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美國著名進步記者、作家，時年61歲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下簡稱“安娜”），第五次來到了中國，因為曆來對中國革命充滿興趣，是以她這次沖破萬難去到了延安，與解放區的戰士們同吃小米，同住窯洞，關系非常親密。
同是這次訪延，她人生中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并對他做了深入的個人專訪。期間，安娜有意無意提到了他的老對手蔣介石，本以為毛主席會不願意聊，沒想到他非常慷慨，不僅樂意聊，還聊得非常透徹，從頭到尾講述了他早年與蔣介石的三次見面，涉及到不少知名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以及他對老對手蔣介石的一些私人看法，這些都是很珍貴的史料，後來，安娜據此寫成了一部著作《中國人征服了中國》。
下面就根據安娜的這次采訪，詳細回述毛主席與蔣介石早年的三次見面（重慶談判之前），以及毛主席對“中山艦事件”、對蔣介石的犀利個人點評。
這三次見面的時間分别是：1924年1月，1926年1月，1926年5月，之後的将近20年時間裡，他們沒有再見過一面，直到1945年8月的重慶談判才重新相見。
▲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在延安楊家嶺窯洞前接受安娜的采訪，并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4">一、泛泛之交</h1>
毛主席與蔣介石的人生中第一次見面，是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年毛主席31歲，蔣介石37歲，這一次見面用四個字形容就是：泛泛之交。
當時在大會上，一共有165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其中第39号席位上坐着湖南代表毛主席，當時他的身份很特殊，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産黨員，而且都是很關鍵的職位，是以在這次會議上，他很受孫中山重視，坐的位置很靠前，他本人也是非常積極地多次站起來發言。
▲1924年國民黨一大會場照片
而與此同時，蔣介石其實也坐在會場裡，不過他不是代表，僅僅是列席會議，當時他在國民黨内沒什麼職務，僅僅相當于孫中山的侍衛長。他在整個大會期間都非常沉默，隻有在第四天孫中山宣布成立黃埔軍校的時候，才正式在大衆視野中短暫亮相，他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的校長，其他時間蔣介石一直都很默默聽着其他人發言。
▲1924年的蔣介石（左），座位上是孫中山
大會結束後，毛主席高票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被孫中山委以重任，派到了上海工作，身兼多職，舉足輕重。
而蔣介石當時隻是黃埔軍校的校長，黨内職務和地位要遠遜色于毛主席，大會結束後他默默回去了甯波溪口老家。
整個大會期間，因為職務不同，家鄉不同，信仰不同，他們隻是泛泛之交，萍水相逢，幾乎沒有産生任何深入交往，并且，當時毛主席的湘潭口音很重，蔣介石的甯波口音也很重，事後回想兩人即便交流，可能一開始也不大容易互相聽懂。
就這樣，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匆匆結束了，當時估計誰沒有料到，這個偉岸的湖南人和英氣的浙江人，日後會成為一輩子的對手，還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曆史程序。
▲1924年的毛澤東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2">二、“今非昔比”</h1>
“我和蔣介石再次見面時，他已經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貴了，而我呢？在趙恒錫部隊的追捕下，由湖南逃到了廣州。”在安娜的追問下，毛主席又回憶起了自己與蔣介石的第二次見面，那是1926年初。
“你不是在上海嗎，怎麼能從湖南逃到廣州呢？”安娜有些詫異，因為按照毛主席前面講述，他自1924年初“一大”結束後，就被派到了上海工作，但安娜不知道的是，毛主席當年末就被迫“逃離”了上海。
發現了安娜的疑問，毛主席遂補充講述了自己在上海當秘書的日子，這是一段非常難熬的、兩頭都吃力不讨好的難忘經曆，不僅精神上備受折磨，身體上更是因勞累而病倒了。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前的石凳上，接受了安娜的專訪。
毛主席對安娜解釋說：“我在上海不僅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秘書，同時也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這秘書可不好當，不論在國民黨裡，還是在共産黨内，我這個秘書當得都很艱難，國民黨方面說我是‘跨黨分子’、‘毛頭小子’，排擠我；共産黨方面，我和陳獨秀發生分歧，而他的‘家長’作風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心情極為不佳，夜不能寐，便産生了思鄉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開四大前夕，我以‘養病’為理由，回到了湖南。”
斯特朗這才明白過來，遂追問說：“中共四大你當選了嗎？”毛主席笑說：“中共四大，毛澤東名落孫山之外，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兼任中央組織部主任，這位‘家長’的權更大了！”
“蔣介石呢？”安娜急問。
“蔣介石這時候可神氣啦，他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仍然國共合作，請共産黨員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毛主席笑着回憶。
▲蔣介石
事實上自第一次見面後，毛主席主要活躍在政治領域，而蔣介石則通過黃埔軍校，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軍事将領，并于1925年7月8日，在黃埔軍校校軍擴大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後，親自出任了軍長，展現出了極強的軍事指揮才能。
同年10月1日，蔣介石率領東征大軍出師，10月14日首戰告捷，到11月底一舉蕩平了陳炯明的部隊，東征大獲全勝，蔣介石班師回羊城後，聲名大振，成了衆人眼中的“東征英雄”，是以到1926年1月4日，毛主席與蔣介石第二次見面的時候，确實已經是“今非昔比”了。
在當時的國民黨二大會議上，毛澤東依然坐在代表席上，而蔣介石卻坐到了主席台上，大會期間，他帶着“東征英雄”光環，趾高氣揚地向大會做了關于軍事情況的報告，并躊躇滿志地放出豪言：“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既不難統一中國！”
