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牟宗三
牟宗三的心性哲学无法脱离“政治哲学”单独存在。众多的牟宗三研究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牟宗三政治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今并未得到足够的考虑。占居着统治地位的观点依然是：牟宗三的政治哲学不具独立地位，不过是其心性哲学“自上而下”的演绎结果罢了，唯是“以学术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经济”。
由此，牟宗三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受到了高度的赞扬。
前者大端有三。一是说其傲慢、独断如同一位大教主，意欲高出侪辈，来领导一切，这既不科学也不民主。
二是说其只有心性之学，以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神髓所在的特殊观点并不合于儒学实际，以致割裂了儒学内圣外王连续体的传统，自我限制，空有道德心性的形上论说而远离了人伦日用，对社会并不能产生实际影响。三是说其不但背离了儒学传统，而且沦落为西方民主与法治拉拉队中的一员。
后者坚称这是“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大端亦有三。一是说其内圣学平章儒、释、道三教义理系统，成专书通论，牟宗三是古今第一人。二是说其外王学贯彻顾、黄、王三大儒心愿遗志，能开新途径，当不作第二人想。三是说其以学问为生命，一生唯求融和会通中西，古今无两。思庐edit
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携手以两个“定论”塑造出了同一个“牟宗三印象”。第一个“定论”是，牟宗三从一开始就在十分“哲学化”地思考问题，因此基本上是一个注重心性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第二个“定论”是，五十年代也曾十分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形而下的问题，但这不过是“特殊遭遇”对他“哲学”思考的一度中断。
这样，一切形而下的问题只能本中国形而上的内圣之学来解决，“摄事归心”“以理生气”，自上而下地显出“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与价值”便成了“牟宗三印象”。这种“牟宗三印象”不但令人无力回应，毋宁说反而加强了上述批评的合理性。由此，牟宗三走下神坛，超越牟宗三也就成为了必然。
“自下而上”的牟宗三
不过，牟宗三的政治哲学除了有下行之路外，还有上行之路，即还具有由经济现代化着手进至政治现代化，然后才可以要求文化现代化的“经验主义”的面相，走着一条“经济—政治—文化”的“自下而上”的上行之路。
从问题意识看，牟宗三强调，传统中国政治已经全面陷落却又笼制天下，社会已经全面落后，文化已经全面僵死，直可谓天崩地圮，断港绝潢。处身此时此地，必须有一惊醒，有彻底反省的意识，以期批抉症结，移除污习，荡涤腥秽，自赎其罪，而后可能生希望心，走出绝境，对文化有正面的疏导。
这首先是从经验现实出发，通过不断学习进步，以保障民众幸福生活，最终贞定住文化理想的上行之路。从方法论上看，牟宗三以批判哲学所分判的路数，即“从天道说下来”与“从人生说上去”那两个来往的对立，把“既超越又内在”宇宙人生通而为一的中国文化“十字打开”，而视之为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这同样首先是一条上行之路，不是以“圣人怀之”的方式直悟天道、呈现智的直觉，而是通过敞开感性知性、积累知识及渐修等，自下而上地凝聚出共识，讲清楚道理，成为第一义，成为我们的时代使命。
就具体论述而言，“自下而上”的牟宗三从经济问题开始。牟宗三认识到，“经济组织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线”，马克思唯物史观即是“社会进化史的经济解析”，其贡献不容否认。
由此“托命线”和唯物史观，牟宗三强调，“私有财产是人格尊严的一道防线”，而能够沟通康德的法权思想与马克思的自由实践，让共和国的强制力成为绝对命令，同时避免那种道德悲剧，即崇高的道德以其神圣尊严的外衣替代了法律的位置，掩藏了对民生的冷漠。
这样，牟宗三从自由经济开始，肯定了自由的“三态”即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独体自由（包括“道德的自由”和“美的自由”），让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神庙里至上的神的“理上的自由”（rational freedom）或“实体上的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第一次充实而有光辉。
最终，黑格尔的“国家是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的法哲学被牟宗三涵括在了“质的社会主义”概念下，社会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挽救”和“拘束”来进一步保障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以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呈现和扩充人性的积极面相。
国家与心性的相互奠基
牟宗三的政治哲学具有双线往复循环结构，一方面坚持对道德心性进行存在论奠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心性的“生长”过程，另一方面坚持以道德心性范导人类存在，表现为人们所熟知的智的直觉首出庶物，“以学术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经济”的“下贯”过程。
本体下贯的国家学虽然是“厚”的，却是“虚说”，意在树立神圣国家的理想以为范导。它的功能就是给出“最后的统一性根基”，在孔孟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及“儒门淡泊”的惨淡现实中，以其“神性”撕开一道口子，打开局面。其落实处只在“自下而上”，经过众多争斗，一步一步地建立起神圣国家。这是经验上升的“薄”的国家学，卑之无甚高论，却是“实说”。
如果说“下行”的国家学的主人是“彻底唯心论”的牟宗三，那么“上行”的国家学的主人就是“绝对经验主义”的牟宗三。虚实相生，牟宗三两种身份的交替，“自上而下”牟宗三的“流行”与“自下而上”牟宗三的“隐身”，并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也不意味着儒家国家学的一无是处和全面衰落，而是有儒学的现代性命运在。
第一，就儒学传统而言，个人的生命无非是个“怀之”的过程，本身自足，但今天众人的生命广泛涉及“辩之以相示”工作。牟宗三无法抵挡住“讲道理”的诱惑，把道理讲清楚的过程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批判”，是一种理性的“模拟”与“推演”。
牟宗三认为，没有这一步的工作，儒学传统将自此沉沦以终，而无法跃然以起，所以不可不有彻底省悟。第二，我们处在一个要求解决衣食问题的时代，大家都向经济、足食求生方面着眼，儒学不能不考虑自己接引群众的方式方法。
如果没有策略的自觉，只知道在知性层面上讲道理，说一方面要这样，另一方面要那样，这样有这样的道理，那样有那样的道理，那么当你讲清楚了，听众也都跑光了。在这时，要“觉”，就必须“高”，必须以超知性当头棒喝的方式从习气中超转出来，获得向上一机。
总之，牟宗三一方面确定了“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之“理”，另一方面紧切于经济、政治现代化此一“现实关心”之“事”，两者无法进一步“化约”，而只能相互奠基，彼此支撑。
理事无碍，牟宗三政治哲学也就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唯是“一心之朗现”，而是“下”与“上”、“卑”与“高”、“开”与“合”、“薄”与“厚”、“纬”与“经”等的回环圆舞。在这里，经验主义的路与唯理论的路构成了同一条路，上升之路与下贯之路的全体才是牟宗三“坎陷”的实指。
牟宗三政治哲学既是“保守的”，也是“激进的”，其贡献和启示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求以现代国家为传统心性奠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同时又以现代化的中国文化来引领当代国家建设；二是坚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同时经由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继承。
而今后的牟宗三研究或将呈现出“上下其讲”的态势，“上讲”者更“高圆”，“下讲”者更“低平”。上讲可究心德福一致的圆善、合一说的美、天台圆教、存在之为存在等。下讲则须集中讨论唯物史观、财产、法权人格等。
上讲侧重讨论牟宗三合一论、存有论等，意在通过玄学的方法与形而上学的建构，阐发积极的价值观念。下讲注重分析牟宗三狭义的知识论、政治哲学等，强调安顿科学世界与世俗世界，证明儒家传统依然是活的思想资源。两者一体两面，共同指向儒学现代转化所极目的内圣外王一体的同一个世界，但在“辩以相示”的意义上还是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的。
来源：《社会科学报社》
作者：陈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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