有心性之學，以心性之學為中國文化神髓所在的特殊觀點并不合于儒學實際，以緻割裂了儒學内聖外王連續體的傳統，自我限制，空有道德心性的形上論說而遠離了人倫日用，對社會并不能産生實際影響。三是說其不但背離了儒學傳統，而且淪落為西方民主與法治拉拉隊中的一員。
後者堅稱這是“本于中國的内聖之學以解決外王問題”，大端亦有三。一是說其内聖學平章儒、釋、道三教義理系統，成專書通論，牟宗三是古今第一人。二是說其外王學貫徹顧、黃、王三大儒心願遺志，能開新途徑，當不作第二人想。三是說其以學問為生命，一生唯求融和會通中西，古今無兩。思廬edit
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攜手以兩個“定論”塑造出了同一個“牟宗三印象”。第一個“定論”是，牟宗三從一開始就在十分“哲學化”地思考問題，是以基本上是一個注重心性思辨的形而上學哲學家。第二個“定論”是，五十年代也曾十分注重社會政治經濟等形而下的問題，但這不過是“特殊遭遇”對他“哲學”思考的一度中斷。
這樣，一切形而下的問題隻能本中國形而上的内聖之學來解決，“攝事歸心”“以理生氣”，自上而下地顯出“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與價值”便成了“牟宗三印象”。這種“牟宗三印象”不但令人無力回應，毋甯說反而加強了上述批評的合理性。由此，牟宗三走下神壇，超越牟宗三也就成為了必然。
“自下而上”的牟宗三
不過，牟宗三的政治哲學除了有下行之路外，還有上行之路，即還具有由經濟現代化着手進至政治現代化，然後才可以要求文化現代化的“經驗主義”的面相，走着一條“經濟—政治—文化”的“自下而上”的上行之路。
從問題意識看，牟宗三強調，傳統中國政治已經全面陷落卻又籠制天下，社會已經全面落後，文化已經全面僵死，直可謂天崩地圮，斷港絕潢。處身此時此地，必須有一驚醒，有徹底檢討的意識，以期批抉症結，移除污習，蕩滌腥穢，自贖其罪，而後可能生希望心，走出絕境，對文化有正面的疏導。
這首先是從經驗現實出發，通過不斷學習進步，以保障群眾幸福生活，最終貞定住文化理想的上行之路。從方法論上看，牟宗三以批判哲學所分判的路數，即“從天道說下來”與“從人生說上去”那兩個來往的對立，把“既超越又内在”宇宙人生通而為一的中國文化“十字打開”，而視之為文化複興的必由之路。
這同樣首先是一條上行之路，不是以“聖人懷之”的方式直悟天道、呈現智的直覺，而是通過敞開感性知性、積累知識及漸修等，自下而上地凝聚出共識，講清楚道理，成為第一義，成為我們的時代使命。
就具體論述而言，“自下而上”的牟宗三從經濟問題開始。牟宗三認識到，“經濟組織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線”，馬克思唯物史觀即是“社會進化史的經濟解析”，其貢獻不容否認。
由此“托命線”和唯物史觀，牟宗三強調，“私有财産是人格尊嚴的一道防線”，而能夠溝通康德的法權思想與馬克思的自由實踐，讓共和國的強制力成為絕對指令，同時避免那種道德悲劇，即崇高的道德以其神聖尊嚴的外衣替代了法律的位置，掩藏了對民生的冷漠。
這樣，牟宗三從自由經濟開始，肯定了自由的“三态”即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獨體自由（包括“道德的自由”和“美的自由”），讓傳統意義上作為文化神廟裡至上的神的“理上的自由”（rational freedom）或“實體上的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第一次充實而有光輝。
最終，黑格爾的“國家是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的統一”的法哲學被牟宗三涵括在了“質的社會主義”概念下，社會主義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挽救”和“拘束”來進一步保障人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與文化權利，以實作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呈現和擴充人性的積極面相。