▲1926年北伐時的蔣介石
國民黨二大結束後，毛澤東依然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而蔣介石以最高票數當選了中央執委，似乎掌握了國民黨的軍事大權。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3">三、中山艦事件</h1>
聽到毛澤東講述與蔣介石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安娜滿懷好奇地追問：“這時候，你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有無察覺？”
毛主席沒有回避：“有察覺，我預感到要出事了，并發現中山艦和寶壁艦向黃埔駛去時，問李之龍是誰的指令？李之龍說是蔣校長的指令。我同時發現蔣介石掌握的第一軍各部，幾天來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這些異常情況報告給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要他注意蔣介石的這些異常動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他答複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隻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
▲中山艦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些預感，都是非常準确的，不久後蔣介石一手策劃并實施了“中山艦事件”，這是他繼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第一次公開的大規模的“反共”行動，後來他就再也沒有“回頭”了。
1926年3月20日黎明，蔣介石秘密指揮荷槍實彈的士兵，趁着黎明的黑暗，逮捕了李之龍，占領了海軍局，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了勞工糾察隊的武裝，同時軟禁了周恩來，監禁了蘇聯顧問團駐地，還以保護為名包圍了汪精衛住宅，整個廣州市實行了戒嚴。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爆發了。
事情爆發後，毛澤東早有防備，他立刻找到陳延年，建議把廣州的所有國民黨中央執委、監委委員們，秘密集中在肇慶的葉挺獨立團，同時要開會通電讨蔣，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在政治上和輿論上對蔣介石進行施壓，絕不能輕饒這次行動，否則日後必然得寸進尺。
這是很好的建議，也許毛澤東當時已經預感到蔣介石的野心遠不止于此，蔣介石表面上支援國共合作，但實際上對共産黨員沒有好感，他想要的是全面的高度集權，而共産黨員就是當時他面臨的最大“絆腳石”。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婚禮，蔣宋聯姻後，對蔣介石在政壇上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不過無奈的是，毛澤東的這些建議最後都沒有被采納，雖然當時他進行了激烈的争辯，但都無濟于事。
說到這裡，毛主席感慨萬千地對安娜說，“通過此次事件後，蔣介石相當于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龍打擊了共産黨；第二，汪精衛出走，蔣介石掌握了黨政軍大權；第三，威逼蘇聯軍事顧問回國，蘇聯表示同意。”
“蔣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鋒芒，他一舉成功了。”毛主席歎息說。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9">四、分道揚镳</h1>
其實在“中山艦事件”後僅2個月，1926年5月15日，毛澤東與蔣介石就再次見面了，那是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這也是他們重慶談判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當時毛澤東作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了會議，坐在下邊很不顯眼的地方，而蔣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成為這次會議的主持者，這幾乎意味着他成為了國民黨的領袖。
5月20日，毛主席以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身份，向大會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之後他立馬就辭去了這個職務，然後将大量的精力用在了農民革命運動的調查研究上。
他在1927年初走訪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城，并在當年8月寫作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調查報告之一，直接促使他徹底認清了農民運動對中國革命的獨特重要位置，并在當年9月發出了最猛烈的高呼：“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備受國内外好評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而與此同時， 蔣介石則開始了對共産黨員的殘酷謀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殺害了大量的無辜的共産黨員和人民群衆，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宣告失敗。
講完這些後，毛主席似乎再也坐不住了，他鄭重其事地站起身來，在院子裡來回走了幾步，然後聲如洪鐘地對安娜說：“蔣介石說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個太陽給他看看。”
他說：“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所謂“天無二日”，必須是建立在一個重要基礎上，那就是人民擁護這個太陽，而當這個太陽不受人民擁護的時候，升得再高，也終将會被人民“射”下來。
當時正是國共内戰初期，解放軍面臨着極大的壓力，不僅人數上落後，武器裝備上更是比不上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怎麼辦呢？兩個字：民心。他說：“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是以，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事實證明，他的論斷是正确的，面對蔣介石，毛主席似乎越是處于劣勢，越是顯得淩雲壯志，這樣一種必勝的信念，最終支撐着中國人迎來了新的光明的太陽。