國家與心性的互相奠基
牟宗三的政治哲學具有雙線往複循環結構，一方面堅持對道德心性進行存在論奠基，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從經濟到政治再到心性的“生長”過程，另一方面堅持以道德心性範導人類存在，表現為人們所熟知的智的直覺首出庶物，“以學術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經濟”的“下貫”過程。
本體下貫的國家學雖然是“厚”的，卻是“虛說”，意在樹立神聖國家的理想以為範導。它的功能就是給出“最後的統一性根基”，在孔孟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及“儒門淡泊”的慘淡現實中，以其“神性”撕開一道口子，打開局面。其落實處隻在“自下而上”，經過衆多争鬥，一步一步地建立起神聖國家。這是經驗上升的“薄”的國家學，卑之無甚高論，卻是“實說”。
如果說“下行”的國家學的主人是“徹底唯心論”的牟宗三，那麼“上行”的國家學的主人就是“絕對經驗主義”的牟宗三。虛實相生，牟宗三兩種身份的交替，“自上而下”牟宗三的“流行”與“自下而上”牟宗三的“隐身”，并不隻是一種無可奈何，也不意味着儒家國家學的一無是處和全面衰落，而是有儒學的現代性命運在。
第一，就儒學傳統而言，個人的生命無非是個“懷之”的過程，本身自足，但今天衆人的生命廣泛涉及“辯之以相示”工作。牟宗三無法抵擋住“講道理”的誘惑，把道理講清楚的過程是澄清前提、劃定界限的“批判”，是一種理性的“模拟”與“推演”。
牟宗三認為，沒有這一步的工作，儒學傳統将自此沉淪以終，而無法躍然以起，是以不可不有徹底省悟。第二，我們處在一個要求解決衣食問題的時代，大家都向經濟、足食求生方面着眼，儒學不能不考慮自己接引群衆的方式方法。
如果沒有政策的自覺，隻知道在知性層面上講道理，說一方面要這樣，另一方面要那樣，這樣有這樣的道理，那樣有那樣的道理，那麼當你講清楚了，聽衆也都跑光了。在這時，要“覺”，就必須“高”，必須以超知性當頭棒喝的方式從習氣中超轉出來，獲得向上一機。
總之，牟宗三一方面确定了“文化大動脈”中的“終極關心”之“理”，另一方面緊切于經濟、政治現代化此一“現實關心”之“事”，兩者無法進一步“化約”，而隻能互相奠基，彼此支撐。
理事無礙，牟宗三政治哲學也就并非如通常所了解的那樣唯是“一心之朗現”，而是“下”與“上”、“卑”與“高”、“開”與“合”、“薄”與“厚”、“緯”與“經”等的回環圓舞。在這裡，經驗主義的路與唯理論的路構成了同一條路，上升之路與下貫之路的全體才是牟宗三“坎陷”的實指。
牟宗三政治哲學既是“保守的”，也是“激進的”，其貢獻和啟示至少有兩點：一是要求以現代國家為傳統心性奠基，實作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同時又以現代化的中國文化來引領當代國家建設；二是堅持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融通，同時經由馬克思主義對西方文明進行批判繼承。
而今後的牟宗三研究或将呈現出“上下其講”的态勢，“上講”者更“高圓”，“下講”者更“低平”。上講可究心德福一緻的圓善、合一說的美、天台圓教、存在之為存在等。下講則須集中讨論唯物史觀、财産、法權人格等。
上講側重讨論牟宗三合一論、存有論等，意在通過玄學的方法與形而上學的建構，闡發積極的價值觀念。下講注重分析牟宗三狹義的知識論、政治哲學等，強調安頓科學世界與世俗世界，證明儒家傳統依然是活的思想資源。兩者一體兩面，共同指向儒學現代轉化所極目的内聖外王一體的同一個世界，但在“辯以相示”的意義上還是可以清晰地區分開來的。
來源：《社會科學報社》
作者：陳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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